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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利: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更新时间:2020-10-24 10:03:24
作者: 张双利  
来赢得他人的承认。与黑格尔的“贱民”概念相参照,我们可以称市民社会中这些炫富的个体为“有钱的贱民”(rich rabble)。他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无度挥霍同样意味着对共同体生活的败坏。

   再次是同时指出市民社会内部必然存在一系列伦理机制。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是为了找到限制市民社会自我瓦解趋势的现实道路。关于这条现实的道路,黑格尔指出其主要机制是等级和同业公会,支撑这两大机制的基本原则是特殊性和有限的普遍性的统一。

   一个健全的市民社会的现实画面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私人分属于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发挥其特有功能,共同支撑起整个共同体。关于这些群体,黑格尔提出了两个层次上的区分,第一个层次是三个等级之间的区分,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二等级(即产业等级)内部的同业公会之间的区分。市民社会中的三大等级分别是实体性的等级(凭靠土地生活的等级,他们守住的是对整个伦理共同体的信任)、产业等级(主要从事手工业、工业和商业,他们守住的是个体的独立精神)、普遍等级(他们坚守的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在产业等级的内部,各个不同职业的群体又分属于各个不同的同业公会,每个同业公会守住的是这个特定行业之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等级还是同业公会,其原则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么它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等级之所以重要,就因为私人虽然是利己的,但是他们又必须要把注意力转向别人。这里就存在着一种根源,它把利己心同普遍物即国家结合起来,而国家必须关心这一结合,使之成为结实和坚固的东西。”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等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不能只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还必须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统一,而等级正是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的重要机制。黑格尔接下来在论述同业公会的重要性时,基本上沿用了同样的思路,他明确指出同业公会的原则就是特殊性与有限的普遍性之间的统一。

   关于同业公会的伦理功能,黑格尔明确指出,同业公会可以使市民社会中必然出现的极致的贫富分化和普遍的自我异化这两大破坏性的趋势得到限定。首先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总之,它是作为成员的第二个家庭而出现的,至于一般市民社会则是一种比较不确定的家庭,因为它同个人及其特殊急需比较疏离。”黑格尔在这里直接用“第二个家”来界定同业公会的伦理功能。也就是说,市民社会虽然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但同业公会通过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可对这一发展趋势进行限定,可有效防止其成员陷入绝对贫困境地。我们再来看自我异化的问题:“在同业公会中,家庭具有它的稳定基础,它的生活按能力而得到了保证。此外,这种能力和这种生活都得到了承认,因之同业公会的成员毋需用其他外部表示来证明他的技巧及他的经常收入和生活,即证明他是某个人物。”黑格尔在这里指出,市民社会中的人实际上是通过发挥自己的特殊才能为社会整体做贡献,同业公会一方面让其成员的社会贡献得到整个社会的充分承认,另一方面也让其成员更加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在同业公会成员这里,特殊性和普遍性达到了具体的统一,自我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最后是强调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具有复杂的结构性关系。黑格尔明确指出,国家既是市民社会的前提,又是市民社会的目的。“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于是这种精神便把自己这种有限的现实性的材料分配给上述两个领域,把所有的个人当作群体分配,这样,对于单个人来说,这种分配就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黑格尔在这里从概念的角度对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界定,这一界定主要有两个层次的现实内涵:首先,家庭和市民社会并不是在先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精神的两个有限性的领域,落实为现实生活,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中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要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得到发展,国家为这两个领域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外部支撑。其次,国家是目的本身。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有限性的领域并不是目的本身,通过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大领域的发展,精神要进一步上升为自为的和无限的现实精神。转换成日常生活的语言,这就是说,国家不仅要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前提,更要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行干预、限定和引领。市民社会虽然可以让主观自由的原则得到落实,但它却具有强烈的非伦理性,不能自我维系。国家必须在更内在的意义上支撑市民社会,必须对市民社会内部的伦理机制进行培育和支持,这样的市民社会才会有伦理功能,其成员才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教养,超越主观任意,达到对普遍性的认同。概括起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是三环节式的关系: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有两大杰出贡献:一是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断定其是现代世界的根本性难题;二是同时给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该方案的要害在于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地位。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反驳与吸收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直接来源于黑格尔。概要地说,他先后分两步完成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首先是在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之下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直接吸收和反驳,并明确提出市民社会批判的任务。其次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提出阶级统治理论,并进一步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角度再次论述了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了第一步。从具体内容来看,马克思一方面对黑格尔给出的解决问题方案进行了反驳,他先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进行了直接反驳,紧接着又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进行了重解;另一方面他又直接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并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分别用自己的概念再次强调了黑格尔所指出的市民社会的两大问题。

