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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法律定义的意义诠释

更新时间:2020-10-30 00:12:10
作者: 陈金钊  
而是在寻求法律思维方式。从表面上看是在叙述“法律的概念”,其实是言说法律的思维方法。哈特指出,法律就是规则,包括制定法、判例法规则等主要规则,但主要规则能否变成针对个案的法律,还需要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的运用。只有经过执法者、司法者等发现、识别、理解、解释以及推理论证,人们才能确定具体案件中的法律意义。哈特所言的“法律的概念”是针对个案定义“法律是什么”,即在法律的一般性所指的基础上的再次定义。所以他强调概念思维“不仅仅是盯住词……而且也涉及这些词所言及的实际对象。我们正在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这是从概念定义出发叙述法律思维方法。

   法律定义的功能

   定义是普遍使用的逻辑方法,有三方面作用:一是综合作用,即通过定义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巩固下来,作为以后认识的基础;二是分析作用,即通过定义揭示一个语词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明确它们的使用范围,进而弄清楚某个语词或概念的使用是否恰当,有无逻辑错误;三是交流作用,即在理性的交谈和对话中,对所使用的概念获得共同的理解避免无谓争论,以提高人们交际的成功率。对法律定义的分析是对制定法控制能力的探究,“定义论不仅涉及包含界定内涵和外延的语义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句法学。所以,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定义不限于确定法律的内容,还在于作出某种规定或指示。古典定义论有两个特征:一是将定义视为规则,二是将定义作为命题。定义由被定义项与定义项组成。实际定义取向于对实际存在事物的确认,名义定义取向于对事物应当为何的确证。实际定义的目的仅在于认识和描述实际存在的事物,名义定义的目的在于做出规定。词语被立法者使用就会成为法律文本的一部分,是以法之名的定义。对其中有一些概念,立法者还专门界定它的含义,这是实质定义。一般来说,只有通过立法把词语表述在文本之中,才会获得法理论及实践的关联性。

   (一)明确法律之所指

   在法律定义问题上争执不休,致使反基础法学家断言,建构主义法学在概念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失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以及形形色色的案件,有关概念的技术并不管用,许多法律定义的研究不能满足“让概念更加清楚、明白”的基本要求。法律没有因概念的增多而清晰,反而添加了更多的争论。“法律上的定义多半是将各个要素串联起来,而这些要素的意义,比起这个(被定义之)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还要来得更加不清楚、更不确定且更不精准。”对这一判断能拿出很多例证予以说明,在疑难案件中还有普遍性。定义解决法律所指的清晰问题,但对法律清晰性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即作为清晰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意义上清晰?反基础法学对清晰性的要求是:法律在遭遇案件时也应是清晰的。但这种清晰是概括性语言所做不到的,因而我们的问题是:法律运用中一般性法律定义需要那么清楚吗?法律的确定性、清晰性,立法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吗?就法治实践的一般需求看,法律定义只要能满足交流、控制、指引思维就够了。要求法律概念定义精确到不用解释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不仅是做不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区分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立法者只要能够做到法律一般性意义上的清晰也就够了,一般意义上清晰对法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法律定义不是要排除解释,而是要求在思维中使用定义。从“定义是清晰明确法律的意义所指”来看,法治反对解释。只要有解释就会有意义的添加或限缩,解释越多离法治越远。然而从法治实践看,不解释就难以运用法律,因而法治需做好立法和解释两方面工作。法律定义既不能过度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这意味着定义要详略得当,过于具体就会使定义的涵盖面太窄,不给使用者留下足够的解释空间就会使执法者难以根据情势进行适当的变更,会造成法律运用者只能机械执法或司法;定义过于宽泛会使执法、司法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法治的目标会落空。法律可操作性决定了定义需要繁简适宜详略得当。定义是法律表达的抽象方式,只能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清晰,即便如此,在表达清晰度上的要求还是有些区别。与理性思维相关的法律规范需要详细,而与情感思维相关的表达不宜过细。民法需要疏密得当、行政法需要细致等。但无论如何,立法者不能因为执法、司法还需要解释就放弃对法律明确性的追求。没有较为清晰的法律定义,法治就失去了可能性。就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立法者能够在一般意义上明确法律,而执法者、司法者的思维必须接受法律定义之约束。

   (二)提供法律思维框架

   法律定义是立法者以法之名明确法律之意涵。定义之后对法律意义的诠释就成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内容。法治实现与法律定义功能的发挥密切关联。法律定义是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细胞,法律思维水平是对法律定义的理解程度。法学基础研究及教育主要是教授法律概念定义以及使用规律。没有与法治相匹配的法学、法律等知识体系以及法律思维规则体系,法治只能是权力、命令等支配下的管理,而不可能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现在的问题是:在思维中法律与权力联系密切,而与法律定义的联系却被遗忘。一些人只知道法律的政治功能,过度迷信法律的命令性。有些人虽然知晓法律定义的重要性,但却在思维之中有意无意地丢弃了法律的明确性。有些研究者只知道抱怨权力的率性,而不看到知识就是权力,没有注意到法律概念、法理知识、法律思维规则的限权意义,没有看到法律概念定义并不完全是命令,而是法律体系或法律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律规范不仅是命令,更主要的是以法之名的定义。法律定义不具有强制性,立法所表达的法律定义来自于社会生活,还要用之于社会,为讲法说理服务。之所以服从法律规范,不仅是因规范来自主权者的命令,还因为作为思维基础的概念、定义、价值、法理等对思维的规制。

