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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康熙朝的珐琅器礼物与皇权

更新时间:2020-11-03 07:54:25
作者: 常建华  

   摘    要:

   中国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内制珐琅日用器物,当是铜胎掐丝珐琅器。康熙朝工匠借鉴西洋方法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降朱批奏折中有关珐琅的记载较多,广州已烧造带有珐琅的时辰表、鼻烟壶等仿西洋物件,内廷也研制出珐琅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后弃用“法蓝”译名,改为“法琅”或“法瑯”。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万寿盛典初集》记载皇室成员进献的礼物,可见皇四子胤禛进献珐琅器物颇费心思。康熙帝赏赐宠臣画珐琅鼻烟壶、瓷碗、水盛、砚台盒、圆香盒,被大臣视为宝物,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奉为家传宝物,表示报恩效忠。清廷制成画珐琅高档奢侈品,成为皇权神圣的象征。

   关键词:画珐琅; 造办处; 《万寿盛典初集》; 鼻烟壶; 杨琳;

  

   “珐琅釉是一种低温烧成的以硼酸为助熔碱剂的矽盐玻璃料,这种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质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如金、钴、锑等)呈色剂后形成不同的颜色,加入砷的氧化物有不透明的乳浊作用,这种装饰于器物表面的釉质物质称为珐琅。”1故 宫博物院珍藏的康熙款画珐琅器,是我国较早的画珐琅器,关于其制作的技术来源,1960年朱家溍先生就论述了明清时期的铜掐丝珐琅和铜胎画珐琅问题,指出铜掐丝珐琅工艺在明代已经大量制造,嘉靖、万历时期的作品甚多。清朝宫廷专门设“作”制作珐琅器物,广东是清代制作铜胎画珐琅的地区之一,特别是他注意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初二日曹寅档案的朱批奏折提到曹家办理“珐琅瓷器”差事,提出“江宁”或附近苏州、扬州在当时是铜胎画珐琅产地

   之一。2

   20世纪80年代,有关清朝画珐琅问题的专门研究兴起。杨伯达先生对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款画珐琅器经过认真整理、对比,从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进行探究,他提出:“我国画珐琅有很大可能是产生于康熙时代,而不是明代。清朝第一代画珐琅匠师可能是由掐丝珐琅、料器、彩绘瓷等工匠们转业来的。运用烧制掐丝珐琅、料器或粉彩瓷器的经验,用本国珐琅原料创制成功了中国画珐琅。至于追求并模仿欧洲画珐琅的艺术则是远远以后的事情了。”3吕坚先生举出广东地方大员杨琳分别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九月二十八日、五十八年(1719)六月二十四日上两件宫中朱批奏折,4继续证明杨伯达先生的观点。他指出:广东素系我国历史上珐琅器产地之一;康熙时,西方珐琅、画珐琅的制品及原料,如珐琅表、珐琅铜画片、洋珐琅料也已传入我国沿海地区;康熙五十八年,法国画珐琅艺人陈忠信(Jean Baptise Simon Gravereau, 1690—1762)来到我国。这两件档案虽然未能解决早期我国自己创制画珐琅的问题,却说明了西方画珐琅对我国的传入及影响。5朱家溍先生进一步论证康熙帝颁发给江宁织造曹谕旨提到的“瓷器珐琅”指出“曹家经手办理过烧造珐琅”6。张临生女士从工艺的角度对清宫画珐琅进行了系统研究。7

   近十多年出现了一些更具综合性的后续研究。施静菲女士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清宫画珐琅工艺在康熙朝的建立;清宫画珐琅中国、西洋因素的演变脉络,画珐琅在清宫发展的契机与可能的驱动力。8周思中先生探讨了康熙朝画珐琅的创烧、色地风格等,9许晓东从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讨论了康熙帝的推动作用。10这些研究在资料方面更加注重使用康熙朝朱批奏折。

