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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 ——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

更新时间:2020-10-20 22:04:3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晚年所编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三巨册,其实仍然是在这一思路与立场的延长线上。

  

   “外来民族与原著民族之间强胜弱汰图式中的‘汉族西来说’与‘苗族先住说’组合而成的(进化论)历史观渐渐成为遗物,取而代之的,是土著、自生、自律发展为基调的民族本土发展史观,这一史观席卷而来。”正如吉开将人所说,到了1920年代,这些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的新研究,逐渐对这种早期民族迁徙历史产生新的解释模式。1926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发现、城子崖黑陶文化、殷墟考古,更重建了中国人的自生谱系,只要读读傅斯年《城子崖考古报告》中有关中国古史并非一面,而是多面混合的丰厚文化的论断,就可以明白这一意图,而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蒙文通《古史甄微》(1933)的写作,其实隐隐约约也都与这一思路有关。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学界的某些倾向和潮流,并非空穴来风。那个时候的一些看似考古、看似人类学调查甚至民俗学调查、看似语言学研究的学界活动,其实就是要证明中国是一个多区域、多族群、多宗教合成的一个大国家。前面提到1939年出现的大争论,关键词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这里面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为什么傅斯年反对“边疆”这个词,为什么顾颉刚建议废除“中国本部”这个概念,为什么暹罗在日本唆使下改名“Thai”会引起国人的紧张,甚至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特别要说中华民族“宗(本)支(枝)”,不是武力政府而是文化同化?这也都可以是从苗族史研究中牵连出来各种大问题。

  

   苗人的反应

  

   更难得的是,吉开将人不仅讨论学界和政界,也关注到苗族(以及夷人)的反应。在第五篇中,他把视角从学界人士转向苗彝人物,其中包括湖南的石板塘(湘西苗族领袖)、石启贵(湘西苗族领袖)、石宏规(湘西苗族领袖)、凉山的岭光电(彝族土司)、曲木藏尧(彝族土司)、云南的龙云、高玉柱(永胜土司)等等。我们看到,一方面,苗族彝族精英的族群意识渐渐滋长,他们批评汉族以他人为夷狄、为猃狁、为蛮貊,要求承认苗彝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抗日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他们也痛斥日本策划伪满洲国,以及帝国主义鼓动西藏、内蒙、回疆的分离倾向,同意汉苗通婚与融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在吉开将人所介绍的苗族精英鼓动的“复兴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些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为核心支柱的苗族精英们,在重建苗族历史记忆与争取苗族在国家地位的过程中,既受到现代文明的启蒙,接受了现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又努力唤起族群意识,极力在多民族国家中凸显自己民族的角色。

  

   虽然他们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尊德报功而言,在中国的地位当在满蒙回藏之上,但是叙述苗族的很多资料,却来自汉族传统的五经、二十四史;虽然他们整理苗族吟咏先祖和伟人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些民族意识有些又来自西洋人如Samuel Pollard关于“蚩尤为苗人先祖”的启发,也在西洋人的刺激下,以苗歌和芦笙追忆苗族历史;虽然他们顽强地凸显他们的存在,创立西南彝文化促进会(或“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办《新夷族》杂志,但是他们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这个框架,自立的诸多措施,都要争取国民政府的承认;虽然他们不断地要凸显苗族悠久的文化与习俗,但是他们也逐渐接受来自西方甚至是基督教的启发,甚至以苗文印《新约圣经》,还出现了石门坎那样的“最高文化区”。

  

   在民国时期,这些苗族精英渐渐融入国民政府,有的甚至成为国民政府的官员(龙云)或者国大代表,也有一些苗族精英渐渐进入学术界或文化界,成为师范学校的校长(石宏规)或者教师(杨雅各、杨汉先)。在这个时代,致力于掌控国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倒是都注意到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框架下争取苗、彝认同的重要。

  

   “世袭帝国模式”?

  

   我没有看到吉开将人最近发表的第八篇,据说也已经发表。但是仅仅是看前面七篇,内容也很精彩了。如果允许我用简单的方式概括的话,我觉得,第一,他以“苗族史”的研究,串联起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史,而这个学术史过程又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学术在西洋与东洋、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前行的状况;第二,通过民族史研究的变化,他让我们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变化,包括了极其重要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启蒙优先与救亡优先的嬗变转移;第三,在一个以苗族史研究为主轴的学术史叙述中,它把文化、学术、政治、利害等等都牵涉进去,讨论到了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疆域、民族、国家以及认同等问题,甚至也涉及晚清民国时期立宪与革命、排满与五族共和、边疆与中央等至关重要的政治和历史问题。

  

   200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近代中国在民族与国家形式上的转变,并非像列文森说的“从天下到万国”,或者徐中约说的“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即它不是从过去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到“国家主义”(Nationalism)转变,中国与欧洲那种“殖民国家式”(colonial national)不同,中国是特别的(或者欧洲是特别的)模式即“世袭帝国式”(Patrimonial imperial)。这个说法是否合理?也许吉开将人以苗族史为案例的讨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回答的线索。

  

   (编者删落了全部注释,并加了小标题,敬希留意)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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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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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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