   立法者完成的“所指”只是从一般性、体系性的角度明确了法律之定义,属于法律定义分类中的名义定义。名义定义是在给对象进行法律化命名,表现为在法律条款中只是使用了某一字词,对该语词进行法律化认定,一般不需要概念化加工。只要在法条中明确该词就可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但日常用语直接变成法律定义是重要的。什么事情都很好办“只在明确”,其所表达的就是“避免语义不清和模棱两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义术语”。明确的指令使人知道了该如何去做,即明确的命令很好执行,明确的法律便于操作。法律定义的功能就在于明确法律之所指,就是要强化法律的独立性、明确性、稳定性、安全性、规范性等基本特征,所针对的问题是不断被稀释的基本属性。有了定义就要接受定义的约束。这当然不是说按照定义来制定决策处理案件,那样的话就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法律的命令,执行起来也很复杂。词义的不确定、多义性和变迁性是语言理解过程的重要特征,因而即使确定了定义也还必须有解释、论证以及推理等方法的使用。法律定义以及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为思维提供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展法律、法治和法理思维。

   法律体系由部门法构成,而构成部门法的是某类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体系由概念定义的分类体系组成,概念定义是法律体系的最小单元。定义思维是基础的法学思维,包括两个层次:一层是立法角度的定义思维,即把法律以定义的方式表达出来,建构法律基本属性包括一般性、独立性、明确性、稳定性等。法律的这些属性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表达的是法律的规定性。由概念定义所展示的法律规定性像一张网络,可以帮助人们整理感性材料,通过演绎、归纳、论证、发现、解释等将概念、定义具体化。这导致第二层次的定义思维,即在对一般性定义使用后的再定义。当法律成为分析框架并用于解决法律问题时,定义思维已经改变了方向,不再是抽象化思维,而属于涵摄思维,是运用定义概念所搭建的法律框架所展开的分析,是对案件材料的加工,并赋予事实以法律意义的思维过程。

   (三)便捷法律思维

   德国法学家发现:“只有建立起演算化的逻辑系统之后,才可能成功地发展出将准确定义的种类与具有充分精确性的单独定义或与伪定义种类区分的定义论。”定义的基本功能就是让法律概念更清楚,让意义更明确;是用定义的方式把多变语义固定起来,以便捷准确地交流,进而发挥指引思维、评价行为的作用。“定义无疑在法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法律推理中,只有对前提中出现的表述进行精确定义才能推导出可验证的结论。对于某些重要的基础性概念,立法者甚至会在法律条款中直接陈述其意义。”法律定义是法律思维的前提,“若要适当思考,必须正确使用字词,否则我们无法达致真正的意义”。定义之所以对法治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根据已有定义,运用逻辑推理、体系解释等综合性构造、推演出新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发现:“倘若没有法律定义,(专业)术语的使用者就必须对概念的使用取得一致。”法律是对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发出的邀约,接受定义约束就是承诺。法治就是这样一种契约精神支配下的秩序。“法律是经由规范化的过程所形成的具有强制力的命题。”命题是“当为”的要求,未形成定义就无法明确法律效力的具体要求,很多争议就是因为定义不清。定义明确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清晰定义定分止争。然而,现有法学理论对定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对法律概念的研究也不是很多。“如果一门学科终极地定义了它的概念,也即终极地认知了它的对象,那么它就无事可做了。”可是与之相反的是,只要还在进行科学研究,那就意味着概念定义就是未完成的。由于案件纠纷时刻向法律定义提出挑战,因而对定义的探究不可能结束。只是需要注意到,一般法律定义为法律思维提供了便捷的手段,使思维过程更加经济。

   “关于定义的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法理学,甚至是法律本身。”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从方法论角度探寻定义使用的思维规则。我国法理学对法律的界定,过于强调了定义的阶级本质、社会本质,只在形式上看到法律是行为规范。这是不全面的,这与不重视逻辑的思维融贯相关,非常容易引发思维的专断。在法律定义之中不仅只有义务,还有权利。职权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律行为规范。法律定义不仅是对行为指引和对行为合法、违法的衡量,还包括对思维的指引。对思维的引导是对法律定义的认同。法律思维是对法律定义概念的恰当使用,所谓恰当使用就是在思维过程中遵循法律思维的规则。“定义上的任意性,不能适应于法律概念,继而出现一个问题: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法律概念才会有对错之分?”法律运用需要遵循逻辑思维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对如何思维的指引,也是判断对错的标准。当然思维对错还要接受价值观念的评判,还需要接受历史、社会的检验。这里的历史是指客观的历史,而不是编造的历史,社会也不是任意定义的社会。法律思维规则并不保障法律运用结果的正确性,但却是便捷思维不可缺少的。

   法律定义的运用

   有哲学家意识到“定义是清楚思考与理性讨论的关键”。法律定义具有对象化、抽象化、静态化等特点,为司法、执法、守法提供前提。然而在执法、司法中这些特点都要发生变化。抽象化的定义要具体化,静态化的定义要动态化。立法者创设法律是在定义法律,而执法者、司法者运用法律就是在具体语境之中再次定义法律。因而实施法治需要重视法律定义。没有定义就不成法律,而没有再定义就不可能有法律实施。“语词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因而不能仅注意到名词意义上的法律定义,还必须注意到定义的使用过程。罗斯认为:“法律思维的任务正在于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法律规则作概念化处理,即它们可以被还原为体系性秩序,并借此尽可能清晰和方便地说明现行法。”法律运用不仅有法律发现、法律检索,还有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论辩、法律修辞等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中除法律发现(法律检索)外都是对法律的重新定义。

   (一)从定义出发开展法律思维

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关于法律的思考对研究视角及方法没有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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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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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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