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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人文学科和素养重构

更新时间:2020-10-26 08:35:19
作者: 李欧梵 (进入专栏)  
但又谈何容易?

   四

   在此我不得不从所谓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追本溯源一番。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简言之,就是人作为一个“作者”和“开创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话语”(discourse)的建构而已,换言之,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有人性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说法,全被当今文化理论家批判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福柯还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演,题曰:“什么是启蒙?”内中把“启蒙”和“人文主义”观念肢解,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主义,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启蒙也并不是歌颂人类理性的伟大,恰恰相反,福柯认为人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性,我们只有在不断被话语肢解而反思的过程中才能表现某种“英雄”态度。总而言之,人之所以为人,并非是本质的或先验性的,而要靠后天的努力。这套说法,被福柯的徒子徒孙视为“反人文主义”的规范。但我认为福柯并非反对人性,而是把人性的演变画出另一个系谱,他晚期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系列讲演课程中,反而有点“复古”,从另一个层次进入古希腊对于个人身心修养(souci de soi;care of the self)的探讨,似乎又回到某一种的“人文”传统之中了。

   福柯的历史理论影响更大,又被视为对于历史的连续性(continuity)的致命打击,至少对于历史的绝对真实存疑。我认为这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它反而让我们重视“现时”的意义,“现时”和“过去”的关系并非“由古至今”一以贯之,而是断裂的,用福柯的话说,研究历史就像考古学家挖掘埋藏在地下的碎片一样,我们必须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才能发现其意义。福柯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文本中发现的大多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我从另外一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著作中得到的启迪更多,他对于“过去”有一套特别的看法,在那篇短短的《历史哲学提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他说:“过去像是一个瞬间即逝的闪烁意象,只在认识它的那一刻被抓住,而后就永远不见了”,那短暂的一刻就是“现时”。他又说:“现时作为一个弥赛亚时间的模式,就是把人类整个历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节缩,正像是在宇宙中人类历史的地位一样。”他这种说法,有点玄,甚至有点神秘,高不可测,但不管他怎么说,他对于“现时”却赋予极大的意义,我们也可以说:现时是由无数个过去的碎片集结而成的,我们如不正视现时的意义,一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话,那么现时也会瞬间变成过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我也重视现时。

   我想提出的一个粗浅的人文方法,就是把福柯和本雅明的说法连结起来,把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刻”付以新的意义,而不是无聊地把它“消费”掉了,这种意义是需要自我不停地建构的。我们不必把远古作为起点,而是反过来自今探古,突显过去某一个“时辰”(moment)或“时代”和现在的相关性,所以我在上一讲中特别提到晚明。有时我也会把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和一百年前十九世纪的世纪末来比较,或把现今、晚清和晚明三个时代并置来看;上两个“世纪末”影射的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纪初,这是一种竖向(diachronic)的宏观法。另一种方法是横向的(synchronic),把一个时间点——譬如一百年前的一九〇九年——作为一个坐标点,来横看世界各国文化,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奥国的维也纳发生了什么?还有巴黎、伦敦、纽约。我用城市作为连接点,是有所指的,因为“现代性”(modernity)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

   我的人文思想的第三个来源,是二〇〇三年才过世的文学评论家萨义德(Edward Said),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支持巴勒斯坦独立的政治家,他以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流亡分子身份进入美国的学术殿堂,著书立说,我对他十分尊敬。在他去世前不久写的一本书《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说:“人文主义是人类意志和体性(agency)所创立的形式和成就,它既不是系统,也不是非人的力量如市场或无意识(可以左右),不论你如何相信后者这两种力量的操作。”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语带讥讽,指的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弗洛伊德影响下的非人性和非理性的无意识。萨义德坚信人的主体性和独创性,因为历史是人造出来的,在这一方面,他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信徒。

   萨义德认为:人文学科本来就是世俗性(secular)的,而非源自上帝或宗教,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更是人类意志表达的结晶;人文主义也是开放的,是由多种声音和话语集结而成的学问,不是“一言堂”或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萨义德终身热爱古典音乐,所以他又从巴哈的作品中悟出一套“对位”(counterpoint)的方法,把不同的声音对等起来,表现出互动的张力、冲突、与和声,换言之,这也是一套彻头彻尾的比较方法。

   我在以上这几位大师著作的陶冶之下,也悟出些许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一句话,就是偶合式的“接枝”(英文叫做reconnecting),但我的接枝方式已经不是自古至今一条线的持续方式,而是从“现时”出发的一种“跳接”,竖向和横向并用:竖向非但可以“接古”,更可以“借古”,其意义皆反照到现在。我可以把某一个过去的时辰特别引了出来,像招魂一样,以便和今日今时相比,或像植物接枝一样,把今古接在一起,生出一个“混杂物”,总之都会使今日今时更有意义,因为“今天”是由无数个“昨天”结成的。堆在一起,不见得有条理井然的次序,必须以今日今时的感受来厘清,所以我说是“以古照今”。至于横向的连接,则是一种跨国家、跨文化和跨学科领域的“对位”法,也是一种多声体的对话,是由多元思考和比较得来的方法,这个方法当然得自萨义德,但我还加上一个“变奏”:有时候,这些“对位”式的比较背后并不见得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而是无心插柳式的“偶合”,历史上的某个时辰(譬如一九〇九年)不见得重要,但经过今日对照或跨文化的横向比较后,可能显示料想不到的意义。用意大利小说家艾柯(Umberto Eco)的话说,就叫做“serendipity”(无意中的发现或偶合)。他举一个著名例子:哥伦布本来想到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我有时想的或研究的也是中国的论题,却不自觉地发现了多个不同的新世界,有时真的是声“东”击“西”,误打误撞,其实这样,其乐也无穷。

