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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 ——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

更新时间:2020-10-20 22:04:3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危机当头,学术不能置身事外

  

   九一八事变(1931)与伪满洲国(1932)建立之后,整个中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1934年,顾颉刚和朋友们在北京创办了《禹贡》半月刊,虽说是讨论历史和地理,但心中想的却也是民族和疆域。在发刊词中,顾颉刚针对日本分割中国边陲与分化中国民族的论述,痛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停刊后,1939年顾颉刚又为《益世报》办了“边疆附刊”,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他再度聚焦民族和边疆问题,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希望人们不要太注重汉、满、藏、回、苗等等区别。为了在危急时刻重建国族认同,他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疑古主张,对可能启发过他提出疑古思想的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进行批评。

  

   与顾颉刚一直有分歧的傅斯年,虽然主张在国家危机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并痛斥一些民族学家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进行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

  

   联系到傅斯年曾撰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割裂满蒙的言论;给顾颉刚写信,痛斥日本人在暹罗鼓吹桂滇为泰族故地、英国人在缅甸以佛教信仰拉拢云南土司鼓吹立国、署名干城的文章宣称“汉人殖民云南”是鲜血斗争史;再看到他坚决反对给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以“研究泰国、越南、缅甸或马来等地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的蚁光炎奖金,是因为云南不可以被视为泰国一样的“外国”,可以体会到,这些有关民族和边疆的学术议论,与国家存亡和民族认同有着莫大关系。一直到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给一个叫做郑细亚的人写信,尽管对方只是一个学界门外汉,但是事关国土,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向他说明“大清帝国之版图是怎样,民国是满清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一一解说“谁把中国土地占去最多”。

  

   在最近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册中,我看到了这些过去不曾公布的材料,深知这一论述和争辩的重要。那个时代,傅斯年、顾颉刚以及马毅等人,一方面,针对留洋回来的民族学家吴文藻、费孝通仍在国内进行民族识别,甚至承认“中国本部”即传统中国为长城以内十八省的说法,提出严厉批判,说“这是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傅斯年认为这样闹下去,对国家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官方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顾颉刚与马毅一道,在1941年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二届边疆教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订正上古历史汉族驱逐苗族居住黄河流域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从中西融合到确定中国文化本位,从批评帝国主义影响到改变麻醉的学风,从驳斥尧舜禹抹杀论到中国人为黑白混血论,他们在特殊时期,试图重新认识和诠释中国文化,“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

  

   学界的争论风波与来自舆论的压力,也影响了政党与政府。当年的国民政府不仅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教材的“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这一掺入了很多政治关怀和民族情绪的争论,现在当然已经过去,是非曲直也可以重新讨论。但那个时代的民族学和民族史论争,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一页。在民族国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学术不能置身事外,只要读一下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齐思和《民族与种族》(1937)、顾颉刚《中华民族之团结》(1937)、马毅《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1939)等等,就知道这种有关民族、国家、疆域的话题中,有多少政治的关怀。

  

   苗族史研究勾起的感想

  

   在中国,无论是1949以前,还是1949以后,民族、宗教、边疆等等,都是极其复杂、纠缠和敏感的领域,这大概是事关国家统一、民族认同和社会稳定的缘故。本来是学术的话题,总是染上政治的色彩;原本是本土的研究,却躲不开东洋和西洋的阴影;本来是历史的话题,却纠缠着现代各种各样的理论与观念;本来是民族史的事情,却影响了民族史之外各种相关领域的趋向。因此,当我看到日本北海道大学吉开将人教授所著《苗族史の近代》系列论文时,就不免生出一点感想。

  

   《苗族史の近代》所写的,并不是苗族本身自古至今的历史,而是现代中国苗族史研究的学术史。也许,是因为在苗族地区住过很长时间的缘故,每当我看到有关苗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都忍不住要翻一翻。至今,我书柜的显著位置还放着田雯《黔书》、爱必达编《黔南识略》和罗绕典修《黔南职方纪略》。但是,原本这些苗族史的浏览,都是为了追忆往事,虽然我也会用这些资料写一些散文随笔,可始终没有去做苗族史研究的念头。在我心底,苗族与历史,清水江和香炉山,只是青春记忆中的背景,让我想到那一片山,那一片水。

  

   直到2011年3月,在日本东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苗族史の近代》系列论文,我才意识到,原来苗族史,居然可以串起晚清民国乃至今天这么复杂的民族史、学术史、政治史,而且也与我一直关怀的族群、疆域、认同、宗教以及“中国”有那么深刻的关联。

  

   “汉族西来”与“苗族原住”

  

