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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中国道路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更新时间:2020-10-31 09:02:33
作者: 冯仕政  
比如我国长期实行的“五年计划”、“中长期发展纲要”等,即属此类。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的特例,日、韩等国也有类似的发展规划,因为它们相对欧美国家而言,也属后发展国家。

   三是主导力量。放任体制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动员体制则主要依靠国家力量。

   四是国家体制。放任体制往往采取宪政代议制,而动员体制通常采取中央集权制。因为在放任体制下,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声音较大,宪政代议制就是试图反映市场和社会的声音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在动员体制下,市场和社会的声音相对微弱,国家的声音较大,所以实行中央集权制。

   五是政治伦理。放任体制比较强调个体,而动员体制倾向于强调集体。因为放任体制下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和社会,尊重分散发展,自然会强调个体主义的政治伦理;而动员体制的主导力量是国家,重视抱团发展,所以会强调集体主义的政治伦理。两种伦理都符合各自体制的内在的逻辑。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面关于两种体制的差别的描述只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国家的体制往往是这两种特征的杂合,只不过一种或另一种特征表现得更多一些。

   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什么更倾向于采用动员体制呢?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推进现代化时所面临的世界环境。先发现代化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之时,世界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比较小,加上当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行其道,因此拥有相当大的自由选择及发展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处于弱势地位,甫一独立即面临强势的甚至压迫性的外部环境。其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却又希望以比西方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内外交困之下,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国家力量去弥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不足。职是之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倾向于采取动员体制,中国也不例外。当然,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动员体制是最为典型和成功的。这表现在:一是追求赶超型发展的愿望最为强烈;二是国家的规划、组织和实施最为强势和严密;三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和动员最为广泛和深入。

   这样一条道路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不断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的起点是西方的侵略。西方的侵略造成严重的、层层加深的社会危机——首先是屡战屡败的军事危机,接着蔓延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等等。危机的不断加深,把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严峻地提到了整个民族面前。为了救亡,中国不断自我改造:最初,是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所谓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国人意识到,单纯进行技术改造是行不通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仍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国人认为必须进行思想革命,于是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改造是一个从技术到体制再到思想不断深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权力不断向国家集中,最终形成一个国家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动员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

   要言之,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于这条道路,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认识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批评和反思也不能脱离历史。

  

   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困境作为中国道路的镜鉴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采用动员体制,以求实现赶超型发展。而从历史实践来看,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之初的大约20年时间里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到1960年代却纷纷陷入了困境。围绕这一历史现象,以往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理论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对于理解、反思和完善中国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在上述三种理论解释中,现代化论的基本取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去寻找这些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包括人口增长过快、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冲突、权力高度集中所导致的政治腐败、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整合失败,等等。这样一种理论倾向实际上把现代化困境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潜在地否认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确实,在现代化论看来,西方国家非但不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反而是现代理念和技术的输入者;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刺激”,那些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停留在封闭和落后状态。

   与现代化论相反,依附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外部去寻找这些国家陷入现代化困境的原因。其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利用这样一种条件,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压榨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这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难以持续,并最终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显然,依附论不但指出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持全面否定和谴责态度。

   而世界体系论则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解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它认为,在进入现代之前,世界各个部分是相对独立和分割的,而现代化则是一个将原本相对独立和分割的各个地区、国家、族群和文明逐渐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十分紧密的世界体系的过程。然而,世界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团结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分化的不平等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另一些国家则沦落为边缘国家。那些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等多种手段对边缘国家进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正是这一世界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但态度并不像依附论那样激愤。因为在它看来,中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虽然不公平,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西方国家不过是在执行历史的意志而已。

   上述三种理论视角为全面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首先必须承认,现代化困境的形成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原因。现代化论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其中确有不少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己政策失当等原因造成的。然而,把造成这些问题的板子全部打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正如依附论所指出的,在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样一种格局,使发展中国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回旋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为求发展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自残”。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社会矛盾就是这样造成或久拖不决的。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展开论述。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对西方表示谴责。但比道德激愤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摆脱这样一种困局。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体系论的见解很有参考意义,那就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不是靠简单的道德批判就能扭转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否认这段历史,就认不清现实,但一味沉浸在历史的悲情中也毫无意义。因此,真正的出路是忍辱负重,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发展自己,最终用实力说话。在此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历史和现实,从而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就非常关键。

   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上述遭遇,对中国道路及社会治理来说有什么镜鉴意义呢?首先一点,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处境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曾经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陷入困境,一个根本原因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处置失当,而中国道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克服这一矛盾。

   众所周知,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大亚非拉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摆脱作为西方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开始独立自主地推动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尽速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避免落后挨打的困境,二是创制既有效能又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两大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政治权威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合法性,从而从根本上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反过来,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权威,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有保障。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实现发展与秩序的良性循环。然而,从实践来看,能够同时完美实现这两大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国家要么是发展出现严重问题,要么是秩序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是两个方面同时出现严重问题。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在1960年代以后纷纷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

   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此,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其实,中国一直且至今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发展与秩序的深刻矛盾。中国道路正是在探索处理这一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事实上,这些运动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在国家政治上的反映;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谋求以动员体制推进赶超型发展,只不过由于没有处理好发展与秩序的关系,结果变成反复折腾,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夕几乎陷入停滞。这一事实同时表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遭遇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困境。差别只在于,许多国家一蹶不振,而中国很快从困境中奋起,果断调整政策、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而在此过程中,采行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也不断充实和完善,国家对发展与秩序的矛盾认识更加清醒,应对也更加娴熟,终于形成了一条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绩效来看都称得上“道路”的中国道路。

   然而,曾经让大量发展中国家遭遇“滑铁卢”的发展与秩序的矛盾,至今仍然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全局性和根本性矛盾。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谋求更加有效地应对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正是今后中国道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心内容所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因而是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经历的坎坷。只不过,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历史场景不同,因此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不同、应对方式不同,最终效果也不同。这意味着,不能因为中国道路至今仍然在艰难地面对发展与秩序这个矛盾而否认这条道路的历史前景。中国道路正是在应对发展与秩序的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也将在应对过程中继续成长和完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阐述,此处不赘。

  

   中国道路下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以动员体制推进赶超型发展的现代化战略是成功的。然而,如上所述,今后中国道路仍将面临“发展与秩序”这个根本性、全局性矛盾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表现在方方面面,从而社会治理的内容也林林总总。但毫无疑问,社会矛盾是这一矛盾最直接的暴露,是其中最尖锐的部分,因而也是社会治理最紧急、最棘手的任务。尤其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不仅易发、高发,而且往往叠加在一起,形势更加严峻。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将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矛盾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化逻辑和发展趋势。可以说,社会矛盾大量而集中地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如果缺乏战略远见和定力,就很容易犯颠覆性错误。要卓有成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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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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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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