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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改元之年的日本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2019~2020年形势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0-10-30 00:05:28
作者: 杨伯江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单独出兵中东,以“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及确保日本船舶的安全”。约260名海上自卫队队员、P-3C巡逻机以及一艘可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奔赴中东海域,执行为期一年的信息搜集与护航任务。

   斡旋美伊关系、单独派兵中东,标志着日本中东外交从能源外交走向调停外交,是其权衡多方利害、综合评估后采取的战略动作,是在能源安全、日美同盟、日伊关系、战略自主性与地缘影响力等多种要素之间找到的最佳平衡点。首先,日本进口石油严重依赖中东,[26]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海是日本原油运输生命线的源头,日本对该地区高度重视。其次,有针对近年来中东“俄进美退”态势、借局势紧张扩大日本地区影响力、尝试海外派兵常态化的战略考量。[27]最后,借强化介入中东,助力“印度洋-太平洋构想”。2016年,在第六届TICAD召开期间安倍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后,日本在连接亚洲和非洲的中东附近海域加强存在的动向日渐明显,2018年《外交蓝皮书》首次将“为中东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列为外交重点。[28]在出兵方案的设计操作上,日本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限定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北部以及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避开靠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向美国海军派出自卫队联络官,与“护航联盟”分享情报,这样既适度回应了美国的派兵要求,又可避免刺激伊朗。进入2020年,安倍将中东作为本年度第一个出访地,1月11日,启程出访沙特、阿联酋和阿曼三国。

   (五)“战后外交总决算”受挫,近周边关系再陷僵局

   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安倍首次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概念,10月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其内涵。2019年1月,安倍在第198届例行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宣布将全面推进“俯瞰地球仪外交”,强力开展“新时期近邻外交”,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29]推动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既是安倍迎战参议院选举的选战策略,也有攻克战后日本外交难点、加分身后功业的政治盘算。但是,2019年,安倍内阁“外实中空”式的“甜甜圈外交”特征再次凸显,除对华关系外,与东北亚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普遍陷入僵局。

   日俄解决领土争端、缔结和约谈判陷入僵局。2018年11月,日俄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商定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30]为基础加快和约谈判进程,两国关系出现转机。但进入2019年,俄方姿态转趋强硬。1月外长会谈期间,俄方表示,日方承认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主权在俄是缔约的“绝对条件”;俄方反对给谈判设定时间表。为显示善意,日本在4月发布的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删除了“北方领土归属日本”的一贯表述。5月,日俄在东京举行“2+2”磋商,双方分歧严重。日方抗议俄在争议岛屿试射新型导弹等强化军事力量之举,俄方则指责日本拟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安倍力图赶在G20峰会期间与俄方就缔约达成框架协议,但在大阪首脑会谈中,俄方提出增加双边贸易额等新要求。此后,俄方以日美同盟造成威胁为由,主张1956年宣言“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拒绝启动移交齿舞、色丹两岛的磋商。[31]日俄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领土争端的解决实属不易,不仅双方就1956年宣言及战后国际秩序法理基础的解读存在分歧,而且受到国内政治及美国因素的极大牵制。从日方看,安倍内阁对俄让步,只要求俄方先归还仅占争议岛屿面积7%的齿舞、色丹两岛,已招致国内不满。参议院选举后,随着日方国内政治驱动力下降,日俄谈判实际陷入停摆状态。9月,日俄领导人在俄远东再度会晤,安倍敦促普京完成缔约这一“历史责任”,普京则重申《日美安全条约》对俄日缔约构成阻碍,指出美国在废除《中导条约》(INF)后有意在日韩部署中程导弹。11月,日俄在名古屋举行外长会谈,俄方再次表示美国公开宣称俄是主要威胁,这与日方“日美军事同盟不针对俄罗斯”的表态相左;1956年发表宣言时,苏联曾表示,这一宣言只有在美国终止在日军事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全面落实;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强化,从而导致俄罗斯对本国安全担忧。[32]

