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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从梅特兰看“三权分置”中的“承包权”

更新时间:2020-10-20 22:56:17
作者: 崔之元 (进入专栏)  
又给B在同一块土地上设立一种地产权益(如限定继承地产),但B只有在A死后才能享有该项权益,故称之为剩余地产,它显然也是属于“未来性地产”。剩余地产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确定性的剩余地产(vested remainder)和相机性的剩余地产(contingent remainder)。前者是指未来收益一定可以实现的剩余地产,如领主或发包方在给A设立了终身地产后,又给B设立自由继承地产, 则B的未来收益一定可以实现,因为A总是会死的,而B及其继承人总会获得未来收益。但如果领主或发包方在给A设立了终身地产后,又将剩余地产以限定继承地产的方式给予B年满21岁的长子,则这个未来收益不一定会实现, 因为当A去世时B不一定有儿子,有儿子也不一定到21岁。(注8)

   这五种从时间上分割财产权利束的地产权益及其组合,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们的组合方式可以相当复杂。在英美法学院一本常用的财产法教科书中,给出了这五种地产权益(estate)组合的12种形式。(注9)对理解我国农村“三权分置”改革中的“承包权”而言,第一步可能还不是复杂的地产权益组合的设计,而是在概念上认识到创设“地产权益”对发包方村集体和承包农户而言,都是可行的。例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2003年3月1日开始实行,但其第31条第2款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限内继续承包”,但这排除了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地承包权的可继承性,显然不符合中共17届3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应使农民承包权“长久不变”的理念,从“承包经营权”里独立出来的“承包权”应具有终身地产,自由继承地产和限定继承地产的地产权益。同时,外嫁女(在未获得男方集体土地的承包权时)或外出务工人员(在未获得城市户口时)应可以在转包给本集体成员的“承包权”上设立“回复地产”和“剩余地产”及其组合。

   在土地保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普通法的精髓之一,可以说就是灵活的地产权益及其组合的创设。同时,我还想指出,英国法的另一个精髓,是梅特兰强调的在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托”,而“信托”已经开始在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如中信信托在10多个省开展了农村土地信托试验(注10)。

   梅特兰生动地说,“如果我们被问到在法理学领域什么是英国人所得到的最重要,最特别的成就,我认为我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就是世世代代英国⼈对信托观念的发展” (注11)。他又说,“对我⽽⾔,信托不大可能诞⽣于这样⼀个民族之手(本文作者注:指德国和其它接受罗马法的民族),这个民族明确区分对⼈权(right in personam)和对世权(right

   in rem)(本文作者注:“对人权”相当于债权,“对世权”相当于物权),并将这⼀区分作为其法律体系的总体框架”(注12) 。为何梅特兰说信托打破了罗马法的“对⼈权”和“对世权”的截然区分呢?因为,当信托中的受益人因受托人违反义务将土地转给第三方而起诉受托人时,似乎是在行使“对人权”,但受益人有无权利起诉从受托人那里买走土地的“第三方”呢?如果有,那么受益人的权利似乎又成为了“对世权”。英国“衡平法院”(即“大法官法院”)认为,这取决于“第三方”在从受托人那里购买土地时是否知道土地上的信托权益,即是否违背良心“恶意购买”。因此,信托中受益人的权利是一种“对⼈权”和“对世权”的混合形态,英国“衡平法院”认定受托人对托管土地享有普通法上的财产权,受益人对土地则享有衡平法上的财产权,这就突破了罗马法中“一物一权”原则。我国学者冷霞对英国“衡平法院”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听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精彩报告。他明确指出,”三权分置”改革中涉及的许多法律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深化我们对“三权分置”中的“承包权”内涵的理解,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需要群策群力,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提出一个借鉴英国土地保有制的思路供大家参考而已。

  

   1. 孙宪忠、张静:“推进农地三权分置的核心是经营权物权化” “光明日报”,2017.2.24  

   2. 梅特兰,“英国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3. 孟勤国, “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

   4. 同注2,第107页。

   5. 除了“自由保有制”之外,还有“非自由保有制”。不少人把“非自由保有制”理解为农奴制,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基于对梅特兰的深入研究有不同理解,见他2011年在清华大学的“王国维讲座”,发表为“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

   6. John HenryMerryman, “Ownership and Estate”, Tulane Law Review, vol.48,1973-1974, p.927

   7. 转引自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8. 参见注7,第178页。但例子和英文词的翻译有所调整。

   9. Thomas Merrilland Henry Smith, “Property: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Foundation Press, 2012,p.515

   10. 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中信出版社,2014年。

   11. 梅特兰,“国家,信托与法人”,樊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12. 同注11,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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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open_times)”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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