   我们知道,研究清宫造办处的活动,《活计档》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由于《活计档》始于雍正朝,研究康熙朝则无《活计档》可利用。因此,康熙朝朱批奏折君臣互动的记载中涉及宫廷与地方有关器物造办的史料,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由于研究珐琅问题的学者多非历史学专业,对于康熙朝朱批奏折的利用有一定局限性,在对康熙朝满汉文朱批奏折的使用方面,还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间。此外,以往研究在立意方面,多是立足于从器物的物质文化及中外交流的角度出发,比较缺乏清史的立场。笔者拟进一步搜集奏折及其他文献资料,结合现存画珐琅实物,从清朝皇权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康熙朝的画珐琅问题,除了探讨画珐琅的制作外,还考察康熙朝大臣进献的珐琅器物、皇帝赏赐大臣的画珐琅器物,增进对清朝君臣关系与统治方式的认识,对以往研究加以补充与完善。

  

   一华洋结合:画珐琅器物的制作

   事实上,“法蓝”“法瑯”“琺瑯”的文献记载明清之际已有。11如晚明苏州人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卷五谈到书画的画轴时,认为轴头不可用“法蓝”等制作,以免俗。12明清之际安徽桐城人方以智(1611—1671)撰《物理小识》,讲到受外国影响,金银器可以镶嵌珐琅:“金银皆有镶嵌累丝、琺瑯,因拂菻之法也。”13同时代的京师人孙承泽(1592—1676)说京师元(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贾易,谓之内市。集中了奇珍异宝,其中有“景泰御前作房之琺瑯”14。他还讲到“琺瑯”来源于外国:“大食国器以铜骨为身,起线填五采药料烧成,俗谓法瑯是也。”15山东淄博人孙廷铨(1613—1674)《颜山杂记》说山东博山生产琉璃,能装饰“琺瑯”,所谓:“玛瑙者,琺瑯点之。”16

   康熙帝对于珐琅的兴趣,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赏赐大臣的物品中已经表现出来。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九日,召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徐乾学、学士张英、侍读学士高士奇、编修杜讷五人,赐食西苑秋云亭,“遣中使就赐御书及内制法瑯涂金垆瓶、匙箸、香合各一”17。文中的“内制”当指宫廷养心殿造办处作坊所制,该造办处至迟于康熙十五年(1676)已经设立。18说明此时宫中已能制作珐琅器。在康熙二十年(1681)已经能制作小件日用品,这些物件可能是铜胎掐丝珐琅。这一记载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法瑯涂金垆瓶、匙箸、香合”实为晚明士大夫流行的“瓶炉三事”之物。我们略作说明:《遵生八笺》是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钱塘人高濂所著,书中的《燕闲清赏笺》有“论宣铜倭铜炉瓶器皿”19。炉瓶是焚香的重要用具。他还列举了“焚香七要”:香炉、香盒、炉灰、香炭墼、隔火砂片、灵灰、匙箸。首列香炉、香盒,与瓶构成重要的焚香器具。“匙箸”条讲:“匙箸惟南都白铜制者适用,制佳。瓶用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箸下重不仆,似得用耳。”20足见箸瓶在香事中的重要性。《遵生八笺》对晚明士大夫影响很大,文震亨所撰《长物志》是晚明讲述士大夫追求高雅生活方式的重要作品,其中“箸瓶”条称:“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箸下重不仆,铜者不入品。”21对高濂有所回应。还谈到室中“置炉”“置瓶”,“置炉”条谓:“于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炉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饼之类;箸瓶一。”22箸瓶、香盒与炉恰好是“瓶炉三事”。晚明的上述香事风气为清人上流社会发扬光大,康熙帝赏赐近侍重臣士大夫“内制法瑯涂金垆瓶、匙箸、香合各一”,表明已深谙晚明以来士大夫的生活好尚,投其所好,拉近了君臣距离,显示出康熙帝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器物的追随与达到的境界。

   康熙时期烧造成功珐琅彩,其中借鉴了西洋的方法。康熙二十六年(1687)受法国路易十四宠爱的传教士福脱尼(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从北京发信,请求从法国运来里摩日的珐琅手工艺品。过了几年,法国商船就如约地把珐琅工艺品运到广州,接着又从广州流传到清朝宫廷,引起康熙帝的强烈兴趣。23

