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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和平:中国道路的文明比较优势探析

——文明动力学视角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中国案例研究

更新时间:2020-10-19 18:12:18
作者: 曹和平  

   摘要:历史案例及国际比较的方法证明,文明的均衡收敛机制不单是冲突和相互威服的,而更多是和谐和共同繁荣的。虽然都依赖于市场公共品,但西欧的“分封经济”文明更多依赖市场资源,印度“种姓经济”文明更多依赖阶层固化的交易成本节约资源,中国“建置经济”文明更多依赖边际成本不递减的公共品资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扎根于人类文明的渊薮之中,全面小康建设者的举国努力,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证明了自己的综合比较优势,当代竞争中具有可持续繁荣的综合潜力。

   关键词:文明; 动力学机制; 比较优势; 全面小康; 中国道路

  

   人类文明的周期比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的时程要长得多,以百年为单元是个基本的专家估计数。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探讨国家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捕捉人类文明周期均衡收敛路径较为容易的切入点。大量观察事实表明,文明首先是融合与共同繁荣走向均衡收敛的,其次才是杀伐与冲突威服走向发散的[1]。这一点,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察脉络最为清晰。

   本研究从人类文明的动力学角度,选取中国2010 年代“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这一时程作为对象,以点带面,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比较优势。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1)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2)全面小康中国建设者的举国努力;(3)中国道路的文明比较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叙述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及结论。

  

   一、文明的动力学机制: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

  

   (一) 人类文明中的经济文明渊薮

   文明的动力学机制以经济过程为基础。冰河期以前,人类的祖先是狩猎和采集的人群,其组织生存的方式是依靠人的四肢在最早裸露出来的地球表面采摘和捕获自然物品,称为采摘捕获经济。与定居农业和固定车间生产不同,采摘捕获过程不依赖固定的生产场所,移动和迁徙是其人均收入边际提高的内在逻辑,也是最节约途径。当人类祖先的一支利用未融化的大陆间冰桥作为通道,从某一大洲的茅屋移居到地球的其它角落时,其原因不是寻找今天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而是提高人均GDP 的收入动机使然,这和今天人类在国家单元上探月动机不同。原初时候,技术进步是极为缓慢的诱致性变迁过程。今天大致知道,这一时期约包括公元前一百万年到十万年前地球冰帽融化接近完毕的九十万年时间。(Lal,1998)

   到新旧石器交替的时候(公元前10000 年),移动型经济演化出多种类型的定居农业:文明分岔的时代到来了。种养植物、驯养动物、捕渔狩猎等在不同人群(氏族)间趋向专门化:“黄帝”更擅长驾辕耕种,“炎帝”则取火有道,更会买卖。在中东,人们将伊拉克北部山区野生的小麦和燕麦选育为家养植物。到公元前6000 年,伊朗西部、横过安纳托利亚高地到爱琴海以及地中海两岸,以及埃及、中国、西欧和东欧等地出现了定居农业聚落(Cameron, 1993)。古伊拉克人在选育小麦,东北半球亚洲大陆主部长江中段的先辈们在“驯化”野生水稻。

   序贯而来的金属工具及不同类型的畜力引入导致部分族群的劳动效率更高。当部分发达族群超越氏族治理形成更大范围联结的时候,基于定居活动的上层建筑出现爆发式的成长,氏族国家、城邦国家、民族国家甚至超边界拓展的帝国出现了。到公元初年的时候,亚洲人和欧洲人的人均GDP 都是450 美元左右(Maddison,2002)。当工具是人的四肢,经济的动力是人和牲畜的体力,给定地球表面无穷供给的土地和自然物品,定居过程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体上是相等的。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原初定居农业文明,并将其标断为经济文明的渊薮[2],或者称为定居经济文明的启示元年。自此以后,文明间的互动和国家间的互动重合度就非常高了,一直持续到今天。

  

   (注:表中的注释2,在本公众号推文中为注释[3])

   (二) 文明动力学过程滞后经济时序的典型性观察事实

   原初定居农业使用边际报酬率递减的生产技术,对应居民整体的生活方式积淀社会偏好构造。给定技术,最大化偏好——经济学上用消费来标示——条件下,原初定居农业经济达到均衡(曹和平等, 2003、2004)。但基于经济文明的总体文明还远没有出现收敛迹象:在土地边界有限,人口增加无限,单位人均可耕土地一旦下降到某个门槛线数量以下,马尔萨斯意义上人口增长和李嘉图意义上的技术增长速度之差导致边际土地和劳动报酬率双重递减,一个长期停滞的农业均衡陷阱触发上层建筑对危机的管控: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和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以及诱发的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4]的出现,文明的分蘖、发散、振荡、均衡以及二次均衡甚至分岔的过程刚刚开化。文明的周期是长时程的。

   经济文明的动力学机制 单位人均产量(收入)的下降实际上是人均效用水平的下降,导致原初生产技术和偏好形成的均衡遭到破坏。社会偏好和生产技术之间平衡的错位与摩擦形成经济文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任何经济文明的进步都无法规避这一过程(曹和平等,2003,2004)。

   经济文明启动综合文明过程的力矩 人口压力导致改进技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劳动密集技术被采纳的原因是单位人均产量由于人口的增加绝对下降了(Boserup,1965)。这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创新的源泉,多元文明单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和谐与共同繁荣;但是,在技术无法突破之前,防止艰难时世出现的另一维让人嫌恶的路径是某种意义上的非计划性人口控制——瘟疫、遗弃婴弱、转嫁危机和掠夺资源的冲突和战争。

