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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刍议

更新时间:2020-11-02 22:27:34
作者: 杨开煌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从“学术层面”反省“后殖民”现象,是反省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态的预先性、基础性工作。如果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不能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典范,则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这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二、中国特色政治的认识

   当代社会科学学术知识中国化的问题,在台湾最早始于七十年代如杨国枢、文崇一、韦政通、胡佛等教授,他们在1982出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后来像黄光国、朱云汉、石之瑜等教授则进一步继续致力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也都呈现了丰富而相当不错的成果。但是一方面是台湾当前的客观条件,局限了他们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台湾的氛围阻碍了学术社群的发展,是以反省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建立也更不容易。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政治学领域,因为“政治”本身的敏感性,也使得其在中国化的努力方面更加曲折。例如武汉大学的申建林教授批判说:“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他认为“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这些批判都有其现实意义,不过他建议“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则令人费解。④依其看法,政治学没有西化和本土化之别,那么西方的政治学就完全适用于中国?虽然也是一家之言,然而,批判和反省的层次似乎仍停在“五四时代”。所幸中国政治学起步虽晚,但外在的配合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发展十分明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认为“在引介、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已经发生,突出表现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堪与西方对话的成就”。⑤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在观察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时,提出必须“突破与超越”,他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⑥

   事实上,最有可能发展出与现今政治学平等对话的就是中国政治学。然而迄今为止,反思之作还是多于创新之作,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学界受困于西方的学科分类的影响,较少作出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如果有也多半是社会学科之问,如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然而讨论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学理当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学科跨科际的交流,才能真正发现属于民族的需要、属于民族的智慧、属于民族的知识及属于民族的实践,以民族为园地、以民族为养分、以科学为方法去灌溉我们的民族政治,才能绽开出长久坚实的中国政治学。中国的朝廷政治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上古代的分封建国的治理设计,或是其后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地方的郡县,以致其后省、州、道都是统一帝国的制度安排;而至领导人的培养,官吏的考选、任用、考核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经验。借用汤玛斯孔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1996年)的典范(paradigm)概念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的一切努力,主要以“行政”为典范,追求“国泰民安”的幸福之政,“长治久安”的治理之道。由是延伸出“民本之治”、“治理之方”及“长治之道”三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民本之治:毫无疑问“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主要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君、臣、民三者应然的关系安排,虽然传统中国“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从君的角度去解释,但是君欲保权享有江山,就必须保民安康,护民如子;中国最早的经典尚书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孟子正告君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换言之,没有人民,人民不忠于君,君也不成其为君。在中国,“君”是受命于天以养民,臣受命于君以牧民,而民遂行天意而忠君,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架构,不是单向的、片面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辩证地合作关系”。当然君不可能一人所能独治,必须选拔“臣”(即官吏)以牧民,而“臣”的要求,一方面是忠君,另一方面是爱民,但从保有君主的江山来看,两者又是辩证地统一,当然其中也出现弊病,但所谓盛世之治,二者是统一的;一般而言,忠于君是本分,也比较容易,而爱其民则比较不易,因为君是荣华富贵之源;所以古来“官箴”强调“爱民”,南宋吕本刻印的《官箴》,开篇就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宋太宗赵匡鉴广政四年(941年)亲撰的《颁令箴》中摘取16字官箴的《戒石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孟子认为“官”必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民本思想”虽是从君主的角度思考为起点,以保有统治权为目的,对官员的要求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目的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维护,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也是以“民本思想”来评价朝代的优劣。从西方政治学来看“民本思想”的缺失是没有思考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相对于民选政治的国家,领导者的权力来自人民选举,所以祇要在选前可以说服人民、讨好人民就可以获得权力,而公务员依法晋用,奉公守法,依法行事,没有也毋需要服务人民,或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意识,因为西方社会视政治为必要之恶,所以政府是管事越少越好,中西之间不同的政治思考方式,形成了社会对政府不同的期待。这种意识下建立的政府在平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放在重大事故面前,政府的能力表现,就会出现麻烦,自然更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从“新冠疫情”的因应来看,民主国家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灾难,尤其是美国的疫情治理与其国家形象的强烈反差,所显示的就不仅仅是制度的差异,更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不同。然而立足在“新冠疫情”这种灾害具有世界性的危机,一国之不治即是全球之不治,所以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确实必须政治调整,必须政治改革,否则危害的不仅仅是有疫情国家而是世界。民主政治如何吸收民本思想政治理念,以便在权力“合法性”设计之外,提升政府的主动为人民服务意识,取得人民对政府信任,应该是民主制度必须改革的方向。

