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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的政策调整、法律诉讼与限田折算

更新时间:2020-10-30 10:45:18
作者: 耿元骊  
几乎每篇判词都是以法条为起首,特别是重大案件,更要详细解释说明。如黄知府案,判案者范应铃用超过一半篇幅在判词中阐述各种规定,详细重申品官限田减半政策。甚至在政策讲述之后还举例说明:“谓如生前曾任一品官,许置田五十顷。死亡之后,子孙义居,合减半置田二十五顷。如诸子孙分析,不以户数多寡,通计不得过减半二十五顷之

   数。”58李 侍郎案,也是首先分析其官品:“准法,权六曹侍郎系四品,合占田三十五顷,死后半之,计一十七顷 半。”59同时,官户如果试图免役,必须拿出告敕。如王钜案,“赉出庆远军承宣使告敕呈验”60。刘知府案,也是“虽尝赉出告敕”,但不能“徒执绍兴年间告敕以免役”61。俞嗣古案,“累世承荫,皆有告敕可考”62。无告敕,就没有免役。但有告敕也未必免役,还须有砧基簿作为佐证。如黄知府案,范应铃明确要求,“于分书并砧基簿内,分明该说父祖官品并本户合置限田数目,今来析做几户,每户各合限田若干。日后诸孙分析,依前开说,曾、玄孙准此……若分书并砧基簿内不曾开说,并不在免役之限”63。在乐侍郎案上,范应铃再次强调,“并无告敕、砧基簿书,可以稽考”64的情况下,不能免役。“倘非砧基簿书开析分晓,难以照

   准法,应官户子孙,不于砧基簿分明声说,并不理役。”65某官员在刘儒宗案上,也持同样观点:“准役法,应官户免役,并要于分书前该载某官原占限田之数,今是几代,合得若干,子孙以至曾、玄各要开析。”66另一位官员也认为俞嗣古:“但据呈验,徒有告敕,而无分书,即不见得今去有荫之祖系是几代,析免役之户系是几位,律之于法,已自难行。”67

   民户对刚刚升入官户者高度关注,董世昌纠黄监税一案就是如此。乡司、役案保明董世昌入役,但是“出引告示,又据本人纠论黄监税”。范应铃首先调查黄监税身份,“文学出身,见任常州税务……理为官户”68。确认黄监税有官户身份,九品,限田五顷。这不一定为真实占有土地,只是一个计算工具。69按当地比率,五顷折算为四贯税钱。而黄监税有六贯九百文税钱,余两贯九百文,应用于比较差役。董世昌户有税钱两贯三百文,单以税钱计算,黄监税在前。董世昌是析生白脚,分家后尚未服役。黄监税曾负担过职役,但已超过20年,算来双方处于平衡状态。范应铃难以处理,只好提交上级,不知结果。按一般原则推测,黄监税如仍是民户,服役20年以后,应再次比并。现在作为官户,规则未变,其两贯九百文高于董世昌的两贯三百文,应承担保正之职。

   民户与官户相争,官户所继承身份也易引发纠纷。建阳派役王昌老,其不服并对陈坦发起纠役。70而陈坦又不服,反复申诉。基层官员“关宰瑨”71认为,陈坦本人无官,父是荫官无限田额度,只能以官职较高的祖父官品(朝散大夫,从六品)为基准按照身后减半条款计算免役。当地比并方式是纽计田产折算产钱,陈坦户是王昌老户的4倍多,当承役,双方分歧较大。按前述政策,陈坦父祖何官,是判断关瑨判文合理与否的关键信息。但是判文预设读者是当事人,三方共同默认的一些语境、前提经常被忽略,很多细节难以准确还原。此案复杂程度又远超其他,仅凭判文本身,无法确证曾任官职,甚至难以读通。

   经笔者努力爬梳,找到了一份汪应辰撰写的陈璹墓志铭。72墓 志记载,陈璹曾任直徽猷阁,积官至左朝散大夫,有一子曾任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有孙名坦。陈璹5子,最长为陈照(逝于奔丧路),以下依次为陈焞、陈爚、陈炘、陈熺。与各级官员判文所述履历对比,可以确认陈璹即本案中之陈朝散(徽猷,陈坦祖父)。朱熹也对陈家相当熟悉,曾为陈璹墓志铭写过跋文:“陈公为淮西帅……观汪公所撰