   五

   且让我讲两个和人文有关的“接枝”故事,也是最近个人研究的过程中无意中的发现。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

   最近收到一封学术会议的邀请信,来自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林赛水(Lindsay Waters),信中说:二〇〇〇年七月出版的《投资者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有一则消息:“中国共产党从被遗忘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发现希望。”文中提到了中国大陆的“白璧德热”——这个保守主义的学者到底是谁?我脑中依稀还有点印象,他原是哈佛大学法文系的一位教授,至今连林赛水也遗忘了。原来白璧德还训练出一批中国留学生,包括吴宓、梅光迪和梁实秋。吴宓和梅光迪回国后办了一个著名的杂志《学衡》,以乃师的“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反对五四运动,批评“新文化”人士不懂得尊重传统,反而是白璧德更尊崇孔子和儒学,并从中西人文传统搭造他的“新人文主义”,以此来反对杜威的教育哲学。杜威来过中国,是名人,白璧德一直被打入冷宫,直到今天。据一位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白璧德的保守哲学原来也是针对当时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九三〇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使人道德失落,忘记人性之本,所以白璧德要重振人学。在学术上他最反对的是虚构(rousseau)浪漫主义,他认为虚构的思想是一切祸乱之源,使伦理道德失序(disorder),所以要鞭挞之!然而虚构正是现代革命之父,对中国革命思想——特别是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白璧德在中国现代的激进思潮中愈显得保守。哈佛开这个名为“人文国际”(Humanism International)会议,又把这位保守大师的“阴魂”请回来了,目的不再是纪念他,更不是支持他的保守主义,而是由当今中国对他的论述而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风水轮流转,又从激进回归保守?或是物极必反,中国人突然又发现自己传统的伟大,进而对这个洋人也发生兴趣?

   我知道(因为我曾和林赛水事先谈过)这个会议的真正目的是重探人文主义,他提出的问题正是:全球化之后是否有人文主义复兴的可能?会议的议题以中国为主,却把西方人文主义的版图扩展得更大,从文艺复兴发现的希腊、罗马,经由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直传到亚洲,在这个文化旅行中也带来了新的发明——火药和印刷术。但西方人文主义到了另一个文化国土,必然变质,这才是值得探讨的对象。林赛水也引用了本雅明的名言:“第一个时代必须把传统从令人窒息的传统主义中挣脱开来。”那么当年的《学衡》杂志做的是否是同样的事?不见得吧。他们的老师白璧德也不见得会这么做。我觉得本雅明的话一语中的,这恰是我们当今该做的人文研究项目之一,“传统”不是死的才古董,它是活的,它就是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不断“变形”。我猜赴会的华人学者(海峡两岸的皆有)不见得从这个方面去重探白璧德,也不见得会研究“人们走上人文之路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偶合事件应该让我们反思:人文传统早已在华人文化中根深蒂固,锄之不去,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将之“保守化”(如白璧德)变成绝对价值,反而应该用萨义德的方法将之多元化、多声化,作为一种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过度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牢笼中自求解放的动力。今天重探白璧德的目的也在于此,是从今天的环境来反思的,不是一味盲从他的保守主义。就让白璧德在天之灵安息吧,我们不必再为此翻案,如要翻案,恐怕需要和虚构思想的“西学东渐”一起翻。

   我的另一个“接枝”故事比较复杂,连接点至少有两三个,也是最近我从阅读中无意得来的。

   为了准备这一系列的论讲,我参阅了不少书,其中一本就是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我阅读时,发现他处处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Giambattista Vico(维柯)。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多年前我曾买过一本书,是柏林(Isaiah Berlin)所写的,薄薄纸面本,名叫Vico and Herder,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怪名字——前者是十八世纪初,后者是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内容如何我则不得而知,因为买了没有看。此次从萨义德书中又发现这个名字,但和上次相遇至少也有二三十年了吧。这次倒是一鼓作气,连带把维柯的这本大作The New Science(原名是Scienza Nuova)也买了下来,也是纸面本,立即翻阅,但不得其门而入。又突然想到:这本《新科学》,不是也有中译本吗?译者正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朱光潜曾在香港大学读过书,多年后香港大学又授给他荣誉博士学位,所以和香港大学渊源很深。他也曾在中文大学小住过,担任“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时在一九八三年。妙的是就在上个月,我突然收到中文大学出版社赠送的一本小书,就是朱光潜讲演稿的重印本《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我大喜过望,这不就是偶合(serendipity)吗?我从未想到研究朱光潜,然而这次偶合的机会却令我不得不重溯人文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悲剧。

原来朱光潜花了将近五年的功夫,在他有生的最后五年把这本译文完成了,但所根据的却是英译本(和我买的译本不同),因为他自称不懂意大利文。不懂?他不是把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而且就是因为他当年是克罗齐的“弟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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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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