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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的政策调整、法律诉讼与限田折算

更新时间:2020-10-30 10:45:18
作者: 耿元骊  
而陈坦父官为承荫所得,所以只能按“封赠官子孙差役同编户”原则,以陈璹的六品2500(标准)亩为基准,死后折半,陈璹四子共承1250亩,每子为312.5亩,再折半计算,陈坦至少可继承156.25亩额度。按19文算,则陈坦大概有2968.75文产钱可免役。余下12664.25文产钱,比较差役,包括倍役、歇役等都需按此执行,大体相当于666.539标准亩。另从王昌老角度考虑,陈坦是其四倍,按陈坦15633文,则王昌老有3908.25文(或“14贯有余”,按15000文算,则王昌老有3750文)的产钱。根据同一折算办法,王昌老有3908.25/19≈205.7(或3750/19≈197.37)标准亩,远低于陈坦的666.539标准亩。或者按关瑨估算的10文标准(虽是估算,和其他州县产钱比率大体相同),将15633文折算,陈坦有田就是1563.3标准亩,扣除免役156.25标准亩后为1407.05亩。王昌老的3908.25(或3750)文产钱亦按每亩10文折算,为390.825或375亩,也远低于陈坦折算数。

   但章某认为,政策是按品级允许官员及其后裔享受一定免役额度,官品最为重要,根据确定无疑官位方可推算出准确“限田”额度。陈焞确实为七品官(承议郎、知县,从七品),独自立户,可保有2000亩限田。死后折半,诸子可享有免役额度数量为1000(标准)亩。现实情况是陈坦为独子,只有820(标准)亩,产钱为15633文。以同一标准,陈坦可以享受免役额度按纽计每亩19文计算,19文×1000亩=19000文,所以陈坦不必应役,且尚有3367文免役额度未使用,甚至仍可再保有177(标准)亩。理论上来说,陈坦用来比较差役产钱应为“负3367文”。即使以0来计算,那么王昌老也高于陈坦3908.25文(或3750文)。所以章某才说其是“妄行纠论、枝蔓引援,不合人情,显是健讼”。

   又如黄陞,父为朝散大夫,从六品,可享限田2500亩,死后半之,诸子可共享1250亩。黄陞兄弟五人,则每人为250亩。后文有云“本乡则例,中等每顷五百四十五文”,则每亩为5.45文。按此标准,则黄陞本人可以享有免役额度为250×5.45=1362.5文。而黄家现有产业中所谓“黄侍郎大夫庄”被看作是黄陞产业,有据可查税钱为1436文。去除1362.5文之后,黄陞自认可用于比较差役税钱为73.5文。但是范西堂认为,只有拿出分家文书情况下,方可证明现有税钱属于黄陞本人,据之免役,如果拿不出“分关声说簿书”及“本位受分干照”,不能据此免役。既然黄家没有分家文书,那官府就要加以干涉,将其家产特别是田产剖析明白,拟出“关书”,以备差役之用。归并黄家三处田产,命名为“知府大夫庄”。黄知府为六品,可免役额度为2500亩,死后半之,诸子可共享1250亩顷限田。据乡例原则,以中等水平核算,每亩税钱5.45文,黄家诸子可享有免役额度7533文(原文计算有误,实6812.5文。或者7533不误,则1250亩有税钱7533文,即每亩税钱6.03文),这个额度高于其家实际共有税钱4350文。黄家如果再购置土地,尚可保有税钱2462.5文的土地。

   乐侍郎户税钱1772文,但无告敕及砧基簿书,未予计算免役。王承宣户税钱2800文,有武翼郎(武职,从七品)告敕,从条免役;刘从义郎(武职,从八品)户,产钱5000余文,没有正式分书,只有白关,未被采信;刘知府户税钱1600文,有告敕无分关簿书,不在免役之限。李侍郎户,原为四品,死后半之为1750亩。范应铃以本乡六等田为其纽算,朝廷允许享有1750亩(标准)田,折合本地税钱计14000文,则每亩8文。侍郎4子,每子份可折合为3500文免役额度。其中长子(A)应为已逝,所以长子份分家继续折半,子辈(李侍郎孙辈,B、C)2人,共享1750文免役额度。按照税簿记载,B、C二人现有税钱为3189文。83所以B、C的3189文税钱中,可以去除1750文的免役额度。剩余的1430文(实1439文)税钱,要与民户进行比较,税钱高者应管办差役。文中语焉不详,推测可能是B、C当中某位自己有官可免役,想把2位合计1750文免役额度,用在无官的另一位身上,但范应铃不同意。

   结合陈坦案判词,似乎可以推论,假设某官员D为七品,本人在世时可享有免役额度是2000标准亩的“限田”,有子5人,则D死后子辈共享数额为1000亩,每人200亩。但如果这5人当中有某一位(E)自己获得了较高官职,E从其父D继承所享有的份额(200亩),则不能平分到其他4人身上,使他们平均达到250亩。其他4人(如按陈璹家标准,分家之前过世之子可不计算在内),每人可享有数额仍然维持200亩数字不变。获取较高官职的E,从父继承份额(200亩)被虚置,但E本人按官品享有独自免役额度“限田”。假设也是七品,E的直系子孙就可以2000亩为基数折半继续享有免役数额,而不必以D为基准判断继承数额。