   志铭……明仲亦已下世……新安朱熹书,公孙坦藏。”73“陈公”即陈坦祖父陈璹,“汪公”即汪应辰。“明仲”即陈坦之父陈焞,判文内称之陈钤幹、陈承议,是陈璹第二子,74乾道六年(1170)任成都府路钤幹,淳熙六年(1179)转承议郎。“坦”即陈坦,字履道(“章都运”判文),有一子陈镕(建阳丞呈文)。朱熹和陈焞(明仲)通信很多,可见双方之熟稔。75

   确认家族关系及父祖官职,对于理解相关判文非常重要。上级官员判断是非之前,先说明应如何理解和执行政策,阐明了行用法条顺序。限田官品应就高不就低,要求弄清楚“陈某目今见管佃田亩若干,或用产钱比算,亦合照乡例从实指定”。确证陈坦父祖何官,几个兄弟,自己是何身份,其中父祖曾任官最为重要。按照当时法律逻辑和社会公认原则,父祖官位如何,本人继承哪位余荫,是决定性因素,故上级关注点在陈坦父祖职位。王昌老非官户,只看陈坦是否可有免役部分,具体数额是多少。假如陈坦田产数量极多,排除免役部分,剩余田产数量仍超王昌老,则自然该当应役。

   建阳县丞回复上级,既夸大陈坦土地数量(“无如此之盛者”),同时不承认陈焞官位为自身获得。隐含算法是认为陈璹最高官职为左朝散大夫(六品),应有限田25顷。死后减半,四子共享12.5顷。陈焞有3.125顷,至陈坦再折半有1.5625顷,比较差役时最多去除1.5625顷。而王昌老有三贯多产钱,以前述每亩10文标准计算,则约折合为2顷多。陈坦的“千余亩”(实8.2顷),扣掉1.5625顷,余6.6375顷,远超王昌老,应承役。这里忽略了陈焞官职因素,只比较了陈坦、王昌老各自产钱数,以及产钱折合亩数。

   章“都运”则根据宗枝图及各类契书、砧基簿,76完全掌握了陈家状况。陈璹其他三子,各自“分擘祖业析居……幹照分明”,但陈焞“事体不同”。其承荫出身,曾任成都府钤幹,乾道六年起立门户,并且“自将田业经官”。转任福州侯官知县、承议郎,终实职七品。其仕宦履历,墓志亦可为旁证。陈焞有七品限田20顷,死后减半,独子陈坦可享限田10顷。乡司江壬核算,陈坦田产8.2顷,不及10顷。在比较差役时,陈坦应去除基数10顷,则应役顷亩为0;而王昌老户应役顷亩为2顷多(3贯多产钱),较陈坦为多。按当时制度,王昌老承役确实理所当然。

   纠役之时,身份为封赠官,能不能视作官户最容易引起争议。淳熙十年(1183),处州的一个纠役案例相当有代表性。早在乾道八年,曾规定“赠官不理为官户”,而淳熙专法:“限田新格,明言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免差科。如子孙用父祖生前官或赠官立户者,减见存官之半”,形成了两个法条互相打架的局面。当地进士何伯庸为封赠官子孙,当差役轮派之时,“守淳熙专条,必欲用限田减半免役格”,而民户则执“赠官不理为官户”一句,对其发起纠役。地方官员不知如何处理,只能呈请朝廷。户部拟承认部分类型封赠官子孙的官户身份,但孝宗不同意。77淳熙十三年(1186),最终决定“淳熙田格注文内‘或赠官'三字……更不引用”78,官员子孙只能用父祖生前“曾任官”获得限田数额,所有类型封赠官子孙均被取消了免役特权。

   从这些诉讼可见,当官户和官户比较,按等级直接用田产,或者以田产为基础核算产钱。当官户与民户比较,则官户可按级别去除不同额度基数,再与民户比较,形成了对官户的优待。免役条件限制越来越严格,执行也更加细化。“限田”非为约束官户“兼并”,只是优待具体计算工具和诉讼过程中衡量标准。本质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根本格局条件下,尽量缓解民户过重的职役负担。

  

