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石洪波:偏传主倾向:《史记》求真精神的新视角

更新时间:2020-11-01 23:52:07
作者: 石洪波  

   内容提要:《史记》的偏传主倾向表现为同一事例在不同篇章的描写中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均有偏向传主的倾向性,秦始皇生父疑案与“下宫之难”以及诸多事例可证明这一点。这种倾向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客观史实本身具有争议,史家被迫在求真不得的情况下作出了“妥善”处理。它体现了《史记》将求善精神融入求真之中的高超手段,从而展现出求真与求善相统一的中国史学特质。

   关 键 词:《史记》/偏传主倾向/求真精神

   作者简介:石洪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史记》作为正史之首,其史学观历来颇受赞誉。笔者在学习《史记》及先贤相关论述时,发现某些事例在不同篇章中的记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毫无规律,它们表现出相似的倾向性,即有利于传主(按所谓传主,是指某篇章所述某人、某家或某国世系,或为一人,如《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或为某系列的人,如《赵世家》中所写到的赵族历代族人)的倾向。无论是为传主正名,还是减少某些不利于传主的论述,均可称为偏传主倾向。关于这种倾向性,学术界尚无相关研究,笔者试就秦始皇生父疑案、“下宫之难”及一些影响较小的有争议的事例加以说明,并略作分析,请批评指正。

   一、偏传主倾向的证明

   首先看秦始皇生父疑案。秦始皇的生父究竟为谁,乃是秦始皇研究中最大的疑案之一,其源头正是《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两篇中的两段不同记载。

   《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①

   这一段话述说秦始皇的出生。若不读其他史料,只通过这段话完全看不出秦始皇的身世有任何问题,他的生父明明白白就是庄襄王。

   然而,《吕不韦列传》中却有别样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②

   这里是说,吕不韦将赵姬献予庄襄王之时,赵姬已经有孕在身,那么,生下来的秦始皇当然就要以吕不韦为生父。

   《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影响。《汉书》记载,成帝时,王商为丞相,与王凤争权,欲送女入宫为援,遭到张匡指责,张匡所用论据即有“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之语③,他直接将秦始皇认定为吕不韦之子。在《秦始皇本纪》的附文中,班固干脆称秦始皇为“吕政”④。在《资治通鉴》中,甚至连《吕不韦列传》的内容都被改为“不韦佯怒”⑤,倒成了吕不韦有意将孕姬送与庄襄王。

   两千余年来,此疑案遂成聚讼不已的话题。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论及此问题,举了汤聘尹、王世贞、梁玉绳等诸家之说,分析了《史记》与《战国策》的记载之不同、吕不韦籍贯、“大期”之说等旁证,提出汉初吕氏作乱仿照春申君与女環的故事(张匡已提及此事)编造之猜测,又以《吕氏春秋》来对证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思想、政见之不同,最终得出结论,秦始皇并非吕不韦之子⑥。其后学者们论及此疑案,结论虽各有不同,但所用论据及论述之内容大抵不出郭老。

   客观地说,这两段材料或许并不矛盾。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在《秦始皇本纪》中注释说:“其姬邯郸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献于子楚。”⑦他显然就是以《吕不韦列传》来解释《秦始皇本纪》。对比这两篇传记,《秦始皇本纪》确实将庄襄王与吕不韦之间的交往记载得较为简略,而《吕不韦列传》则描述得更加详细。若以司马贞的眼光去看,或许认为《秦始皇本纪》所记是有意忽略秦始皇的生父问题,而《吕不韦列传》则是着重强调这一问题。

   问题在于,为何《秦始皇本纪》有意将秦始皇写成庄襄王之子,而《吕不韦列传》又清楚地揭示出秦始皇生父为吕不韦?两篇传记的内容难道不能调换?

