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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巍: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阐释及其缺陷

更新时间:2020-10-21 21:33:42
作者: 夏巍  

   作者简介:夏巍(1977- ),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济南 250100

   原发信息:《理论探索》年第20196期

   内容提要:“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非哈贝马斯首创,然而经过他的阐释却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这要归功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区分模式的分析与诊治。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互动关系中阐明了涉及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解决路径。全面危机是系统媒介入侵生活世界从而双方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互动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合法化危机是最核心的危机,本质是文化和价值规范危机。从文化价值规范资源里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和展开公共商谈以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从而明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界限,重新赋予生活世界创造意义的功能是哈贝马斯提供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坚持的是改良思路,其资本主义批判锋芒已弱化,解决方案流于理想主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合法化危机/自主的公共领域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负责人周向军;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重大贡献研究”(19CXSXJ23),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016WLJH19),负责人夏巍。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法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阐发的重要思想家。他的阐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当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要归因于他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模式的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了全面而精当、视域开阔的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他对应对危机所寻求的解决路径的深刻洞见亦富于启发意义。本文试图详尽地梳理和呈现哈贝马斯的这一独特研究,为我们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困境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历史语境

   “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最早提出它的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用这个概念指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之前先后是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早期资本主义和1760-1914年的高度资本主义[1]。桑巴特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旧有的市场体制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引入计划经济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变革势在必行。而且,晚期资本主义虽然到来,但仅仅是揭开序幕而已,它本身仍然有着较为顽强的再生潜力,最终会不会出现终结还无法被准确地预测到。

   自从桑巴特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现实状况随之似乎在印证了他所描述的这个最后阶段,因此“晚期资本主义”开始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理论视域当中,正如桑巴特所言:“由我观测并命名的三个概念,即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如今已经成为科学的共同财产,且在日常语言中流行起来了。”[2]XI

   法兰克福学派是推动这个概念被广泛了解和接纳的重要思想流派。该学派第一代行政主管波洛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新状况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引入了桑巴特的这一概念。1968年,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在德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主题为“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的演讲,阿多诺就当时社会现实状况阐发了他的思考,这主要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究竟资本主义过去以及调整后的模式是否依旧在发挥着作用,二是工业进步是否使得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界限模糊、资本主义概念失效。而这些问题直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是不是过时的问题[3]S.354。阿多诺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论断的正确性,他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变的仅仅是资本的实现方式,因此,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在当下依旧可行,而像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的所谓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等概念只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种现象的描述,其实质只能是晚期资本主义。自此以后,晚期资本主义一词渐渐成为当代左派理论界出现的一个高频关键词[4]。

   1969年8月阿多诺逝世,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阐发的任务落到了其助手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肩上,他有关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是1973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一书。哈贝马斯之所以使用“晚期资本主义”主要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这一现实状况。这一阶段有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地方在于它是“有组织的”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积极介入到各项经济活动当中,由此引致了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波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全面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有计划”了,因而足以克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了。事实上,政治系统在实施干预行为时,也不得不听命于经济系统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还出现了与过去单纯经济危机截然不同的“全面”的社会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量,哈贝马斯称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为晚期资本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在空前地增强,因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契机难以再现,这种主张流露出他日渐浓厚的改良气息。

  

   二、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成因和表现形式

   尽管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非哈贝马斯首创,然而经过他的阐释却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这要归功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探讨。在他看来,如果仍然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尤其是将其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疑难问题。因此,区别于马克思的劳动系统一元模式,哈贝马斯结合20世纪西方社会新的发展状况,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的角度展开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深入探讨,并由此论证了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结构性障碍而必然陷入全面危机的趋势。事实上,哈贝马斯这是要从源头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透彻的社会病理学诊断。

   (一)成因:系统与生活世界融合机制相混淆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首先从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理解入手加以分析。生活世界首要的一层含义是“理想的言说情境”。具体而言,它意味着作为交互主体的听者与说者交会而成的充满前见的先验境域,包含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共同的背景知识,即文化、社会和个人这三重成分。它们分别承担着促进文化知识和传统的更新理解、社会的联合与统一、个人同一性形成的功能。它为人们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提供了可能性[5]。除此之外,在与系统比较的向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生活世界另外的两重含义。首先是融合机制,哈贝马斯说:“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6]6-7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生活世界和系统是分别从价值角度和目的合理性角度去实现社会融合的机制,亦是伴随着传统生活方式衰落社会系统分化出的两个不同的领域。生活世界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由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来规范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而系统则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由目的合理性行为来协调的经济和政治系统。

   哈贝马斯赋予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总体性状况一个名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他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全面的结构性危机的形成是由于系统的媒介入侵生活世界从而双方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的。他描述了具体的形成过程:“市场经济和管理国家这两个功能系统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秩序,它们首先破坏的是古代欧洲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一旦货币化过程和官僚化过程侵入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等核心领域,这两个在功能上相互交错的亚系统就会回过头来、又对它们所促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生活方式产生影响。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互动形式在侵入生活领域时,不会不带来病理性的负面后果,因为生活领域在功能上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7]399言下之意,晚期资本主义为了挽救经济危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操控媒介——货币和权力侵入生活世界,打破了原本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行为而获得的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模式,使得文化的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个体自主性的社会化成就受到系统的强制从而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二)转嫁过程和表现形式: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

   以上探讨的是哈贝马斯从整体上做出的判断,再进一步作具体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交换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自我调节能力逐步降低,越来越依赖于政治系统的调节,由此国家开始干预经济问题以担负起修复资本主义存在基础的重任。但是,哈贝马斯随即就指出,即便政治系统日益介入到经济生活当中,这种干预也并未更改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在社会职能上的分工,改变的仅仅是它们在系统融合过程之中的相对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干预改变了资本经营的边界条件,但并未取消资本的存在前提,经济系统仍具有其自律性,国家干预的正当性还是来自商品经济的自由交换本身。因而即便经济系统的危机由于借助政治系统越过市场本身的功能性鸿沟而取得了某种平衡被暂时中止,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潜在的问题返回头来会悄然进入政治系统,导致政治系统出现了“合理性危机”。所谓“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治系统的政策、行政和法规难以做到合理、专业、高效而肇致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系统整合作用依据的是目的合理性原则,而它所提供的合法性论证最终无法证明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因而造成了合理性危机,这恰恰构成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出现问题的一个结构性的根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国家愈是无法证明其干预的正当性,对于合法化的需求就愈是增长,这就使得这种国家干预进而侵入了生活世界的文化与价值规范的领域当中从而引发“合法性危机”。

   接下来,需要澄清究竟何谓“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能够被加以论争的政治秩序的有效性要求,它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判断存在着健康合理的讨论。因此,它强调在文化价值规范基础之上的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要求统治秩序既要获得民众的赞同、相信,又需符合一定的价值原则[8]179。他称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9]188。换言之,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要依据生活世界的文化、价值规范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说,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表明了晚期资本主义已经不仅把经济危机转嫁至政治系统,还进而转嫁给了生活世界的文化与价值规范领域。

为什么政治系统的不满必然会冲破其领地而进入文化与价值规范领域呢?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发挥的系统融合功能首先体现在:一要提供社会福利措施的公共支出,二要为加强基础建设的投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就无法避免地时常面临着财政支出的困境。其次,当国家运用行政化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时,势必要扩大权力调节及其作用的范围,这样就会导致生活世界愈发受到来自系统的两个媒介金钱和权力的支配。例如,民主制是国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但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大众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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