   第二、“治理”之方:此处所谓的“治理”是中国人所说的“治国理政”之意,换言之,把国家统治得很安全,把政治管理得很清明;国家安全是人民生存的基本要件,政治清明人民生活才能有发展,这是历朝历代中国的帝王“治国理政”的目标。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人民“安全”不受任何的威胁,传统中国是以职业军人保家卫国,以经济、文化换取国家的安全;新世纪以来,由于国际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对国家内国民生存的安全威胁,就常常来自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如动物界的疾病、全球气候变迁、重大的生态灾难、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多元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略、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信息安全以及目前正在蔓延的各种流行病毒等,被称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而且在很大机率上其特征表现为“突发性重大事故”,于是国家在“生存”方面的能力考验也日趋复杂、严峻,所以习近平提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假如一个政府不能提供国民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自然谈不上生活的幸福与否的问题,从世界面临的变局而言,各国政府的应变能力,就是各国制度治理的有效性的比较。

   从生活的角度看,一旦生存有了保障,人们就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传统中国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力,因此相关制度表现在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劳役制度以及农耕技艺,除最后一项农耕技艺毋需作为,其他的政策责任则全都是政府的责任,传统在治理祇要均田地,轻徭役、薄税赋,不违农时则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就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遇有天灾,如洪涝瘟疫,政府就有解救舒困之责。近代国家在发展议题上责任更重,政策的影响力更直接,一方面是政策的优劣,另一方面是政策的适应力和持续力;以当今的人类发展经验来看,如果政策制定是科学的,大致都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关键是适应力和持续力,有的国家制度下一切作为都会不断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则发展的结果必受到影响。反之发展的结果一定比较显着。对人民而言,“治国理政”是政治的本质,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唯一理由,其正当性、合法性是更优先的,换言之,“治国理政”的好坏是优先于权力的来源的合法性,这正是现今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必须重新思考的政治理论性问题。

   第三、长治之道:“长治久安”可能是人们对世界、对政治的期待,那么如何才得以“长治久安”呢?西方政治学的解答是建立“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有利于政治自由,是保障国家繁荣稳定和人民生活自由的重要条件。美国的汉密尔顿相信“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国家需要分权、机构需要彼此制衡才能长治久安”。⑦有了“制度”,人人依制度而行,所以“制度”建设对“长治久安”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制度”本身如何保证其长效?因为凡人所设计的制度必有局限,由于任何“制度”必然在时、空条件下产生,从而也必然受到时、空条件限制,那么时空变化之后,如何可以用旧制度保证新时代之“治”、“安”?所以立意虽好,限制也很大。中国人也将“长治久安”视为经国理政的追求,汉书·贾谊传说“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这是中国人的答案,“建势成业”,“势”是动态的,而最大的“势”是“天”,易经说“天行健”,中国人对“天”有着特别的诠释,⑧“天”既是可以相对于“地”的,天文学所章指的无边无际的宇宙,如王阳明诗“若人有眼大如天”;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感及信仰的寄托,俗语“苍天有眼”;也可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或“道”,如天理昭昭、天理难容。中国人做人处事都要求“敬天法祖”,学习自然的道,转为一切典章制度,依据自然法则,才是最能持久,也最能灵活应变的,因为人祇是大自然亿万物种之一,人类与自然处于永恒和谐的自然秩序之中,才是长久之道。但是“天不语”,人又如何知“天”的“法则”呢?当然可以观察研究,那么“天”的“法则”如何落实于人,那就要“应人”,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之“顺天应人”的制度、法则才能“长治久安”。

   另外,中国人也深知“徒法不是以自行”,实践制度的“人”也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所以同时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有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等比较能干的总统,但毫无疑问出现了小布什,尤其是现任的特朗普,更是荒腔走板、误国误民之人;所以如何保证“人”的问题也是“长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在西方政治学中没有特别的关注,在中国对领导人、对干部的培养十分注意,对领导人,古代王朝为了教育、辅导太子,还设置了专属的职官制度,根据《通典·职官·东宫官》记载,当时职官有师、保、太傅、少傅。太傅、少傅的职责是使太子知晓君臣父子之道,“师”是要教其做事之能和立世之德,而“保”的职责是“慎其身”。至于官吏自古就是举荐、察举,隋朝更是制定了“考选”之制,当然,这也不能保证一定完美,但至少受过教育的皇帝和官僚在治理的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总之,面对当今主要的民选式民主政权出现“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的国家,世界出现“和平赤字”、“理性赤字”的国际关系时刻,回顾中国传统政治的智慧,结合当代的知识,应该是深具启发意义,以此角度来审视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政治学”,则更有探究之必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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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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