   笔者认为,《史记》的这种安排正是偏传主倾向导致的。

   《秦始皇本纪》的传主当然是秦始皇嬴政。“始皇帝”的称号并非从嬴政继承秦王之位就有的,而是他在统一天下之后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最终自作决断而得。可是,这篇本纪是从他的出生写起,所写内容不全是统一天下之后的,这就必然要交代嬴政的身世,还花了不少篇幅写统一之前的秦国诸多旧事,如秦国与东方六国之间的战事,扑灭长安君成蟜、长信侯嫪毐等的叛乱,以及尉缭入秦之事等。事实上,前一篇《秦本纪》对秦国历代君主在位时期的主要事迹都进行了叙述,唯有对秦始皇及秦二世简要提了一下,顺便也提及了秦朝的灭亡。这么一对读,《秦始皇本纪》更像是《秦本纪》最后一部分的详细版本。甚至在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史记》引述了贾谊的《过秦论》之后,还将秦国历代世系排列于后。换言之,秦始皇不仅被看作是秦朝这一新朝代的第一任统治者,还被视为秦国君主世系中的一员。

   那么,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才能被列入秦国的君主世系呢?当然是庄襄王!秦人虽然出身戎族,秦国的文化与东方六国似乎也略有不同,但在君主继承这种关键问题上,也断不会允许由宗室以外的人来继承君位,至少在撰写《史记》的时候,从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认识来看,唯有承认秦始皇是庄襄王之子,才能让他的继承权名正言顺。反之,若是在《秦始皇本纪》中突兀地出现《吕不韦列传》中这样的记载,作为传主的秦始皇本人便担上了篡位的恶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无疑对传主十分不利。

   再看《吕不韦列传》,其传主毫无疑问是吕不韦。吕不韦本是大商人,经商成功后转而投资政治,“欲以钓奇”⑧。如何才是“奇”呢?吕不韦使用大量金钱,一则帮助庄襄王在赵国结交权贵,一则回秦国攀附时为太子的秦孝文王的夫人华阳夫人,使得这位无子的夫人认庄襄王为子。双方各得所需,华阳夫人有了依靠,庄襄王也有了继承权。很快,昭王去世。孝文王在位仅有三天,庄襄王继位后,立刻便“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⑨。至此,“钓奇”的目的已经达到。在这个过程中,《史记》比较详细地写到了吕不韦与庄襄王之间的对话以及对华阳夫人的游说之辞,明显就是在强调“钓奇”之事。此后直到吕不韦饮鸩自杀,《史记》对吕不韦所写的内容除了编撰《吕氏春秋》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要事(包括为政成绩)。

   然而,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材料或许还能进一步增加“钓奇”的色彩。郭老首先提出吕后执政时期吕氏造谣的猜测,虽无直接证据,但也提到了一个旁证,即吕不韦与吕后的家族同出于秦时的三川郡,“即使毫无族姓关系,吕后党人为使其称制临朝的合理化,亦宜认吕不韦为其族祖,秦始皇为其族父,这样便可对刘氏党人说:天下本是我吕家的天下,你刘家还是从我吕家夺去的”⑩。吕氏谣言是否存在不可知,但《战国策》中所记战国末期春申君与女環的故事却是明明白白的,司马迁当然看到了(连成帝时的张匡都已熟悉此故事),若有吕氏谣言为旁证,再加上庄襄王早夭(据《秦本纪》、《索隐》卒年三十五)、吕不韦在秦始皇继位后号称“仲父”等情况,他自然而然会将这种可能性写入传记,增添“钓奇”色彩,以增加吕不韦一生的传奇,这当然有利于为传主吕不韦增光添彩。

   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司马迁是否看到了其他与《吕不韦列传》类似的记载,这段内容确实如郭老所说只是孤证;但再看《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生父为庄襄王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证实。两者都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当然,证实其一,便是证伪其二)。在这种情况下,《史记》无法求得客观真实,即无法对秦始皇生父是谁(客体)加以判断,便转而将两种主观认识分列于对各自传主有利的篇章之中,这未必不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做法。

