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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更新时间:2020-10-19 08:29:59
作者: 封磊  

   摘    要:

   近代中国选择、规划标准时区的权力与实施境况,不仅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密切关联,并映射政治进程的重大变化,还与时间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从清末由西人在攫取了中国部分主权后代劳的海关时,到民国自觉建构但因受强权政治、日本侵略与地方军政势力顽抗而有限实施的五时区制,再到新中国在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与国家自主后自动、自愿、自发实施的北京时间,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嬗替历程,既是时间全球化的体现,也是国家化的结果,还是近代中国时间的社会文化剧变的体现。

   关键词:时区政治; 海关时; 五时区制; 北京时间; 全球化;

  

   近年来,历史学中的时间议题已成学界考察的重要介质,对时间的研究逐渐摆脱既往在哲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限定与玄奥表达,多置于历史时间、日常生活时间以及人们对时间的现代性体验等密切关联的生活实践领域,呈现出跨学科、跨理论与交叉立体的研究态势。1如在当代德国概念史研究专家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来,历史学中的时间并非如物理学或社会学中的外在实体,而是一个内嵌在历史本身中的概念;同时,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对时间进行社会史的或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异同、时间与权力的关系等。2这一研究态势,不仅构成时间研究的反思维度与学理基础,还为时间研究的延伸与深化指明了方向。

   全球时区,是近代政治文化与全球化的成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若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的时空视域下,不仅是透视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的良好视角,还是一项颇具填补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课题,此其一。其二,目前,国内学界对标准时区的研究多限于科技史范畴,还未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视域中。3其三,在全球史视域下,近代中国的时区嬗替乃是地方史,在何种意义上及如何处理全球史与地方史的关系是一个须谨慎对待的问题。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对全球微观史研究的分析或可为本文提供助益:“从特定的空间与社会特质来分析某个主题,同时也将该主题置于全球脉络中;而最引人入胜的问题,往往是那些能折射出全球进程及其在地方层面的体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4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全球史视角,将标准时区置于近代中国政治进程、近代东亚国际社会与全球化进程的视域下,探究曾遭受殖民侵略的近代中国是否也存在与此相若的情况,进而论析标准时区在全球共时性的特质与近代中国历时性的嬗替之间的关系。

  

   一传统时代时间的王权、神意属性

   在近代机械化的交通运输系统与机器化的工厂(业)生产体系出现之前的传统时代,人们大多固居在相对孤立、封闭的地域社会中,基本以当地的地方时作为时间生活的律则。地方时,是每日正午太阳直射当地子午线而形成的时间,即“视太阳时”(真太阳时),取其平均值便是“日中平时”(平太阳时)。这种基于对太阳的视觉观察而得到的地方时会随着观测地点与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传统时代在共时性的地域中的社会时间,是由地方性的、不规则性的及自我规范性的多元时区拼接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为众所认可并普遍遵行的时间规范,尤其是王朝政府基于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对社会秩序的管理以及对民众政治信仰的塑造,必须实施系列举措予以运作与控制,社会公共时间遂应运而生。这种旨在协同民众的时间意识、行为规范及社会秩序的时间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实践载体与象征意义。

   须说明的是,在传统时代的思维世界中,相较自然时间的周期性规律,传统中国的社会时间是一种政治策略,往往“涉及对时间的有目的的操控,目的在于获得或者显示诸如权力或忠诚之类的因素”。5由此产生“天命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即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社会治理问题,以为政治统治服务。建立在对自然时间的一套推算法则基础上的历法及其物质化的历书,就成为社会公共时间的呈现载体;而历书本身除对天体运行周期的计算与预测功能外,最主要的功能还在于,其不仅作为国家意志、统治权力与政治忠诚的象征,还是传播时间信息的物质载体和体现国家权力的实际工具。这在东亚社会有着普遍而久远的存在,尤其颁历授时作为政治性的思维与规范民众时间生活的实践,是王朝时间的政治化的典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王朝国家内部的州、郡、府、县的行政管理在时间上的政治化、规范化与统一化,即王朝国家借助政权的力量,将承载着规范化的时间信息——时令与历书颁行全国。有学者指出,早期被王国政治结构了的自然时间与王权国家的兴起相伴而生,天文历算成为栽培农业与王权政治的基础,并被赋予吉凶宜忌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既适应政统需要的历法概念、又满足民众择吉而动的社会心理的日历文书,构成秦汉帝国控制与运作“政治时间”的重要环节。6此后历代王朝认为国家君主或中央政府在历法上对各地方诸侯与属国具有完全专制性的统摄权力。这种权力的具体实践,即是历届王朝甫一建立便着手建历(“定正朔”),以宣示新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开始及民众的必须服从。传统中国的这一思维与实践一直贯穿整个帝制时期,到清代已经形成完备且严格的制度,制定严苛的法律禁止民间私获天文仪器、星图或谶书与私习天文算学和测时技能,并严禁民间私自编制历法或刻印、贩卖历书。这不仅使天文历算王朝化和神秘化,还使由历法代表的时间框架打上政治性、强制性与道德性的色彩。如清初编制并伴随军事统一过程中各民族的地域性政治单元被纳入帝国版图的《时宪书》,被定时定量地颁给各蒙古、蒙旗、各回疆部落、各西南土司以及帝国的边缘地区,并在历书中标注出各地的日出入昼夜与节气时刻表。这种做法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对时间秩序的统一,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在时间上体现清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例证。7

