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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改元之年的日本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2019~2020年形势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0-10-30 00:05:28
作者: 杨伯江  

   摘要: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安倍内阁的施政与境况折射出平成30年历史延长线上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安倍“超长期执政”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施政成本上升,政策目标实现度偏低,修宪梦想实际破灭。外部环境恶化对日本经济构成强大下行压力,加之增税助推效应,经济收缩趋势明显,增长动力不足成为困扰日本的长期难题。2019年,日本对外战略闪转腾挪,力推数字治理概念,主导规则制定方向,深入介入中东,彰显国际影响,力争在世界大变局中获取有利站位。安全战略持续转型,落实“18防卫大纲”,强化自主力量建设,融合外交、安全与经济合作,投身大国多边博弈。但除对华关系外,日本周边关系普遍陷入僵局,“战后外交总决算”挫败。2019年,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确立起“新时代”目标方向,对话机制全面恢复,贸易投资稳步增长。同时,矛盾分歧依然突出,东海争端无明显降温之势,日本西南军事部署稳步推进,对华“复合平衡”动作增多。面向未来,谋求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确定性,应是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强化经济纽带、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增进双方共同利益是基本路径,保持对话磋商、落实“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是重要保障。

  

   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平成”落下帷幕,“令和”随之开启。年号(日本称“元号”)是日本模仿中国而使用的纪年方法,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定年号为“大化”,开日本年号之始。迄今为止,日本共使用了248个年号,持续1300多年。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重大事件、祥瑞吉兆、灾异战乱等都可以成为更改年号的契机。直至明治时期,日本决定采用“一世一元”制度,即天皇在位期间不能更改年号,旨在强化天皇权威。尽管二战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确定的象征天皇制,更改年号不过是“新桃换旧符”的一种标志,但2019年的改元确实带给人们一个超越片段时间框架、从历史长周期深化思考的契机,成为日本总结以往30年、设计和规划未来的重要节点。

   平成时代开启于1989年,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美苏马耳他会谈、世界冷战格局的终结。在这30年里,以世界局势的巨变为背景,日本自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造就了一个改革与停滞并存、高昂与低迷交错的复杂年代。其间,日本经历了从竹下登到安倍晋三的17位首相、23届内阁,作为冷战背景下日本政治基本框架的“1955年体制”宣告瓦解,社会党易名为社会民主党,沦为政坛小党,自民党两度下野,并最终丧失单独执政能力。1992年,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战后日本首次实现向海外派兵,此后,日本向海外派兵次数不断增多。日美同盟在经历短暂“漂流”后重新强化,军事合作重心转向“亚洲-太平洋区域”[1]。以安全战略的主动性、外向化调整为切口,日本国家战略加速转型。平成时代,日本先后进行了涉及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行政、教育等广泛领域的多项改革,但总体收效不彰。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财政赤字恶化,经济进入“失去”通道,“在被日美摩擦消耗着能量的同时,还苦于对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的消化”,[2]2010年,日本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政府施政成本上升,国际竞争优势削弱。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加速推进的“大国化战略”走到了历史最高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也同步显现[3]。

   2019年,实现了“超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的施政与境况折射出在此历史延长线上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政治上,在自民党“一强独大”格局相对固化的同时,民众远离政治的倾向持续走强。安倍任内几次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均在低位徘徊,2019年7月进行的第25届参议院选举更是如此。经济上,新年号带给日本以新希望。自2012年12月开始被称为“安倍景气”的经济扩张期一直延续到2019年,被认为可望超过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长达73个月的“伊邪那美景气”,“创下战后最长纪录”,但“安倍景气”带来的实际GDP增长率较之前的周期大幅降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持续57个月)年均增长11.5%,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伊邪那美景气”年均增长1.6%,而本轮周期增长率仅为1.2%。在1982年到2019年的37年中,第一季度最高增长率出现在“昭和”改“平成”的1989年和2000年,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均出现显著增长,为此,日本国内对改元之年“纪念消费”带来的景气效应寄予厚望。但临近2019年年终,这一美好愿望宣告破灭。

  

   一 盛极而衰,安倍政权显现“末期综合征”

   2019年,日本政坛上自民党“一强”优势格局得以延续,但选举后“修宪势力”在参议院仅有160个议席,未能达到动议修宪所需的2/3席位。政治丑闻重创日本政府公信度,安倍推动国会审议修宪的计划落空,修宪梦实际宣告破灭。在外部环境恶化、消费税增税双重打压下,日本经济收缩趋势明显,增长动力不足成为困扰日本的长期难题。

   (一)安倍成“最长任期首相”,但执政优势有所削弱

   至2019年6月、8月、11月,安倍在任天数接连超过伊藤博文、佐藤荣作和桂太郎,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累计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2006~2007年初任首相期间,安倍推动国会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以及《海洋基本法》、《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出台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强化安全决策体制,制定“新安保法”实际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两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通过“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再构筑”(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语)推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但是2019年,在国内外重重挑战及丑闻风波的困扰下,安倍内阁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度并不高,特别是未能随令和时代的开启将修宪向前推进。7月,安倍带领自民党出战参议院选举,日本政坛上自民党“一强”优势格局得以延续。[4]在改选的124个席位中,自民党获57席,公明党获14席,加上未改选的70个席位,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共有141个议席,超过半数。但发起修宪动议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而执政联盟加上日本维新会等“修宪势力”在参议院只有160个议席,未能超过议席的2/3。