   再看“下宫之难”。“下宫之难”是赵国(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到了赵氏一族的兴衰,在《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的《晋世家》、《赵世家》、《韩世家》中均有记载。但这些材料所记载的内容却大有出入,其中《赵世家》与《韩世家》略同,而《左传》、《国语》及《晋世家》类似,主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一是发生的时间,《赵世家》所记为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韩世家》所记为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二是发生的原因,《赵世家》所记为晋国司寇屠岸贾追究赵盾弑君一事要诛灭赵氏,《左传》则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11),乃是赵庄姬在晋景公面前进了谗言。《晋世家》未提及原因。经过前辈学者的研究,“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以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为宜,原因则有诸多说法,难下定论(12)。

   笔者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在《史记》中的记载,即在《晋世家》、《赵世家》与《韩世家》中所记内容及倾向的异同。此事涉及的人物包括晋景公、屠岸贾(仅在《赵世家》及《韩世家》中出现,其他文献不见)、赵氏族人(赵盾、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武等)以及韩厥、赵庄姬等,其中,晋景公为《晋世家》的传主之一,赵氏族人为《赵世家》的传主,而韩厥为《韩世家》的传主之一。

   先来看《赵世家》。“下宫之难”在《赵世家》中演绎得最为详细,从晋灵公开始,中经晋景公、厉公,一直写到晋悼公时期。其间包括赵盾弑君、屠岸贾诛灭赵氏、赵庄姬藏匿赵氏孤儿、程婴与公孙杵臼设法救护并养大赵氏孤儿、韩厥劝景公复立赵氏并诛灭屠岸贾以及赵氏复强等诸多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程婴与公孙杵臼不顾自身性命挽救赵氏孤儿的义士形象被刻画得尤其突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唯一的目的是存续赵氏几乎断绝的血脉;反衬出来的却是屠岸贾一意孤行擅权强诛赵氏的恶人面貌。这一事件被描绘得如此精彩,以至于后来被演绎成著名的“赵氏孤儿”的传奇。这些记载是否属实(或是否部分属实)已经难以判断,但这种传奇性既然是为了保存赵氏,而赵氏又是《赵世家》的传主,因而有利于宣扬赵氏历经劫难而绵延不衰的大族特性,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再看《韩世家》。韩厥在“下宫之难”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有向赵朔的保证,后又劝景公复立赵氏,在《赵世家》中表现出来的就已经是正面形象了。《韩世家》只有两段话涉及“下宫之难”,这两段话基本上是对《赵世家》有关韩厥的内容的凝炼,也就是向赵朔的保证和对景公的劝谏,凡不涉韩厥的一律不提,表现出了韩厥一心为晋国大局考虑的忠心,当然对作为传主的韩厥具有倾向性。

   《晋世家》所记最为简略,仅有这么一小段话:“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13)与《赵世家》相比,这段话有两个区别:第一,将擅权诛灭赵氏的屠岸贾忽略不写;第二,无论是诛灭赵氏,还是后面的复立赵氏,默认主语就是晋景公。屠岸贾在《赵世家》中的面貌是权臣,力主诛杀赵氏之时,不仅不听韩厥之劝,而且“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14),这对晋国公室来说并非好事,显得晋景公懦弱无权,不能自主。故而在忽略屠岸贾的情况下,默认晋景公是主语,则突显出来他作为国君的权威,能诛能复,还刻意强调赵武庶子的身份,以示对赵氏的宽大,这明显在描画国君的正面形象。这一小段记述同时忽略了赵氏的自强与屠岸贾的擅权,又借韩厥的一句话表现国君的从谏如流,因而体现出了明显偏向于晋景公的倾向性。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下宫之难”的时候,很有可能摆在他面前的亦是难以判断的几方面材料,如同前述秦始皇生父之事,故而将有争议的材料分散在几篇不同的“世家”之中。清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15),赞成以“存疑”的态度对待这种有争议的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369.html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