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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固盛:论北宋的黄老思想

更新时间:2020-10-20 21:49:49
作者: 刘固盛  

   黄老作为道家的重要一支,盛行于战国,在思想上表现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的综合性,其突出的特点是将老子之道运用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实践。到西汉初,黄老思想更加走向了辉煌,学术上出现了《淮南子》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政治上成为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并直接导致了“文景之治”。尽管因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学曾一度淡出政治舞台,但仍然流传不息,到唐宋时又呈彰显之势,宋代尤其是北宋则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不仅仅是宋初盛行,而是北宋多数帝王都有崇尚黄老的举措,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对于北宋流行的黄老思想,以往学术界仅仅对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帝的情况有一些研究,2其他方面则关注甚少。对此,本文拟作进一步探讨。

  

   一、皇帝崇尚黄老

   赵宋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遭到重大破坏,国家亟需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十分契合社会及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也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崇尚黄老之治。作为创业垂统之君的宋太祖堪称有为,但他的为政举措仍然具有推崇黄老的倾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记载:

   真定苏澄善养生,为道士,居隆兴观,唐、晋间数被召,皆疾辞不赴。契丹主凡欲自立时,求僧道之有名称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于是,上召见之,谓曰:“朕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对曰:“京师浩穰,非所安也。”上亦不彊。壬申,幸其所居,谓曰:“师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养生之术教朕!”对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上悦,厚赐之。3

   此事发生在开宝二年(969)五月。年逾八十的道士苏澄颇有风骨和见识,先后拒绝了后唐、后晋、契丹的邀请,这引起了宋太祖的重视,宋太祖亲自前往拜见,并召他来京师的建隆观担任住持,却遭到了推辞。于是宋太祖只好询问养生之术,苏澄向宋太祖建议,帝王不能仅仅学养生之道,而应该以黄老之术治国。太祖听了很高兴,苏澄也因此得到重赏。从宋太祖的施政实践来看,黄老思想确实有明显体现。如张其凡先生指出,太祖时期的黄老之治,主要表现在完备和改革各种制度上,以造成可因之势,从而实现无为而治。在用人上,太祖重用忠厚、通吏道的文臣,目的是刑德并用,使法制得以贯彻执行,社会能遂其自然,从而实现无为而治。太祖的用人之道,也鲜明地反映出黄老思想,而太祖的主要辅臣赵普则扮演了集萧何、曹参于一身的角色,为政的黄老色彩同样很浓厚。4《宋史》赞太祖“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5的确有据可依。

   宋太宗对黄老思想则更加推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宋太祖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他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 雍熙三年(986)两次伐辽失败有关。伐辽战争遭到重创以后,宋太宗开始真正落实黄老之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载:

   上谓侍臣曰:“朕自即位以来,用师讨伐,盖救民于涂炭,若好张皇夸耀,穷极威武,则天下之民几乎磨灭矣!”……上曰:“朕每议兴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简易治国者,享祚长久。陛下崇尚清静,实宗社无疆之休也。”6

   这是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和宰相吕蒙正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太宗对征伐之事尤其是伐辽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国家治理政策的及时调整。从此,以黄老治国成为他与大臣经常讨论的话题:

   上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挠之则溃,民挠之则乱,今之上封事议制置者甚多,陛下渐行清静之化以镇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7

   这段记载既反映了宋太宗把黄老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也显示出大臣们与太宗思想的一致性,以及《老子》一书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当时不仅大臣熟知《老子》内容,皇帝也经常阅读《老子》。太宗曾对他的侍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又言:“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用文德致治。”8由此可见,宋太宗是一位深谙黄老之道的皇帝。据载:

   上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货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揖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至损折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得。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故慎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9

   宋太宗主张为政宽缓,抓大放小,尽量做到不扰民,吕蒙正则以曹参不扰狱市进行类比。可以看出,宋太宗从指导思想到施政实践,确实大有黄老之风。

   宋真宗同样崇尚黄老。他于咸平二年(999)对宰相说:“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虽粲然可观,王弼所注言简意深,真得清静之旨也。因令镂板。”10并于景德三年(1006)下诏说:“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11宋真宗与太宗一样,注意从《老子》中吸取治世之道,颇为重视黄老之学。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还是一个特别崇尚道教的皇帝。《宋史·真宗本纪》称:“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太祖、太宗都优待道士,但真宗尤甚,他不仅屡设斋醮祈禳,还假托梦见神人传玉皇之命,造出了一个“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宣言他就是赵家帝王的圣祖,并建造宫观以事供奉。宋真宗之崇道,实有“神道设教”之意,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打消契丹对宋朝的觊觎之心。12因此,他对道教的崇奉与以黄老清静之旨治国有明显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此点同样适用于宋徽宗,宋徽宗作为著名的崇道皇帝,笃信神仙方术,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大力扶持道教,但他的治国主张却是提倡黄老清静之治的。他不但诵读《老子》,而且亲自为之作注,成为继唐玄宗后又一个注《老》的皇帝。柳存仁先生认为:“如纯以理论言之,徽宗之见解,仍出唐玄、明祖二人之上,而能抉道家之窍。”13宋徽宗对《老子》的注解,并没有道教神仙的气息,而主要从治国理政方面着手,即主张把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运用到政治上来。14强调老子思想中的政治功能,乃是黄老之学的重要特点。不过,相对于前朝诸帝,徽宗虽仍然有黄老之意,却无黄老之治,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

