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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更新时间:2020-10-31 09:28:01
作者: 张晋藩 (进入专栏)  
犯之者处以重刑,此项规定一直延至晚清修律。法律除以严刑惩治不孝罪外,还赋予父母对子女的教令权和对不孝子女的送惩权,即由官府代为惩治。

   除此之外,法律还严惩不忠于国家的犯罪。在十恶重罪中谋反、谋叛列于十恶之首,犯之者不仅本人处死,而且株连家族。国家不仅运用法律惩治不孝、反叛等罪名,维护孝亲与爱国的道德与法律意识,而且借助儒家学说大力宣扬孝亲与爱国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孔门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还强调家国相通,忠孝一体,所谓在家为孝,在国为忠,由家而国,移孝作忠。《孝经》中托孔子之言曰:“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礼记·祭礼》引曾子的话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有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在中国古代,孝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石,不仅是修身的重要信条,而且是齐家的根本要求。家是社会的构成单位,齐家不仅是再生产的需要,而且是承担赋税的保障,只有齐家才能治国,进而平天下。正因如此,有些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帝谥号之前冠以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

   经过国家制定法的强力约束,加上儒家学说的熏陶渗透,使得孝与忠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道德标准和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规范。遵守道德的义务与遵守法律的义务是相统一的,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孝亲与爱国并重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以亲伦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国家的存在与富强为载体,以建立礼乐政刑控制下的社会秩序为目标。为了彰显孝亲爱国、忠孝一体的民族精神,古人还通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进行广泛宣教。为了彰显“百善孝为先”的孝道,历代都以国家的名义旌表孝子贤孙。对于忠于国家的将相,人民大众自发地歌颂赞许。例如,精忠报国的岳飞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卖国求荣的秦桧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代以来,正是凭借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侵略者,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使得中华民族傲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四、法以诚信为本,体现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诚信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失去诚信,法也就丧失权威,等同于一张废纸。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百家、圣君贤相都有着惊人的共识。

   战国时,商鞅变法“立木为信”,移者赐百金,借以显示法必信。对此,宋人王安石大加赞誉,他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法家的诚信法律观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信赏必罚。商鞅说,“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无论赏与罚所重者都在于“信”。“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韩非也认为“信赏必罚”将会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他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

   法家特别强调以信行法,要在去私。管仲说:“私情行而公法毁。”邓析说:“夫治之法,莫大于使私不行……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商鞅尖锐地指出,释法行私,国家必乱。他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战国策·秦策一》盛赞商鞅施行赏罚无私无畏:“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

   为了惩治各种欺诈行为,唐律于十二律中专设“诈伪律”。疏议曰:“诈谓诡狂,欺谓巫罔。”在诈伪律中,以伪造御宝,伪写官文书、符节,诈伪制书等为重罪,犯者或斩绞或流放。例如,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犯者流三千里;诈教诱人犯法,犯者与犯法者同罚;欺诈官私财物,犯者准盗法论,罪止流三千里。《唐律疏议·杂律》中还规定了惩治市场交易中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伪造度量衡器等欺诈行为。唐律中所规定的惩治诈伪的法律规范,一直为后世沿承,说明法贵诚信是中华法文化一贯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在长久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相交以信、相待以诚的人际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彼此信任,互相帮助,共度时艰。

   在敦诚守信民族精神的孕育过程中,儒家思想也起了化俗正风的作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甚至将“信”看得重于生命,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五常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常道,是最为重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规范。儒家所强调的重义轻利的“义”,不外乎重诚信、远诈伪而已。

   与信密切联系的是诚。孟子将诚提到天道的高度:“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就在于“存乎诚”。儒家思想的长时间熏陶,使得敦诚守信成为主宰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从社会普遍的大数据来看,重诚信者多为君子,欺诈者多为小人,小人为民众所不齿。这种道德的评判与舆论的谴责,常常重于法律的制裁。人们敬重的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不是不义的市井之徒。正是在与各种欺诈行为不懈斗争的过程中,锤炼了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法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华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在顽强的生产斗争、生存斗争中形成了优秀独立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国家制度、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使之带有民族性的特质。由于传统的中国法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与相互的关联性,因此,既要揭示民族精神对传统法文化的重要影响,了解传统法文化的某些典型性、特殊性的渊源,又要阐明传统法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延续所起到的促进与维护的作用。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是和法律的积极维护分不开的。

   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内在的潜能,使优秀的民族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时代精神密切融合,从而赋予固有的优秀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使之历久而弥新,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晋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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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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