   宋代“限田”二字含义不是限制占有,而是官户免役政策的一个计量标准,从北宋中后期提出后就作为“免役”额度存在。特别是南宋以后,“限田”执行就更加精细化,更突出了它作为“免役”执行标准的一面。官员既要保存好告敕,又要拿出分家文书,更要同时标明本位受分多少,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些条件,才得以按等级按额度享有“限制一定数量田地”免役优待。相比控制土地占有数量,宋代更重视“差役赋敛之未均”。因为每派役一次,对民户都是一次巨大伤害,可承役民户少,轮到次数就多;轮到次数多,破产者就多,最终是无人可派。为了避免这样后果,在无法要求既得利益者放弃的前提下,加以约束是最优选择,故而提出了“限田”标准。官员只能在标准之内享有优待,而不能完全逃避职役负担。官员通过什么标准享受优待?农业社会里面,当然以土地这种最大宗财产为适宜。但是土地肥瘠不一,很难一概而论。朝廷普遍标准,到了地方必然要加以修正,无法单纯以自然性状田地作为标准。沟通朝廷标准和地方特点,就需要能被一致认可的计量方式。税钱由土地出产而定,是能得到最多人同意的公平尺度,所以也逐渐被用作官户免役计量标准。

   在宋人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而已,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宋人在言“田制不立”时,就是限田“不行”的意思。84“限田”不是一种土地制度,只是一个具体行政事务的计量标准。宋代没有一种作为土地制度之“限田之制”,只有以解决差役问题而出现“限田”计量工具。“限田”不是为了均役,而是因为有职役特别是官户纠役,才逐渐产生了“限田”计量手段。有官户免役问题,才有限田被提出。限田是职役附属产物,是官户免役具体操作标准。没有职役负担特别是纠役,以及相随产生的官户免役矛盾,也就无所谓限田问题。

   总之,由于路径依赖且制度设计不得法,职役被乡民广泛抵触又不得不屈从,出现了严重的承役顺序纠纷。朝廷逐渐调整政策,在官员队伍迅速扩大,逃役盛行局面下,不得不逐渐限制官户免役范围。总过程就是官户权益在逐步略有缩小但又不至于引起激烈反抗,由官户完全免役,到部分出钱,继之按等级部分服役。从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顺序上来看,不是因为限田而免役,而是在役事执行过程中,在官户执役问题上,逐渐找到了“限田(限一定田亩数额折算税钱)”这样具有可操作性的比较标准。通观宋代差役征发过程,官户免役在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是突出的社会矛盾焦点。如何处理官户免役,以达到既维持统治基础,又顾虑基本公平的目标,是宋代社会生活中重要问题。而认识职役差派官户免役纷争,对于我们理解宋代社会运作、百姓生活、官民关系等也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

  

   注释

   1[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自序第5页。

   2一般说来,宋代“官户”指现任或曾任一定级别的实职官员及其有荫子孙。据李弥逊引“绍圣常平免役令”夹注,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见[宋]李弥逊撰《筠谿集》卷三《缴刘光世免差科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1页。又如“诸称‘品官之家'者,谓品官父祖子孙及与同居者”,见[宋]谢深甫撰,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八〇《诸色犯奸·名例》,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3页。关于何为官户的各种详细规定,可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3刁培俊:《20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

   4张景贤:《关于宋代的“限田”政策》,《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殷崇浩:《宋代官户免役的演变与品官“限田”》,《修静斋文集》,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立足于“特殊户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黄繁光:《南宋中晚期的役法实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城市与乡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黄繁光:《〈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的南宋均役问题》,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15页。黄氏两文,略有重复之处。另有一些硕博学位论文,也都不同程度涉及了限田及官户免役问题,水准颇为不齐,限于篇幅,篇名从略。

   5[宋]佚名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第215页;王曾瑜:《宋朝的官户》,《涓埃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7漆侠论述各类职役负担甚详,参见《宋代经济史》,第11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又,朱瑞熙《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朱瑞熙文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8页。黄繁光撰有一系列论著,除前述外,亦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王棣有一系列论文,如下2篇对于研究乡役问题较为重要:《北宋役法改革中的南北差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曾瑜曾详细论述了各类差役,主要有《宋衙前杂论》和《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两篇,均收入氏著《涓埃编》,第447、421页。刁培俊对宋代职役特别是乡都职役分析精到,如下3篇对于认识乡役负担有着重要价值:《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宋朝乡役性质辨析》,《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从“稽古行道”到“随时立法”——两宋乡役“迁延不定”的历时性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8《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297页。同卷亦有韩绛、吴充等官员所述,具体情形虽不同,但大体不出这四种避役方式,见第4296、4298、4299页。

   9《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第4295页。

   10《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第4301页。

   11《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第341页。

12[宋] 李觏撰,王国轩校点:《李觏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2 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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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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