   黄老思想并不是在宋初三帝以后就停止了流行。真宗去世后,仁宗年幼继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延续真宗朝的治理政策,仍然崇尚黄老,故宋祁在《皇太后躬谒清庙赋》中曾这样颂扬刘太后:“别苑无从禽,离宫无改筑,此则皇太后守黄老清静之躅也。”由于黄老之政被持续性地推行,宋仁宗、宋神宗也都成为了黄老思想的推崇者和实践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载:

   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下三馆校《道藏经》,从之。上因言:“其书多载飞炼金石方药之事,岂若老氏五千言之约哉。”张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国清静之道也。”15

   这是记载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的一件事,宋仁宗认为《道藏》收录的典籍大都为炼养方术之类,比不上《老子》书的简约,宰相张知白点出了仁宗实有意于黄老的清静治国之道。可见,宋仁宗对待道教,与前之真宗、后之徽宗有明显不同,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道教,但保持了一种较为疏远的态度,他感兴趣的是用于治国的黄老之道。仁宗与张知白讨论《老子》的事,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为官的陈瓘所著的《昭语》中也有言及,其序云:“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校三馆道经,上因言其书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简约,张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国无为之术。’臣伏读神考圣训曰:‘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汉文之术,得于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汉文。”16神考即宋神宗,仁祖即宋仁宗,陈瓘认为宋仁宗的治国思想和为政实践与汉文帝类似,都是以黄老为宗。他又引宋神宗对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的评价,说明神宗也是推崇黄老的。

   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斋,南剑州(今属福建)沙县人。宋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甲科,授官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迁明州通判、太学博士、秘书省校书郎。宋徽宗即位,被召为右正言、迁左司谏、著作郎等职。陈瓘为官公直,富有才识,时人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17《宋史》本传云:“瓘谦和不与物竞,闲居矜庄自持,语不苟发。通于《易》,数言国家大事,后多验。”又赞陈瓘曰:“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18陈瓘在《昭语》中记载了汉文帝崇尚黄老之事,并收录了关于宋仁宗为政的不少事例(其间也言及宋神宗),通过比较,他得出了宋仁宗与汉文帝同属于崇尚黄老之君的结论。陈瓘出生于仁宗朝,所记之事当可信。据《昭语》载:

   臣尝谓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无如孝文,然其术出于老子,故仁祖于老氏也取其简约,而神考之于汉文也,谓无间然。盖老异于孔而其本则同,汉劣于周而善亦可取,此二圣之所以垂训也。仁祖皇祐四年谓辅臣曰:“朕临御以来,命参知政事多矣,其间忠纯可纪者,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己,宰相王曾、张知白皆履行忠谨,虽时有小失,而终无大过。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轻发耳。”庞籍对曰:“才难自古然也。”上复曰:“朕记其大,不记其小。”臣三复圣训,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见重于仁祖者,盖能以清静之术助无为之化,所谓大而可纪者,其在兹乎。

   陈瓘指出,宋仁宗的任人为政,与汉文帝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以黄老治国的典范。而宋神宗谓其与汉文帝“无间然”,说明神宗也是非常认可汉文帝的治国之术的。陈瓘又记:

   韩绛言:“林献可遗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闻阴讦之路,可持归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又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韩绛以献可之言闻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开阴讦之路,拒而不受,圣人之虑深矣远矣。昏昏然不可见,闷闷然不可识,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这里说明宋仁宗纳言察人之术深得老子之意。陈瓘还记:

审刑院断绝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广而断刑若此,有以知刑讼之简,有司无稽迟也。”乃下诏奖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窃见元丰中开封府狱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礼为右丞,下至胥吏,悉获资赏,自是内外有司皆以狱空为悦。盖仁祖以讼简赏法官而神考以狱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惧民,盖有得于老氏。讲《诗》,至《匪风》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上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义类此。”侍读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之深,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圣君当大有为之时,或创业或革弊,不免有所烦也。仁祖以清静无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终始如一,盖得烹鲜之说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汉文之术出于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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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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