   首先是对黑格尔的解决问题方案的反驳。黑格尔在法哲学中一方面明确指出市民社会问题是现代世界的根本难题,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只有从国家出发,我们才能守住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三环节式的关系(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才能实现让市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同时对其自我否定性的发展趋势进行限定的双重目标。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对这一思想的直接反驳。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进行集中批判,马克思致力于弄清楚黑格尔究竟是否已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道路、国家究竟是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接下来的《论犹太人问题》则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反驳。马克思以美国社会为现实参照,进一步分析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明确指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不是国家统摄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吞噬国家。

   概要地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要分两步对黑格尔给出的解决问题方案进行了批判:第一步是从总体上进行批判,指出黑格尔的三环节式的理论无现实根据,在根本上是一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第二步是对黑格尔所说的现代国家内部的三个环节(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进行具体批判,指出国家根本无法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无力实现对市民社会的统摄式引领,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在总体性批判的层次,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之所以能构建出上述这种三环节式的关系,是因为他借助于神秘主义,即观念的神秘的运动。这种神秘主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向的运动:首先是从国家到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运动,其次是从市民社会再向国家的过渡。在第一个方向的运动上,其神秘性在于,这里不是直接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出发,而是把它们看作源自那更加根本的规定,即精神。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在下一步能够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再纳入到精神中去。在第二个方向的运动上,其神秘性就在于,这里根本没有涉及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向国家的真实过渡,而是把这个真实过渡的问题转变成了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通过对这两个方向的运动的依次批判,马克思直接反驳掉了黑格尔所给出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在具体性批判的层次上,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内部的三个环节(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各自具有内在缺陷,既无力守住现代国家的普遍性,更无法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关于王权,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关于王权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上意味着君主立宪制,而君主立宪制最终只能带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治。这意味着,政治国家作为人民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力量,反过来对人民进行统治。因此,在这里既没有真正的普遍性,也没有对主观自由原则的真正实现。关于行政权,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之所以高度重视行政权,把它设定为沟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中介,是因为他看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马克思认为,该行政权思想在实践上会被落实为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只是对抽象的现代国家的实际表达。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一方面会带来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彻底分离,使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与国家事务彻底绝缘;另一方面,它在与市民社会彻底分离的前提下,自身又无力守住国家的普遍性,最终只能使政治生活沦为彻底无内容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关于立法权,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一方面认为立法权本身内部包含着三个环节,即君主权、行政权和等级要素,另一方面又特别看重等级要素的环节,因为等级要素能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马克思紧紧抓住等级要素的中介作用这一核心观点,指出黑格尔在这里实际上是想用等级制来解决现代政治的特有难题,实现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关于该等级制思想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要指出了两个方面:从立场看,黑格尔明确反对代议制,主张等级制,这是想用复旧的办法来解决现代政治的特有难题;从实际结果看,这种等级制思想一旦落到实处,只能带来从现代政治向前现代政治、或从现代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倒退。

   经由这两个层次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得出结论:黑格尔给出的三环节式的理论(国家—市民社会—国家)毫无任何现实根据;黑格尔版本的国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场所。那么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朝向什么方向发展?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直接回答,他以美国社会为现实参照,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以黑格尔的三环节式的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另一个三环节式的理论:第一个环节是政治革命带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第二个环节是国家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第三个环节是充分发展了的市民社会必将反过来吞噬国家。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环节。马克思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之下来理解现代世界,强调政治革命带来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市民社会以特殊性为原则,市民社会个体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关系;政治国家以抽象的普遍性为原则,人在国家中达到了类生活的高度。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现代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是指现代国家是抽象的。现代国家只是以政治的方式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就像之前的基督教是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了抽象的普遍性一样;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是指现代国家是对基督教的扬弃。在基督教那里虽然已经有了人的自由的原则,但基督徒只是通过想象中的上帝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共在;在现代国家这里则是通过实际的政治国家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共在。马克思强调现代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是要进一步指出,虽然现代国家是抽象的,但现代人会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认现代国家是更高的目的,就像在基督教世界中基督徒会在自己的宗教意识中认上帝是目的一样。当然,现代人要真正做到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还需要有宗教精神的支撑。被下放到市民社会中的宗教恰恰起到了培育宗教精神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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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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