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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利: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更新时间:2020-10-24 10:03:24
作者: 张双利  

   摘要:“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该问题的核心内涵是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向,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马克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两步对该问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同时具有伦理功能,而只有反伦理倾向;接着,又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分析,在阶级统治的理论框架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把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断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存。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出发来具体阐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马克思问题”。

   作者: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

   引 言

   一、黑格尔论市民社会的双重性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反驳与吸收

   三、马克思论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

   结 论

  

   引 言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在这一学术现象的背后,是当代中国学者的现实关切,是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有前提和具体路径的理论思考。但要参透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找到足够多的中介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一联系。概要地说,至少有四个中介性的环节:首先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深刻洞见,我们可把它简称为“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转型,以及它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错误回应。再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两大领域分别出现的两种回应该问题的重要努力。在理论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他带着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充分自觉和对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危机的清醒意识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市民社会理论,希望能够在理论上探索出一条回应“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现实道路。在实践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改革,改革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下,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重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来回应这个困扰着整个现代性事业的“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最后是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之下,对于上一环节中的理论和实践努力的重新反思。

   本文的写作重点仅在于概要阐述“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个环节的研究范围。文章分三个层次展开:首先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简要论述,重点在于说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双重性质的分析。其次是概要阐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反驳和吸收。马克思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之下理解现代世界,他一方面直接反驳掉了黑格尔给出的解决问题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在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断定上直接吸收了黑格尔的相关思想。最后是简要论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进一步断定。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分三步逐渐深入到了对市民社会内部的自我否定趋势的批判:其一是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洞见;其二是对现代社会的阶级统治结构的分析;其三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伦理性的进一步阐述。以上述三个层次的论述为基础,本文旨在说明,马克思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黑格尔所提出的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化,以及“黑格尔—马克思问题”为什么是内在于整个现代化事业中的根本性难题。

  

   一、黑格尔论市民社会的双重性质

   在政治革命和商业社会的双重现实前提之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伦理生活的一个环节。这一判断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首先,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特有成就,它使主观自由的原则得以安放。其次,市民社会具有明确的非伦理性,如果任其自行发展必将导致共同体的瓦解和伦理生活的败坏。再次,在现代国家的支撑和统摄之下,市民社会同时具有伦理的功能,其内部具有多重伦理机制。最后,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质之所以可以得到限定,是因为市民社会同时以国家为前提和目的。

   首先是明确断定市民社会是现代伦理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现代伦理生活有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从概念的角度看,这三大领域分别代表着普遍性概念的三个发展环节:家庭以直接的普遍性为原则,是第一个环节;市民社会是对内在于普遍性概念中的特殊性原则的释放,它代表着反思的高度,是第二个环节;国家以具体的普遍性为原则,它是对被释放出去的特殊性原则的包容,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第三个环节。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黑格尔明确指出市民社会有两大原则:首要原则是特殊性,次要原则是普遍性的形式。“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人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把这段话转换成现实生活画面,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每个人都把特殊的自己认作是目的。或者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地位都得到了承认,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自由任意认作是规定其行动的目的。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人们又由于各自的实际需要而普遍地相互关联,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关系的中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市民社会中人的行动又必须采取普遍性的形式。

   关于市民社会的实际形成,黑格尔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第二,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特有成就。“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此外,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黑格尔在这里首先指出,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只有在国家守护住整个共同体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前提之下,才能让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特殊性得到释放。黑格尔同时还特别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因为在古代的伦理共同体中没有对主观自由原则的承认。“单个人独立的本身无限的人格这一原则,即主观自由的原则,以内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现,以外在的从而同抽象的普遍性相结合的形式在罗马世界中出现,它在现实精神的那个纯粹实体性的形式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城邦生活解体时期,虽然主观自由的原则已经开始萌发,但它无法在以单纯的实体性为原则的古代伦理共同体中得到安放。经过了基督教精神和罗马世界这两大环节,它最终才在现代世界借助于市民社会中的多重机制得到安放。

   关于市民社会的内部机制,黑格尔指出,我们可以分三个环节来对它们进行考察。首先,是需要的体系,即市民社会是一个普遍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可以参与该劳动分工体系,并凭借自己的劳动而分享公共财富,满足实际需要。其次,是司法,它通过在法律上确保每一个成员的自由个体地位和私有财产权利,来为需要的体系提供法律前提和司法保障。最后是警察和同业公会,它们分别为需要的体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两个方向上的支撑。一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力量,它代表一种外在的普遍性,以多种方式来确保一个稳定的外部生活秩序;二是在市民社会中以各个群体面目出现的力量,它代表一种内在的普遍性,使得每个成员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概言之,这三个环节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的体系是结果;它之所以可能,首先要有法律层面的支撑和保障;除此之外,它还需要有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外在普遍性的力量,和以同业公会等面目出现的内在普遍性的力量的进一步支撑。

   其次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质。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趋势,黑格尔的判断与亚当·斯密的判断大相径庭。斯密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强调市民社会本身具有道德性质,市民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劳动和普遍交换可以使整个社会得到成全。黑格尔却强调指出,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任由其自行发展,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甚至会带来整个伦理共同体的瓦解。黑格尔先从原则的高度指出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质的内在根据,在此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从现实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进行了具体分析。

   我们先来看黑格尔从原则的高度所进行的分析。“这里,伦理性的东西已经丧失在它的两极中,家庭的直接统一也已涣散而成为多数。这里实在性就是外在性,就是概念的分解,概念的各个环节的独立-——这些环节现在已经获得了它们的自由和定在。”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之所以具有非伦理性,是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在这里被分离开来,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二者之间仅仅只是外在的关系。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市民虽然承认有外在的普遍性的力量,但他们对外在普遍性的承认仅仅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特殊性的目的。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规律,还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法律体系和公共秩序,它们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来说都只是一种外在的普遍性。只要我们在原则上停留于特殊性与外在的普遍性,我们就是在维持一个外部秩序的条件下纵容特殊性原则的无限发挥,其结果必将是对市民社会本身的瓦解。

   我们再来看黑格尔从现实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深刻剖析。黑格尔首先指出,市民社会必然会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市民社会中的法律虽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平等关系,但其出发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差异。这里所说的实际差异,既包括先天的自然差异,也包括后天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异。又因为市民社会中人仅仅以特殊性和外在普遍性为行动原则,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充分展开之后,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实际差异会被无止境地放大。市民社会中必然会产生极致的贫富分化。极致的贫富分化将导致贱民的产生:“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黑格尔在这里强调指出,贱民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上身处贫困状态,更在精神上陷入了绝对贫困。精神上的贫困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在主观态度上往往仇恨富人、反对社会、敌视政府,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们彻底丧失了自食其力的尊严感和荣誉感。黑格尔更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虽然可以带来财富的不断增长,但它却永远无法用既有的财富来预防和解决贱民问题。伴随着大量贱民的产生,市民社会显露出了自我瓦解的趋势。

黑格尔同时还指出,市民社会必然导致普遍的自我异化。如果市民社会的成员只是以自己的特殊性为原则,那么他在共同体中就只能通过炫耀财富这种纯粹外在的方式来获得他人的承认。“如果个体不是一个合法同业公会的成员,他就没有等级尊严,并由于他的孤立而被归结为营利自私,他的生活和享受也就变得不稳定了。因此,他就要用外部表示来证明他在本行业中所达到的成就,借使自己得到承认。”黑格尔在这里以炫富的工商业者为例,来说明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状态。市民社会中孤立的个体之所以要炫富,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与共同体之间的任何内在关联,他只能借助财富这种具有社会性质、且可被他人识别的要素来证明自己在人群中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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