   三“限田免役”原则与“产钱”折算方法

   前文述及,所谓“限田”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必须结合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政策及具体语境来判断其真实含义。在宋代语境当中,它不含“限制占有土地”之义,只是一种针对官户免役(优待措施)的计算标准。当然,乾兴时期有过限制官员超额购入土地的考虑,不过为时甚短而且也从未限制过平民购置土地数量,更谈不上分配土地给官员,所以不能把“限田”看成是一种土地制度,它仅是一种财政上的具体政策,目的是缓解日益严重的百姓职役负担。政和以后,分等级所谓“限田”,就专指国家给予官员优待政策的操作性计量标准。这种优待,不是朝廷直接按品级分配土地。官员如无土地,则此项优待就无从落实。官员如想保有土地,仍需自己出钱购置,购买数量亦无制约。只是根据官位给予部分免除差科负担的待遇,其实际保有田地数量与“限制占有”无任何关系。“限田”规则与土地本身的关系并不密切。与“限田”二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依官品部分免役免科。“限田”数字是朝廷分等级部分免役免科的操作依据,其真实含义为“计量单位”。

   在国家政策上所提出限田之“田”,只是一理想化“标准田”,而非自然性状田地。自然性状田地和国家政策层面“限田”所提出的田亩数量,两者之间无法直接等量使用,必然要有转换。因为自然性状田地有良劣之别,所获出产有多寡之分,无法一概而言直接用数量进行比较。一般情况下,税钱(产钱)是依据土地质量并经过多番争执才最终稳定下来,每块登记田产都会有一个经过公认的税钱额度。良田税钱高,瘠田税钱低。79因而税钱(产钱)广泛存在,广受认可,在多种计量方式当中民众接受程度最高,是差役执行时最基本的折算单位。80特别是自然性状田地与“限田”需要互相转换之时,“税钱”(或者产钱)就更有突出优势。换句话说,就是在自然性状土地和按朝廷规定优待土地数额之间需要换算,才产生了所谓“限田”折算问题。

   朝廷既给官员优待,又要限制数量,特别是惠及子孙部分,更是反复出台政策,不断加以修改。从官方标准来说,代际折半是基本原则。以一品为例,大体如表1所示:81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限田标准”,非实际数量,各地须按照当时当地具体情况折算。可以想见,换算办法极为复杂,具体细节又相当琐碎,随着史料湮没,如何换算成为了难解之谜。笔者翻检宋人著述,同时在若干大型数据库中检索,几乎没有发现相关文献记载。《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案例实况,基本上就是我们了解宋代限田和免役换算关系的唯一线索。免役执行方式各有不同,官员田产在甲地或乙地,所能享受免役待遇也不尽相同。不能单纯比较田地数量,必须考虑土地良劣不同,用税钱或者产钱比较。一般原则是“合照乡例”,而山林等其他类型田产,“皆有比折法”。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记载或可以准确推算的税钱标准有每亩10文(第77页)、5.45文(中等每顷545文,第85页)、8文(17.5顷合计税钱14000文,第91页)、8文(5顷算计税钱4贯,第91页)等。82

   产钱、税钱含义基本相同,即两税的夏税折钱额度(仍然可交纳实物),是通用并被广泛接受可衡量的标准(官户须照常交纳税钱,只不过在承担职役时,采用税钱作为比较标准)。分析推演《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相关数据(均见卷三),可复原了解其具体换算方式。如陈坦户,建阳丞统计有簿籍产钱8516文,诸里烝尝6147文,崇正里933文,合计为15633文(原文计算有误,实15596文,误差虽有但很小)。崇正里和诸里田地应该都是烝尝田,6147+933=7080文,则四分之一为1770文,后文又云烝尝田中,陈坦的一份是1800文,大致相合。或者用15633文减去簿籍产钱8516文,则烝尝田额为7117文,四分之一为1779.25文,可约等于1800文。陈坦对全部烝尝田“收租管业”,属于他纳税份额之内。落实下来纽计田亩(即标准亩,非真实田地数额)应为8.2顷(820亩),那么15633/820≈19.06文,或者15596/820≈19.01文,可算计约等于每亩19文税钱。与前述其他县乡5文、8文、10文的税钱相比,高出不少。但务必注意,这只是折算出的基数,可用于双方比较,而不能一律看作真实税额。

按关瑨计算办法,15633(15596,或14贯有余)文均属陈坦产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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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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