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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更新时间:2020-11-01 00:06:36
作者: 包伟民  
当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国,也未脱离这一规律。

   当今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研究,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门与一些私人基金会资助汉学研究项目,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那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个体学者的一些研究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显见。尽管如此,在观察与被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前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研究者总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明显的“他者”,撇开政治、宗教等因素,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呢?

   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尽管因为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有时也使得其知识界感到困惑与沮丧;或是因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促使西方学者去反思他们观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观,于是才有了“中国中心观”命题的提出。但究其根本,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正确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主体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在这里,他者只能是西方的一个映衬物。一些学者的研究个案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张西平曾举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gos Jullien,1951- )的例子来作说明。于连认为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欧洲,欧洲才能获得自我的认识。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进行反思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13)

   与于连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证,则是在西方汉学界著名的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国内有不少学者曾将施氏所谓中国帝制后期的“基层市场理论”,即城镇分层与正六角型分布结构,应用于不同的地区,试图“检验”其假说的适用性。不过他们往往都会发现,或者某地城镇的分布,仅“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14)或者不得不直言施坚雅“‘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的必要”。(15)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对施坚雅分区理论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施氏试图建立一个超区域的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16)殊不知,施坚雅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型,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够吻合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复杂情形,本来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会有“大多数学者觉得施坚雅的分析模型过于规则和‘理想’”的问题。(17)

   因此,那些“检验”工作当然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忘记了西方观察家的这种“外来者”立场,误将他们“内化”,就免不了会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

   有学者已经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评论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使其研究在理论界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他们也十分强调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表现出的弱点。”(18)或曰:“一方面,他们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对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素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进行不遗余力的抨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在西方获得一席之地,又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说明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称为是‘中国中心观’的学者,他们虽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但由于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把西方的学术规范套用于中国研究。”(19)造成这种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汉学家的这种外来者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似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试验田,所以说,汉学“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西学”,(20)它是一门西方的学问,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从立场到情感都转移到中国。

   根据这样的分析,再来观察学界长期以来批评西方汉学家所提出的一些学术假说,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他们本民族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

   余英时在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开幕式致词中曾说“汉学一望无际,触处皆是”,“可是‘汉学中心’却未在任何地方出现”,他认为这一现象“主要由于研究的传统和关注的问题彼此不同,每一地区的汉学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如果对其评说略作补充,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世界各地汉学所展示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当然不是指中国历史这个研究对象,而是可能指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受到本民族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其二,受不同地区汉学学术传统的制约。

   也就是说,西方不同地区的汉学研究,其发生与发展自有因缘。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无论是他们提出的议题、观察的取向,还是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与归纳总结的学术倾向,都有着内在的隐情。中国学界作为汉学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若非真正深入了解隐藏在每一部汉学著作背后的文化因素与学术史背景,就很难把握恰当地借鉴利用的分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来讲,这样的学术要求也许是勉为其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有人会对西方汉学“一味追求和模仿”的部分原因吧。

  

   三、走向实证与学术自信

   那么,“汉学心态”之惑究竟应该如何破解呢?

   空洞地指责学界缺乏学术自信是没有意义的。学术自信与否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在现阶段,就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可行的路径之一,就是发挥本土学者在掌握历史资料与感悟历史情景方面的长处,通过复原更为准确的史实,来为进一步的理解阐释奠定基础。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发挥实证史学的优势,在各专题研究中取得切实的进展,来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历史阐释学,树立民族学术自信,从而走出“汉学心态”。

   下文,笔者将以近年来讨论唐宋城市史专题的体会,略作说明。

   当今历史学正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不过受历史学基本特性的制约,它在研究方法层面有一些自己的显著特点。例如,史学研究不得不依赖于存世的历史信息才能展开研究,但存世的历史信息总是那么的残缺不全。因此,如何应对研究信息残缺不全的困难,就成为史家无法逃避的功课。所以,史学研究首先必须重构史实,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来解释这些历史现象。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研究也需要作现象论证,但它们与历史学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当代社会,许多社会现象为众所周知,既不必为那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否大费周章,论证过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绎多于实证归纳,史学研究则不然,特定历史现象的存在与否,本身就需要复杂的论证研究。所以,史实重构工作是否可靠,就成了下一步概念演绎的基础,前者失之毫厘,后者就可能谬以千里。

   在中国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所谓宋代发生了“城市革命”的假说,比较典型,可引以说明本文的论点。

   宋代“城市革命”说最初由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21)此书所讨论的议题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如出一辙,(22)试图回答近代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伊氏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宋代达到了当时技术所可能利用资源的顶峰;宋代以后,受资源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的总量虽然仍有所增长,但在质量上却再无提高,即所谓只有数量上的增长(Quantitative Growth)而无质量上的发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这就是他所说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23)为了证明宋代经济达到传统时期的顶峰,他主要利用出自日本学者研究的二手成果,来描述在宋代发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所谓的“城市革命”正是这场“经济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唐宋城市历史的描述,伊氏主要利用了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成果。统计其书中描述史实的引文注释,超过90%出自日本学者的论著。

   必须指出的是,伊氏此书的议题,反映了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这当然说明了前文所讲的西方汉学家总是站在本民族历史经验的背景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伊氏在引用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时,有着明显的选择倾向。所谓中世纪“经济革命说”的描述是否成功,是他全书主题能否成立的前提。

   由此可见,所谓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在伊氏推论结构中的地位,并非在于其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出了哪些重要推进,而只是作为他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假说的一个铺垫。因此这一论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宋代城市发展现象的一种定性描述而已,用以表达对主要由日本学者所重构的唐宋间城市发展史实的认可,以及伊氏本人对于如何描述这种城市发展水平的概念选择:“革命”。这一概念在史实重构方面全无贡献,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创新。而且,这原本也并非是伊氏论述的重点之所在。

   数年后,当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论文集时,在第一编《导言》中,归纳传统中国在帝制晚期之前城市的发展史,专列一节,题作《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了伊懋可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列出了“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24)很显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创,这些关于“革命”的“鲜明特点”的史实描述,也几乎全部出自日本学者之旧说。仅就这一点而论,若说施氏对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没有什么贡献,应不为过。不过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并非针对唐宋时期,他归纳那些“鲜明特点”,只是为他讨论我国帝制晚期的城市作铺垫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从伊懋可到施坚雅,他们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虽然有着相当明确的论述目的与论证特点,但当这个概念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反复征引之后,却被不断“哄抬”,最终被誉为“理论”,认为它的提出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深化”。(25)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的说法也被众多论著所征引。个中缘由,除了它迎合了数十年来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模式的心态外,看来就是“汉学心态”在作怪了。(26)

   如何破解这种心态,在“革命”与否的概念上与之纠缠是无谓的。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重新检验日本学者关于唐宋间城市演变史事的描述是否符合史实。核心内容当然在于如旧说所描述的,从唐代的城市居民区(坊)与市场区(市)相互分隔、封闭状态,随着坊墙倒塌、市制崩溃,转向宋代的沿街开店、居民区与市场区相互混合的开放状态,亦即所谓从“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则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到开放的革命性转折。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可以与西欧城市史相互映衬了。

在这里,关于市制,旧说的核心论据,就是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27)新近的研究已表明,这一敕条指令“不得置”者,并非泛指一般的市场,而是指要限制在高级市场设置市官。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一般市场(草市)正在不断产生,政府并未颁下专条,予以取缔。将商业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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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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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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