   二是历法(历书)在东亚封贡体制下被中国王朝用于与周边藩属国建立政治性的时间秩序。在东亚封贡体系下,中国王朝往往将历书颁行至如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成为这些国家承认、尊奉、确定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的政治标志。颁历授时也成为封贡体系下的一种国际交往方式,也因藩属国臣服并认同宗主国正朔,以及宗藩之间就制度安排而在时间制度上达成一致的政治契约。近代西方殖民侵略势力东来后,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逐步转变为民族主权国家关系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脱离由中国历法主导的时间秩序的过程。周边藩属国对中国历法的接受、改变乃至废止,成为东亚国际关系发生转变的重要体现之一。如1872年,开启明治维新的日本弃用一直使用的中国夏历(即阴阳合历)而改用西历,遭到时任驻日公使的黄遵宪“数典忘祖”的嘲讽与梁启超的“姗笑”。8盖在传统时代的东亚社会,夏历一直是中华文化圈一项基本的时间制度并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日本一直是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成员,沿用夏历不单单用于纪时,也是对夏历所依赖的政治哲学——“天命(道)观”的遵奉。日本改用西历即意味着这种宇宙哲学对现实政治信仰和行为的规约的失效,意味着传统中国时间的政治哲学的淡出,以及日本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因而,黄、梁二人对日本改行西历的态度,实质是时间在政治文化上的正朔观作祟的结果,体现的是他们对华夏中心观与中华文明跌落后的尴尬与无奈。

   “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9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论,“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转向上天被证明是必要的”。10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通过掌控历法的修订权及用教堂的钟声来指导、规范、控制民众的作息乃至经济生活的标准时间。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就从时间的角度考察了中世纪人们以教堂钟声作为祈祷时间,还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掌握上帝赋予民众生活时间的权力与高利贷商人利用资金周转的时间差谋利的研究,揭示神圣时间与世俗经济利益在高利贷商业中的博弈,时间不再是基督教会独享的神圣权利,“教会时间”开始让位于“商业时间”,反映的是中世纪世俗经济力量的崛起与教会神权的式微。11

   综之,在中西方的传统时代,作为协调社会节奏与指导民众生产生活的公共时间制度不可能产生于民间,而是由官方或神界制定、颁布,并借政权或神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时间制度甫一产生,便具有政治性(神意性)、法律性与道德性甚至多重合一的特征。古代东亚王朝社会和中世纪欧洲教会在制定时间制度与掌控时间权力的本质上有着相似的做法,即对以天文历法(历书)为主要手段的时间体制的垄断与控制,以确保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王权、人与神界的定义与解释的权力,使时间带有世俗王权与神圣神意的属性。

  

   二近代全球标准时区的殖民霸权竞逐属性

   世界进入近代,伴随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尤其是由化石能源驱动的交通技术的变革与通信传播技术的革新,使人类跨地区流动的能力及信息传播能力发生革命性变革,全球各地不再是互相隔绝的孤立存在,而是可以快速跨越、联动与整合的多维空间。故而,有学者将全球整合进程的转折性因素归功于硬件技术的革新。12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全球航海对航行中的船舶进行精确定位与导航的要求上,进而产生应该由谁或以谁作为被全球认可并共同使用的标准时间的起点的问题。列强竞相角逐对全球标准时间起点的确定:如何获得本国的时间主权,或如何对抗不属于本国的时间统治权,被认为关涉国家权力和尊严。如法国就曾一度反对以穿过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全球标准时间的起点,并在海上测量、天文观测、钟表制造等领域与英国展开竞争,欲以英国接受法国的十进制度量标准作为法国接受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交换条件,还曾在大革命时期推行十进制时间计量法,最后以失败收场。13最终因英国在世界贸易、远洋航海、船舶吨位、海军力量,尤其是天文学等领域是名副其实的霸主,直接推动大多数航海国自觉以穿过已经实现了测时精准化与标准化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0°经线。14格林尼治天文台及其子午线的底定,是英国经济能量与技术水准优胜的结果,也是英国确立全球航海霸权地位的体现。

   比全球航海时间的统一稍晚,陆地时间的标准化进程则得益于近代铁路交通的发展。铁路与列车时刻表的物理逻辑必然将协调时间的必要性提上日程,尤其是铁轨的衔接、速度的提升、版图的扩张,促使交通领域对时间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产生精准、稳定、一致的需要。为区分当地时间(Local Time),“标准时间”即曾因与铁路运行时刻紧密关联而在口语中被称为“Railway Time”。15据美国技术哲学史专家兰德斯(David

   S. Landes)研究,西方在发明铁路之后才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普遍以小时和分秒来安排和控制时间,进而促使对时间精确性的需求扩展到乡村。161855年,英国绝大多数公共时钟均已使用格林尼治时间;1868年,新西兰成为全球首个正式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国家。1870年的美国有400多条铁路和超过75种不同的铁路时刻。171874年的德国在由各地方组织测量并由官方监督的各大城市的地方时的基础上制定出列车时刻表。18

这种多元并存的时间格局直到1880年代后才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展以及越洋电报电缆的联通,给世界经济的联系带来飞跃性变革,使人类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覆盖各大洲的经济与通信体系。191880年,格林尼治时间被英国确立为法定标准时间。201883年底,北美也以基于格林尼治时间的铁路运行时间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时间,并将全国划分为4个时区,为全球标准时区的规划奠定基础。1884年10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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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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