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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张力论”解——基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0-10-20 22:39:11
作者: 高云涌  
而马克思也会强调它是“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没有将他所运用的“《资本论》的逻辑”即“辩证方法”单独抽出来加以体系化,后者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具体探索中。他的巨著《资本论》是他运用“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范例,同时也是他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人类史层面贯彻唯物主义的范例。

   1868年3月6日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2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运用了这种“辩证方法”,其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则主要体现在他对经济范畴与现实的、客观的社会利益关系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上。这是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并且是在费尔巴哈的启发下达成的:“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2]。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社会关系只是根据直观原则所确立的人的感性存在、由肉体的自然需要所决定的个人之间的感情和性爱关系,并且没有摆脱抽象性。马克思则将费尔巴哈抽象议论的人与人的关系置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关系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以新的内涵并将之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隐蔽的思想渊源——把世界上的事物视为“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的黑格尔哲学,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3]

   正是从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实践关系原则和人类史的“历史的运动”规律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剖析,将“辩证方法”的矛盾原则和历史原则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考察,将经济社会形态中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等作为社会关系的逻辑予以考察,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资本论》的逻辑”集中地表现为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形式来展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逻辑,表达了无产阶级争取从资本关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和要求,揭示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仿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去运用“辩证方法”的实践关系原则揭示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直接理论表现,就是全部资本关系的分析始于商品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析,而这种商品二重性的分析又决定于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归根结底这些分析又都决定于实践关系的内部张力——价值、抽象劳动都表征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则都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生产方式是对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的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关系是劳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本(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等等,都能够表明正是实践关系原则的具体运用,才构成了“《资本论》的逻辑”特有的表达方式。

   在实践关系原则的基础上,“《资本论》的逻辑”进一步揭示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背景中人与人的关系运动的矛盾性与历史性。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语境中,矛盾即“两极相联”。马克思从商品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出发,一步一步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运动”规律,揭示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24]。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性,马克思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25]

   由此也可看出,马克思对人类史的考察是与对自然史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从没有离开过人与自然关系的背景(生产力、机器和劳动等等),而且他明确批评了以往的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6]。而他本人则在生产劳动中发现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7]。“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8]这门科学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历史科学”。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9]显然,马克思在人类史领域揭示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的运动”规律的时候,一直是在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性即两极相联的张力关系中进行的。而后者正是恩格斯作出专门的独特贡献的领域。

   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人与自然的关系”

   恩格斯曾回忆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30]学界普遍承认,这里的“意见完全一致”是指在他们合作之前,已经分别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出了“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决定历史和政治这一总体上的共同结论。对于恩格斯而言,他在英国主要通过亲身观察机器大工业的历史、现状和后果而得出了“经济事实”包括科学、技术、工业和产业革命在内的生产力发展至少在现代历史中决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结论。[31]对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来说,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史的“历史的运动”规律并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主要是由马克思完成的;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总结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揭示了自然史的“历史的运动”规律并创立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科学观,则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我们知道,恩格斯曾经明确肯定“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的近代哲学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32]。但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因而这些理论同样需要倒置过来”[33]。为完成这一理论任务,恩格斯用了大约8年时间对自然科学作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和反思,在自然史领域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颠倒”,其成果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对历史科学的自然史分支的研究,即对黑格尔辩证法所揭示的自然史的“历史的运动”规律的唯物主义“颠倒”,一般认为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对于恩格斯所使用的“自然辩证法”这一概念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却存在很多的歧义。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对学界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知道,“自然辩证法(Naturliche Dialektik)”这一概念是杜林首先使用的,主要用来“反对黑格尔的‘非自然’辩证法”[34]。而恩格斯所从事的研究则被他本人称为“自然科学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wissenschaft)”。虽然恩格斯也曾在某些笔记中使用过“自然辩证法(Naturdialektik)”一词意图用其指称自己的全部相关研究成果,但其德文构词形式及含义均明显不同于杜林。[3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提及杜林“惯用的、被他称为‘自然的辩证法’的那套变戏法的手法”。[36])不过,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人们对“自然辩证法”概念的德语内涵及其语境往往不做深究,而只是用其统称“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和规律的科学”[37]。显然,这样一种概念用法并没有反映出恩格斯本人在自然史领域通过颠倒黑格尔辩证法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的运动”规律所做的唯物主义揭示的本意。

   如果就恩格斯本人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理论语境和初衷来看,笔者认为他强调“自然”概念的用意恰恰就来源于实践关系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极以及“历史科学”研究所包含的自然史一维。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概念的使用是具有一致性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具体文本来看,“自然”“自然的”“自然关系”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经常出现的用法,分别指向人的活动的对象世界、人所把握的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和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对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客观物质关系。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概念以及前文所述他们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第三种用法指向的正是恩格斯本人所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理论意图和主要内容。而这种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是“自然史”的范围,目的是通过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38]。马克思在致弗·罗恩德的信中则称这种研究为“自然哲学”——对后者介绍说恩格斯“正在写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39]。在其中,“辩证法被看做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40]而恩格斯对“自然界中”和对“思维的运动”的规律的揭示,其直接理论表现就是对唯物辩证的科学观和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建构。

   在目前看到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包括已经完成的论文还有未完成的片段或草案共有181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晚年把这些手稿作了一次整理,把全部稿件分成四个部分,并给每个部分都分别加上了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后来在出版时又形成了苏联版本和中国版本等不同的编排模式。)结合前文所述,根据这些手稿我们可以对恩格斯所做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作出以下解读:视自然科学为中介、对自然科学的对象——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进行揭示,从而形成唯物辩证的自然观;视自然科学为对象、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揭示,从而形成辩证的思维方法;视自然科学为对象性理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进行揭示,从而形成唯物辩证的自然哲学;视自然科学为整体、对自然科学自身性质进行揭示,从而形成唯物辩证的科学观。当这些探索被恩格斯整合起来并冠以“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名义时,其与马克思主要侧重在人与人关系中的“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对人类史的“历史的运动”规律进行“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表达”遥相呼应的理论意图就展露无疑——恩格斯主要侧重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界“专门的领域”内对自然史的“历史的运动”规律进行“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表达”。两者的理论贡献结合起来正好构成了完善形态的“历史科学”探索。

与马克思类似,恩格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对“历史的运动”规律的探索和唯物主义表达始终没有脱离人与人的关系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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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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