   在经济基础文明和上层建筑文明这种动力学机制序贯中,人类多元文明均衡与收敛过程是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与“文明的冲突与战争威服”之间交替振荡出现的,前者是文明时程的高峰期,后者是低谷期。最近的观察事实是,19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到20 世纪前十年的一段时间,工业革命造成的经济进步与跨洋贸易,西方文明内部以国家为单元的互动在主导方向上是良性的,出现了短暂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西方文明时程逼近高峰,但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又将文明时程拖向了低谷。

   在全球范围,西方文明的高峰期恰好是其对外输出产品、殖民掠夺等对其他文明蚕食,甚至造成毁灭性伤害的时期。“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与“文明的冲突与战争威服”,二者谁的时程更长一些,或者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些呢? 这是标断文明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则选择。战争与和平,不能由占有较高话语权重的国家喉舌来定义。和平时期的概率参数是定义文明优劣的第一个重要测度指标。

   定居经济文明之后,国家单元在文明的均衡演进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大大增加了。

   (三)亨廷顿的文明观与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

   基于类似上述文明渊薮的理解,亨廷顿试图给文明下一个定义:18 世纪法国思想家认为文明是:(1)一个相对于“野蛮状态”的进步状态;(2)一个超越国家政治实体的文化实体;(3)是依自然人体征,与民族生活方式、语言、宗教等上层建筑相复合,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开放式历史融合过程;(4)前三者加起来,文明是一个基于国家单元,但又超越国家物理疆界的放大了的文化,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但必有其最高形态——走向“终结”意义上的完善。这和福山关于历史终结意义上的“终结”一词的使用是一样的。(亨廷顿,2012)

   在亨廷顿文明观中,关于文明的时程和动力学机制是隐约可见的,但他关于文明的定义是边界叙述加历史归纳的,这是文献欠缺条件下的形而上学常用定义方法:归纳性边界廓定和特征描述。从他关于历史上文明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亨廷顿的文明理解有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他把文明概念和历史概念等同了,导致把文明过程当成超历史过程的大文化归纳;第二,他没有抽出文明的动力学机制概念,其动态叙述基本上是历史阶段性过程的叙述,文明观的演绎成分非常不足;这导致他第三个也是最为重大的缺陷,过于注重历史观察事实的归纳,使得他依据西方文献和自己有限的经验观察,突出了文明的冲突与威服的一面,忽视了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一面。这最后一个缺陷导致他在国家、帝国和文明的概念及过程讨论中始终含混纠缠,画面不清晰。

   中国道路的文明演化历程以及混沌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间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突出了亨廷顿上述方法论的瓶颈:以西方文明为原点观察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演化过程被排除在观察者的视野远方,文明的主部是冲突和威服的,而不是融合和共同繁荣的。这为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处理带来了非常大的负向理论外部性。亨廷顿的文明观也突出地反映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在地球,但是分岔后的两个路径。是为中国道路的文明渊薮:一个巨大的待探讨之地。

  

   二、全面小康:人类文明视角下新中国建设者的举国努力

  

   (一) “建郡置县”文明传承的中国道路积淀

   “建郡置县”的划时代制度创新 在新石器工具使用的鼎盛时期(约前6000 年),中国和西方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实现了定居农业的各自内生方式。中华文明的定居农业在春秋战国交界时期(公元前50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连改革者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划时代制度创新。早些时候,晋国施行了代际传承之间的改革[5](前677 年),拓宽了中枢决策人力资源限制在皇族范围,因而无法引入社会范围的优质人才进入中枢管理的瓶颈。很快,晋国自春秋中后期崛起为霸权大国。稍后一段时间,楚国在竞争实践中施行了郡县制度改革,以国家层面的“条条”纵向条线下沉到区域约20公里半径“分封”领地(范文澜,1978),启动从垂直方向管理国家人、财、税、物的机制。这实际上是在分封的“块块”体制中“扦插了”中枢决策所需要的“条条”分科管理,可看作是今天中国式科层管理的千年穿越影子,也是中国多个时期“条块分割”引起改革的机制因子。这一点改革的难度和广度超过了晋国的中枢决策层制度传承的安排。

   遗憾的是,因为是诱致性制度改革,晋国终止了行政体制中枢传承机制的改革,楚国终止了建郡置县的制度改革[6]。虽然长期积淀的国家统一理念演绎了“赵氏孤儿”式的超一流团队韧性,前者导致了“三家分晋”式的国家分碎;后者导致中枢传承机制带来往复性振荡甚至突发性停摆,屈原的《离骚》只不过是中枢机制的“内耗式”辞赋映射而已。但是,文明的竞争以国别为单元,远在西北边陲的秦国,获得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余地,慢慢吸收了晋楚两国的制度创新,并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国吸收了晋国的代际传承创新——王族出使外国,公族国内护法——本身是个不完备的制度,颠覆性概率很高。这一矛盾在汉文帝时成为治理难题,汉景帝时的“清君侧”决策(前154 年)才有了实质性的改进:制度性地遏制了国家因分封制度因子,诸王坐大,碎片化国家版图的内在析分机理。但遏制不是根除,汉朝在东汉时期滑向“三国分汉”就是其恶化一维方向上的后果。

秦始皇标准及大一统的可持续性 秦以村庄为单元设亭,十里一亭;十亭置县,百里一县;县上建郡,全国建四十郡,史称郡县制度(范文澜,1978)。其优势是:(1)中枢决策层在治理体系上开放式地吸纳了晋楚两霸的制度创新,统一其他王国形成超级霸权;(2)将西周的“王—等级贵族”体系——分封制——升华为“皇—郡县官员”——建郡置县——建置治理体系;(3)统一了度量衡、交通、文字和行为规范等标准[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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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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