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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张力论”解——基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0-10-20 22:39:11
作者: 高云涌  

   原发信息:《学术界》第201910期

   内容提要: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通过拯救黑格尔的自觉辩证法而得到“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基本解释原则,是唯物主义的实践关系原则。建构自觉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完善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未能最终完成的思想任务。由于革命需要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两人分别选择从实践关系的两极——“人与人的关系”(历史观或人类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或自然史)入手“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并在共同的“历史科学”研究事业中加以自觉运用,事实上营造出一种在两极张力关系中共同建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研究格局,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将“辩证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最终并未如愿“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列宁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辩证方法”运用于自然观并试图对其进行体系化构建,但这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也终未完成。这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本身的张力结构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研究的未完成性给后来的阐释者们留下了广阔的理解空间,同时也留下了如何理解两人思想关系的重大理论课题。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实践关系/历史科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逻辑与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研究”(18BZX028)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个由来已久、至今仍没有定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概括起来看,从恩格斯去世时起一直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划分为“一致论”(包括“完全一致论”“素朴一致论”和“科学一致论”等)、“对立论”、“差异论”(包括“异质性差异论”和“同质性差异论”等)多种方案。尽管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但经过多年来的讨论和交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已逐渐认识到:在思想史层面,对这个问题持有什么样的见解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持有什么样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对“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理解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等等)两者之间是一种彼此关联、相互制约、一体两面的关系。同时,研究者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分工合作关系也多有认同。依据这些思想史实情,本文尝试着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一种有别于已有解决方案的或可称之为“张力论”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阐释方案,供学界批评指正。

   一、“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理解方案是以对“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方法形态和体系形态的相对区分为基础的。前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理论研究中实际加以运用的、尚未体系化的辩证法的具体方法形态,后者则是两人试图对前者进行体系化建构而预期得到的辩证法的完善理论形态。前者是以“辩证方法”的名义潜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的“历史科学”研究文本之中,它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的实践关系原则基础之上。这种实践关系原则将实践这种“总体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的本质规定性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领域自觉运用了这种“辩证方法”,并试图对实践关系的两极及其矛盾运动规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但两人最终都未达成各自的体系化目标,而只是针对实践的两极关系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分别进行了深入的、但终未完成的理论探索。由于实践关系的内在张力使然,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探索“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的时候,他始终是将其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背景之中来加以考量的;当恩格斯在自然科学领域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的时候,同样也是将其置于“人与人的关系”背景之中加以考量的;这就使得两人的理论探究活动本身也共同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缺少了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理论努力,“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总体体系布局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可以说两人结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这就是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张力论”解。

   首先,这一理解方案的提出与笔者对黑格尔的“自觉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理解直接相关。所谓自觉的辩证法是与自发的辩证法相对而言的,意指具有一定概念体系的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辩证法是典型的自觉辩证法,在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中隐藏着“合理内核”——以“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切真实的联系”或“真实的关系”[1]。正是这些联系或关系体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运动形式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做过明确论述。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个,首先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2],即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中所说的“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3]。其次是历史性,即事物所具有的运动性、发展性和过程性、规律性等性质。恩格斯曾经明确指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4]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引论(草稿)中把对事物运动的矛盾性和规律性指认的这些“合理内核”视为“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和“辩证的思维方式”,[5]并对其内容作了明确表述:“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6]

   其次,这一理解方案的提出也取决于笔者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怎样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的,即怎样“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7],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为“历史的运动”重新找到了“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表达”——这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重任。“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的真正基础”,对于马克思而言,就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总体性活动”,即实践活动。在对此完全认同的基础上,恩格斯后来又将生产活动、劳动、人的活动、实验和工业等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对于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上去界定的。从“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来看,这种对象性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8]。这两方面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两极相联的关系即总体性的实践关系。[9]实践关系原则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解释原则。

   再次,这一理解方案的提出还取决于笔者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怎样分别把被拯救了的“自觉的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10]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又提出把“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1]。这种“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具体所指也就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2]人与人的关系的运动属于人类史(据沈湘平博士的考证,“唯物史观中的‘历史’只是历史科学中的‘历史’的一部分,即与自然史相对的人类史。”[13])的研究范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运动则属于自然史的研究领域。由于理论研究的需要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本人“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在这个领域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的成果就是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逻辑”。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研究则是恩格斯主动承担的思想任务,他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14]“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它们把真实的关系弄颠倒了,把映象当做了原型,因而这些理论同样需要倒置过来。”[15]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是分别从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史)两个方面展开的,这两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它们结合起来共同构成的两极张力关系体现的正是实践关系的完整内涵。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直通过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分工合作的。列宁后来在评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时曾经指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16]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在“颠倒”黑格尔自觉的以完善的理论体系形态存在的辩证法的工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并未来得及建构起同样完善的“合理形态”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如列宁所言在他们的理论生涯中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领域具体运用了这一“辩证方法”。对此,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也做了反思:“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7]因此,在当代背景下从学理层面对于这些他们实际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辩证方法”本身的理解和体系化建构,只有借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文本,通过重新追溯其具体运用过程,分析他们是怎样把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并对之加以提炼、概括的方式才有可能。

   二、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与“人与人的关系”

1868年5月9日马克思在致约瑟夫·狄慈根的信中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18]遗憾的是,马克思一直没有完成他的这个夙愿。不过,就如列宁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19]。这个“逻辑”正是马克思在人类史领域将“辩证方法”应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的结果。它作为对“历史的运动”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表达”,构成了唯物史观说明历史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而唯物史观则呈现为其具体的理论展开内容。作为对人类历史运动的“特有的表达方式”,“《资本论》的逻辑”与唯物史观具有统一性。由此才能理解为何恩格斯会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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