   关于清宫瓷胎画珐琅创烧的时间,有康熙二十年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四十五年(1706)后、康熙晚年五种看法,24有学者指出,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派遣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前往凡尔赛宫,使命之一就是寻求珐琅艺术家和科学家到中国,同年清宫造办处扩大编制,正式成立十四处作坊,其中应包含珐琅作坊。康熙三十五年北京设立玻璃厂,隶属造办处,有可能在玻璃厂进行了画珐琅实验。玻璃胎画珐琅烧成应该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之后至四十五年之前,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可能清宫真正初步烧成金属胎或瓷胎画珐琅。25“另外有1711—1716年之间的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提到,康熙对中国工匠的画珐琅制品并不满意,命臣下把奉旨生产的玻璃器和画珐琅器皿放到养心殿,并常常召见传教士到养心殿,询问那些中国工匠是否已经掌握了欧洲的画珐琅技术。”26有学者认为,瓷胎画珐琅的研制和烧造时间最有可能在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1722)这七年之间。27就现存的康熙朝朱批奏折而言,有关珐琅器的记载的确是在康熙五十五年以后出现得较多。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报:“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呈验事。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令其制造法蓝金钮,欲连人进呈内廷效力。值乌林大李秉忠奉差到粤,令其试验伎艺可取,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猷二人,随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二个、钮子八十颗,合先呈验。”28说明广州得风气之先,已掌握烧时辰表、鼻烟壶等西洋物件,珐琅这种技艺应是从西洋学习的。

   同年九月初八日,广西巡抚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元龙家人张文自热河回粤,带回皇上恩赐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八角盒砚、水丞、圆香盒各一件。陈元龙奏报:“又接臣侄臣陈邦彦家信内称,恩赐法琅宝器四种,并非内府工匠所造,乃经圣心指授,从格物致知之理,推求原本,烧炼而成……谨考法琅,古所未有。明景泰时始创为之,然其色凝滞其质笨重,殊不足贵。迩年始有洋法琅器皿,略觉生动,西洋人夸示珍奇,以为中国之人虽有智巧,不能仿佛。乃我皇上于万几之暇,格其理、悟其原,亲加指示,熔炼成器,光辉灿烂,制作精工,遂远胜洋法琅百倍。”29说明康熙帝在考察“洋法琅器皿”基础上研制出珐琅器,臣下赞誉新的珐琅器不仅超过前朝,而且远胜西洋。当时宫中的传教士见证了烧制珐琅的活动,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写信回国说:“康熙皇帝对我们欧洲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彩绘的新技法着了迷,想尽办法要将画珐琅的技术引进到他早已为此目的在宫中设立的作坊中,由过去瓷器上用来施彩的颜料,以及他设法得到的几件欧洲珐琅器,制作画珐琅这件事变得可行,为了也要有欧洲的画匠,他指派我和郎世宁(1715年抵达澳门)用珐琅彩料来彩绘,然而我们两个考虑到可能要和一群腐败的人从早到晚在宫中作坊中相处,就觉得无可忍受,就推脱说我们从来未曾学过此项艺术,但即使如此,在命令的强迫下,我们只好遵从,一直画到本月的31日,在我们从未学习此项艺术的前提下,我们毅然下定决心,永远也不想习得此项艺术,我们故意画得很差,当皇帝看到我们的作品时,说‘够了',我们因此从被奴役的状态下得到解脱。”30可见康熙朝内廷烧制珐琅器参照了宫中的西洋珐琅器。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帝在两广总督杨琳、广东巡抚杨宗仁送往京师法兰西会烧画珐琅技艺的陈忠信奏折上朱批:“会法瑯者不及大内,所造还可以学得。”31进一步证明康熙帝“学得”西洋所造珐琅器,而宫中传教士所造珐琅器尚不及康熙帝造的,但不管怎么说,康熙朝珐琅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西洋的“画珐琅”,中文又称“洋瓷”“广珐琅”,“广珐琅”一词充分说明珐琅与广州的关系,广州是著名的珐琅生产地。

关于曹家经手办理过烧造珐琅问题,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江宁织造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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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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