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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杜欢:智能文明与全过程民主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

更新时间:2020-10-21 23:38:29
作者: 高奇琦   杜欢  

   作者简介: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教授;杜欢,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201620)。

   内容提要:更高程度的民主以更先进的科技文明作为基础,这由民主自身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共同决定。从比较视野来看,工业文明条件下诞生的代议制民主在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的条件下,同样需要协商民主等更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来弥补其全面性的不足。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特征,同时也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本质要求。从理论逻辑来看,全过程民主具有“全局性”“全程性”和“全民性”的基本特点,并且最终体现为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民主的制度优势。智能文明的发展可以为全过程民主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坚实的技术支撑,这就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命题。在智能技术的助力下,全过程民主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案和选择。

   关 键 词:全过程民主/智能文明/人民民主/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政府推动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ZZ087)的阶段性成果。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作出了新的深刻论断:“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①这一重要论断所提出的“全过程的民主”是对人民民主的最新总结,同时也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出的总体要求。从理论上来看,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文明的背景下,全过程民主的发展也将具有更加普遍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理论逻辑出发,深入分析智能文明发展对于全过程民主的背景性意义,并由此探究全过程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能技术基础和实践路径。

  

   一、技术文明迭代与民主的全过程性发展

   对于民主进行基本的溯源性考察,可以发现民主概念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决定了民主的实现需要社会进步和文明作为支撑,因此民主的真正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民主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支撑,并且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政治日益呈现出对于“全过程性”的要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根据希腊时期的词源考察,民主中的人民(Demo)具有两种意涵:“广义来说,人民包含了社会中的所有成员,至于狭义中的人民,指的是非精英阶层。……由广义的‘人民’施行统治,是民主的目的(Telos)。”②按照这种界定,人民分为广义的“全体人民”和狭义的“非精英的人民”,两者的差异便导致了一种“目的式”(Telic)的民主观念:即民主应当致力于克服存在于精英和平民之间的不平等。由此,民主就成了一个达成目的的“过程”,即缩小精英与平民的差距,让民主扩及更多平民。由此可见,民主本身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让民主拓展至全体人民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这种目标的实现程度则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社会结构、物质条件和文明程度。质言之,民主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主概念本身的这种歧义引发了关于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巨大争论,同时也决定了民主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西方民主的起源地古希腊,虽然产生了以公民大会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实践,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所青睐。相反,这些古希腊思想家都将民主作为一种变异的政体,认为民主会导致极端的“暴民统治”,和极端的“寡头制”一样,都属于“变态政体”③。这种主张实际上包含了对于民主实践主体——平民的政治判断,即一般的平民限于其理性程度等具体原因而无法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因此应当严格限制民主的范围。

   这种关于民主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契合当时的文明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了历史的主流,使得民主在经历了早期希腊直接民主的实践之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自身所包含的精英与平民的权力差距逐渐缩小,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也逐渐惠及更多社会阶层,而民主政治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从具体实践角度来看,民主的核心问题也逐渐转化为一种程序性问题,即如何让尽可能多的民众产生共同的民主意志。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人民要先让自己有个共同‘意志’(Will),唯有透过复杂的制度与程序,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意志。而这些制度与程序又要在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tions)中才有意义。”④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不同社会对于民主的社会想象也呈现出新的形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实践形式在西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向以代议制为核心的间接民主方向发展。

   同时,科技文明的迭代决定了民主实践过程的拓展性。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同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密切联系的,而其中最直观的联系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撑作用。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发展到智能文明,民主政治的实践方式和制度发展也呈现出越来越全面和完善的基本趋势。由科学技术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生产,从根本上为民主政治的拓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而民主政治本身也逐渐向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拓展。

   例如,古希腊城邦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依然是较为落后的农业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工商业,而社会制度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能局限于城邦的范围或者城邦的少数公民,其辐射和影响范围也是极为有限的。究其根本,在农业文明时期,政治实践受制于技术条件的不足和社会生产的分散性,无法对大规模社会进行有效的统合,因此统治权力往往集中于少数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手中,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在这种农业文明条件下,根本无法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即便产生一定的民主实践,也仅仅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之中。因此,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古典思想家往往都排斥纯粹的民主制,而将理想的政体寄希望于贵族制或王道政治上;中国的政治思想家虽然更强调民本政治,但“以民为本”的主体还是帝王和官僚阶层⑤。

   相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工业文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根基就在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变革所引领的两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工业文明。正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科技迭代和文明进步的条件下,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才真正产生并迅速扩展,并且将古典的直接民主转变为现代的代议制民主。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核心理论基础就在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于民主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⑥这种“程序性定义”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接受。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研究民主化问题时就依据了这种民主定义:“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⑦从理论上看,间接民主在形成民主意志的程序上,突出了选举和投票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体现了民主的进步。但是代议制民主自身的时代局限,也为民主的进一步拓展提出了内在需求。

  

   二、工业文明与代议制民主的历史进展

   最早开启工业现代化进程的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备的工业国家,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领先地位。同时,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促使英国产生了以选举为基本程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并由此成为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模板”。作为阐发代议制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约翰·S.密尔(John S.Mill)并不否认“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现实条件往往无法让所有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因此“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⑧。现代民主政治所面对的是整体性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因此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大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础上达成一定的政治妥协,同时又能保证政治秩序的问题,而代议制民主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一种政治安排。从历史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关键就在于,此前的制度设计无法有效地把大众的意愿集合在一起。而代议制民主所秉持的“委托—代理”原则和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投票实现民众阶段性的权力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将其权力委托给代理人,进而由代理人进行政治决策。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较好地实现了议会制这一重要的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并且通过殖民扩张使得这一制度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现代政治制度模板。随后,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政治上则形成了列强争霸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接近并在某些方面超过英国,并且逐渐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美国的开国元勋以总统制和共和制的制度设计限制了纯粹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近代以来以人民主权为基本主张的直接民主。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成功,又使得以总统制为代表的代议制民主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模板。与此同时,围绕选举和投票产生了现代政党政治,各个政党派别围绕争取民众选票和支持而展开的政治竞争,便成为了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逐渐形成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两党界分,为了争夺选民,两党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议会内部,而是在议会之外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逐步形成了现代的群众型政党,将政党组织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来进行竞选。

   但是,即便是当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代议民主制,也同样因为工业革命自身的不足以及工业社会初期的复杂矛盾而呈现出种种乱象。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而社会主义学说和各类批判思潮也随之风起云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议会民主制的批判。当时很多人都将民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议会制度。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对议会制的过度痴迷,不仅夸大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功用,而且还会掩盖其阶级本质和削弱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曾敏锐地指出:“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议会制背后的社会实质,即社会中的阶级分裂和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议会制的批判,实际上树立了民主政治的新目标: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真正的、实质性的人民民主,而非仅仅满足于具有阶级局限的代议制民主。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调节能力,而代议制民主在政治竞争、群众动员和民众抗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也实现了进一步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背后的阶级矛盾。这集中体现在选举权利的逐渐扩展上,即民众逐步实现了全民普选权。这种普选权的扩展,实际上也回应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促进了民主权利逐渐普惠至一般平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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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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