   2019年,连续出现的政治丑闻重创日本政府公信度。在春季例行国会上,围绕涉嫌统计数据造假、漏发或少发2015万人薪水的“统计门”事件,安倍内阁受到包括自民党在内的朝野各党的严厉问责,导致例行国会成为“统计国会”。“统计门”扯出财务省、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等众多政府部门,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并导致“安倍经济学”的政绩被质疑是建立在虚假数据基础之上。根据2018年6月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同比上升了3.3%,创下21年来新高。而在丑闻曝光后,这一数据经确认仅为0.2%。80%的公众认为此事“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可信度”,85%的人无法接受厚生劳动省就此事所做的说明。[5]9月,安倍改组内阁后不久,经产相菅原一秀、法务相河井克行两名阁僚即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相继辞职。11月,在野党和媒体又爆出“赏樱门”丑闻。从195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出资举办“赏樱会”,邀请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士出席,但2019年“赏樱会”邀请了安倍在山口县选区的支持者参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牵扯出公费私用、行政不透明等一连串问题。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取消了原定于2020年4月举办的“赏樱会”,宣布将全面重新审核活动预算和接待人数,明确邀请人员标准,推动邀请程序透明化。但在野党及民众认为安倍内阁是在掩盖事实、逃避责任,甚至连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都批评称,自民党已丧失“自我净化”能力。一连串丑闻对安倍政权造成冲击,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6],打乱了安倍推动临时国会讨论修宪议题的既定安排。

   (二)安倍修宪梦实际破灭,要留下“政治资产”的目标落空

   参议院选举后,安倍继续积极推进修宪,10月,在临时国会施政演讲中表示“令和时代新型国家的路标是宪法”,欲拉拢国民民主党等支持修宪的在野党,重新构建议席2/3以上的“修宪势力”。综合分析,安倍于2017年5月提出的“2020年施行修改后的宪法”不可能实现。从程序看,由于朝野各党分歧严重,执政联盟提出的2019年11月21日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对《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进行审议并表决的日程被迫推迟,致使在参议院的审议也无法如期完成,自民党最终决定放弃在本届国会期间表决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7]这样,至12月9日临时国会闭幕,《日美货物贸易协定》(TAG)等16个法案和条约获得通过,但关涉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未获审议通过。从2019年底到2021年9月,日本国会总共还有三次会期,要在此期间内完成修改投票法、制定修宪草案、发起国会动议、举行国民投票等一系列程序已无可能[8]。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问题突出,修宪并非选民关注的焦点。日本共同社在参议院选举后进行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围绕安倍政府“应优先应对的课题”,在设置的九个选项中,“医疗、退休金、看护”与“景气和就业等经济政策”较受关注,分别获得48.5%和38.5%的支持,而修宪仅获6.9%的支持,排在所有选项的末位。从民调结果看,民众普遍希望安倍政府把执政重点放在经济民生上,而不是“不务正业”地推动修宪。很明显,修宪是安倍的夙愿,却不是日本国民的。安倍坚持推动修宪,既是为拢住保守势力基本盘,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民意诉求的误读。

   在执政联盟内部,公明党主张“加宪”,即在坚持现行宪法和平主义等原则基础上加入新的理念,并明确反对自民党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主张。该党代表山口那津男称,“有必要对特意把自卫队写入宪法进行认真讨论”。参议院选举后,山口那津男再次就自民党“将自卫队的存在明确写入宪法”的主张表明谨慎态度,表示“大多数国民都认可自卫队,并没有什么不修改宪法就无法解决的问题”。(修宪)“没有在国会的宪法审查会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修宪)是很难的”,“日本朝野分歧严重,(修宪)很难实现”。[9]由于自民党在选举后在参议院议席单独未过半数,公明党的重要性和话语权相对提升和增强,其对安倍修宪的牵制作用进一步上升。即便从“修宪势力”内部看,尽管他们都主张修宪,但具体修哪里、怎么修,意见并不统一。自民党在选举期间就修宪列出了四点目标: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宪法第九条;新设紧急事态条款;消除参议院选举“合区”;充实教育内容,把修宪讨论的进展定为主要争论点。但同样支持修宪的国民民主党则认为,在没有明确自卫权边界的情况下,“修改(第九条)的时机完全不成熟”。面向未来众议院大选,该党需要与立宪民主党、社民党和共产党等反修宪在野党进行合作,因此很难向自民党的立场靠拢。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由于安倍本人热衷修宪,反而增加了民众、在野党对其可能趁机将国家主义理念等私货塞入其中、“改恶”宪法的警觉,针对“在安倍任内实现修宪”的抵制气氛悄然形成。共同社民调结果显示,高达56%的受访者反对“由安倍政府来修宪”,大幅超过32.2%的赞成意见。[10]从这个角度看,安倍的志在必得反而成了他的修宪进程的牵制因素。

   (三)经济收缩趋势明显,成为影响日本形势走向的最大变数

2019年1月,日本政府月度报告维持经济“正在温和复苏”的评估,并指出本轮扩张期至2020年1月将达到74个月,“极有可能”超越“伊邪那美景气”,“成为战后最长扩张周期”(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语)[11]。但至3月,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三年来首次下调对经济前景的评估。5月,鉴于3月景气一致指数下滑,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此前的“表现出向下的迹象”下调至“正在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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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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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研究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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