   在朝鲜半岛,日本与南北方关系同时陷入僵局。韩国文在寅总统在2017年执政后推翻《韩日慰安妇协议》,韩国高等法院就战时劳工索赔案判决日方败诉,冻结日本涉案企业在韩资产,日韩关系一路下滑。2018年以来,韩国政府解散根据《韩日慰安妇协议》成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日方指控韩国海军驱逐舰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韩方指控日本P-3巡逻机在东海海域对韩方军舰进行“威胁飞行”等,两国争端不断。日本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删除了“发展面向未来新时代的日韩关系”等正面表述,指出“韩方相继做出消极举措,日韩关系面临十分严峻的状况”,称韩方对劳工问题做出的判决“颠覆了日韩关系的法律基础,我方坚决不能接受”。蓝皮书详述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方立场,首次以专题形式记述了韩国被征劳工问题,表示“包括国际诉讼和对抗措施在内,日本政府将考虑所有选项,继续妥善加以应对”。[33]7月,日本宣布对向韩国出口的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制品实施出口管制,继而将韩国移出出口对象白名单。韩国针锋相对,就日本对韩国制裁向WTO提起诉讼,并将日本移出出口优惠待遇白名单。8月,韩方通知日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将不再延续,后在美国干预下,韩方赶在协定失效前一刻宣布其“有条件延长”,但协定实际不再发挥作用。日本在9月发布的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将韩国作为安全合作伙伴的排序从2018年的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居澳大利亚、印度及东盟之后。2019年,日韩领导人数次短暂会晤,但日韩关系始终未获实质性改善。直至年底,日本宣布放宽三种半导体材料对韩国出口的部分管制;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期间,日韩领导人再次就恢复双边关系等话题交换意见,一致强调改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日韩关系出现缓和信号。日韩矛盾上升折射出两国围绕战后秩序、两国关系法理基础的深层分歧以及东北亚区域形势的最新变化,并受到现实国内政治的影响,不仅冲击全球价值链,而且造成日韩双输局面,阻滞东北亚区域合作。[34]

   日本缓和对朝姿态,但两国关系毫无松动。为避免与特朗普对朝政策公开唱反调,2018年年底以来,安倍开始调整对朝姿态,避免在国会答辩中使用“对朝最大限度地施压”“朝鲜是威胁”之类措辞,并称“接下来就是我和金正恩委员长面对面地谈”等,呼吁日朝磋商并解决绑架问题。2019年3月,日本自2007年以来首次放弃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谴责朝鲜人权的议案,释放出对朝政策从“重视压力”转向“重视对话”的强烈信息。[35]4月,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朝鲜半岛形势采用了“看不到本质上的变化”“国际社会协调一致推动美朝开展谈判至关重要”等相对克制的提法,同时软化对朝姿态。蓝皮书删除朝鲜“构成重大且紧迫的威胁”表述,不再使用2018年版“最大限度加大施压力度”等措辞。[36]同时,日本决定将对朝鲜单方面制裁延长两年。[37]大阪G20峰会上,安倍呼吁各国全面履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6月底朝美领导人板门店会谈后,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再次宣称“维持对朝制裁方针”,引发朝方严厉谴责。朝中社发表题为《要搞清自己身价》的评论专文,痛批日本无视当前半岛和平气氛,坚持对朝制裁,并援引日媒评论,称在周边国家中只有日本领导人尚未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面,“安倍又被晾在了蚊帐外面”。[38]综合分析,在美朝关系走向不明的现状下,日朝关系改善动力不足,很难突破僵局。从朝方看,基于外交重点及战略策略,其并不急于为“打破日美包围圈”而接近日本,启动对日磋商的政策优先度很低。从日方看,尽管多次表示愿与朝鲜谈判,但实际缺乏有力的政策杠杆与对朝筹码,同时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牵制。为持续推进安全战略转型,日本保守强硬势力需要维持“朝鲜威胁”的存在。

  

   三 矛盾犹存,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任重而道远

   2019年,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在两国领导人和各界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正面互动日趋活跃,贸易投资继续稳步增长,“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两国间矛盾分歧依然突出,建立战略互信任重而道远。

   (一)高层交往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确立“新时代”发展方向

   继2018年实现总理互访、重回正常轨道后,2019年,中日关系继续稳步改善,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6月大阪G20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确认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识囊括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指出中日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加强高层引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利益交融,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重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逐步确立稳固的战略互惠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继续推动落实《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即“6·18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双方认为,中日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同意发挥G20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连接多样化地区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将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39]

   12月,习近平与来华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再次会面,指出中日关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中方愿同日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政治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再上新台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运筹新时代的中日关系,首先需要明确战略共识,坚持以全球大视野思考和谋划两国关系,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携手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格局;双方应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增进安全互信,更加积极地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要展现国际担当,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月,李克强在成都与安倍举行会谈,表示中国愿同包括日方在内的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RCEP,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安倍表示,日中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负有重要责任;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沟通对话,共同开创日中关系新时代。日方愿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推动尽快签署高水平的RCEP,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

   (二)对话机制全面恢复,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相继展开

   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一年内举行两次。在2019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对话中,中方强调当前国际形势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日要积极履行时代重任,加强在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调,推动全球治理进一步走向公正、合理,推进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携手推动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日方表示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往来,确保取得丰富成果,对外释放积极信号;日方愿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12月,双方举行了第七次对话。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4月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如何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全面深入沟通,展开建设性讨论,形成了诸多共识。

5月,中日举行第十一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东海相关问题交换意见,探讨开展海上合作方式,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两国高层交往引领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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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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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研究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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