   追溯到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初,在回顾那个时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很多人会注意到“汉族西来说”。为了这个“汉族西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曾经发生过很大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成为后来学术史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也激活了学术背后的民族立场与国家意识的讨论。但问题是,即使注意到“汉族西来说”,多数学者会忽略这个争论的另一面,“苗族原住说”。可偏偏就是这个“苗族原住说”,以及由此引出的争论,竟然引起了学界的涟漪甚至波涛,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界甚至政界对“民族”问题的观念,从这一点向上追根溯源或向下顺藤摸瓜,能够看到更阔大的政治的、学术的历史世界。

  

   吉开将人教授的《苗族史の近代》,就是从这个晚清民初有关“汉族外来”与“苗族原住”这一说法开始,细细地讨论苗族及其历史研究在近代的流转变化。

  

   众所周知,晚清学界的“汉族西来”说,由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初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汉民族以前的中国诸语言》肇端,并通过日本转手传来,这使中国学界深受刺激,当时便引起了好多讨论,这当然跟晚清的大思潮有关。但吉开将人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即如果汉人是西来的,那么中国的原住民又是谁呢?当时的一种说法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原住民应当是苗族,由于古史里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因此人们推断,传说中的黄帝打败了蚩尤,就把蚩尤所属的三苗赶走,黄帝代表的汉族人占领了黄河流域中原一带。这种说法的一个大结论就是,苗族才是中国的原住民,而汉族则是外来民族。

  

   吉开将人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一些重要的日本学者,如人类学家里研究过苗族的鸟居龙藏,佛学家高楠顺次郎,法学家田能村梅士,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等,不知为什么,似乎都接受“汉族西来”与“苗族原住”的说法,这也许有深刻的原因和复杂的背景。

  

   这一论述,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民初思想家们对于国家、民族与疆域的认知。有趣的是,无论是对大清帝国有较深眷念的保守派,还是原本力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派,对这一说法都有热烈的接受者。前者比如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190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蒋智由的《中国史上旧民族之史影》(1903)、《中国人种考》(1905),后者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都曾经接受这种说法。

  

   看上去,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实际上都有共同之处,即都受到西洋人和东洋人有关民族迁徙的历史观,都承认中国的原住民确实是苗先汉后,但是先进民族最后打败了落后民族。

  

   当然,前者强调的是,既然苗族是更早的中国人,那么,就更应当承认苗族作为土著,应该成为“五族共和”中的一部分;而后者,即建立民国的革命派,虽然原来秉持汉族民族主义的立场,但由于无法承受“割地”、“裂国”的罪名,也不能硬碰硬地靠战争实力解决政权转换,所以也只好采取现实妥协的方法,接受了清帝逊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提议,立场便从“排斥”转为“包容”。1912年1月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在就职演说中就承诺,为中国领土统一,接受满蒙回藏汉的“民族统一”。

  

   不过,那时的“五族”里面并不包括苗族,这几千万人是否被忽略了?所以,1919年湖南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就建议,在汉、藏、蒙、满、回之外,加上“苗”,共称为“华族”,一直到1920年代,还有人讨论要五族共和还是六族共和,甚至讨论古代的华族是否混血,是同祖还是不同祖。

  

   学术潮流的背后

  

   吉开将人论文探索的领域开拓得很宽,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甚至波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领域。

  

   比如,最初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以仰韶考古为依据的理论与实践,意在支持“汉族西来说”,但后来的李济、梁思永等人的考古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却是要证明,汉族并不是西来的,而是本土各种族群融汇而成的。应当注意到,1928年在哈佛出版的李济的博士论文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试图说明的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出来”,第二章中所说中国人的五个主要成分(黄帝后裔、通古斯族、藏缅语族、勐-高棉、掸语族)与三个次要成分(匈奴、蒙古、侏儒),其实就是在证明中国人是多元种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而同样参与这一潮流,却不是中国人的史禄国,1928年在上海以英文发表的《华北人类学研究》以及两年后发表的《华东与广东人类学研究》,也在说明黄河上游发源的中国人,向东、北、南三个方向发展,但其源头却是一个。正如王道还所说,他们这一历史观念,作为考古学、人类学预设,“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运、世局的一种回应,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知识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可以明白,周口店、城子崖、殷墟考古重建的中国历史系谱为什么这么重要,而1920年代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进行西南苗彝调查,前面我们提到的顾颉刚、谭其骧办的《禹贡》、史禄国和杨成志的云南调查,辛树帜、陈锡襄的猺人调查,蔡元培的身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主任,1930年代史语所芮逸夫、凌纯声的湖南西部苗族、东北赫哲族调查,也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中去理解。所以,当我们看到芮逸夫早年的《中华国族解》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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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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