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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更新时间:2020-10-19 08:29:59
作者: 封磊  
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再次确认以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并将之作为计算地理经度与世界时间的起点,以此分别将全球划为东、西各12个时区,相邻时区中心经线间隔15°,时差1小时。从此,格林尼治天文台成为计算全球标准时间及确定地理坐标的原点,格林尼治时间获得了作为世界日与世界时的起始经线的地位,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GMT)诞生,正式确立国际标准时间体系。至此,人类在世界版图上实现全球时间的共时性,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诚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论,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21近代全球标准时区体系的生产,也适应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并在时空版图的定型过程中扮演控制性的角色。近代民族国家在领土主权确立后,时间体系的建构与国家化也成为一项区别于传统皇朝体制的统合性步骤,在制定时间权力上以政治性、统一性、精确性与全球性建构起符合自身政治统治与国际交往的时间制度。除继续以政权力量确立历法、纪元外,另一重要的时间制度即是对全国标准时间的规划与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持久而大致稳定的国家单元之形成,是将时间体验成持续的流的一项条件”;而“时间流”系时间的系列单位及在这些单位下系列的控制性实践,以及可以精确订定时间秩序的时间制度,包括历法、纪元、时区等基本的时间规制。22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定型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使时间制度的上述特征更行强化与分明;而作为由主权国家以法定形式确立的标准时区,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理念、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因此,世界进入近代后所构建的全球标准时区,完全是人类自身对地球自转时间与民族国家的时间制度进行规范化、秩序化、统一化、国家化的自主建构,同时也助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定型。

   英国地理学家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J. Thrift)在研究14—19世纪的时间意识的嬗变时指出,这段时期经历并见证了全球封建主义的消亡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兴起,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形成的新型的时间观念即是典型代表,其在全球扩张而成为标准时间的计算起点,是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3近代早期由西方主导并规划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确立,体现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贸易霸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世界时空秩序的规划与主导。到20世纪初,欧洲列强借助国力的支持、军事殖民的扩张24以及时间文化产品的输出,更兼近代测时、授时等物质设备与通信技术的革新、国际间频繁交往的需要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将这种欧美区域性的时间文化产品输出至其散落世界的殖民地、领属国,使全球标准时区带有资本主义殖民帝国时间文化产品的强权输出及霸权竞逐的痕迹。

  

   三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政治嬗替

   从近代世界各国划分本国标准时间的历程来看,将一个时区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从来不是单纯的时间规范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这也决定一个国家标准时间的规划或改换,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嬗替不仅与近代中国的政治进程紧密关联,而且因西方列强的强力参与而呈现出全球共时性的特征。

   (一)清末的“海关时”:西人攫权代劳

   在传统中国,王朝政府多以京畿的地方时作为指导全国生产生活的时间律则,如终清之世颁行全国的《时宪书》,便是以北京的视太阳时来计算的。而其他地域社会,则基本以当地地方时作为不言自明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时序的整合原则。尤其清初引入西方“二百五十里为一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的历算体系后,成为编制《时宪书》及各地方志的《晷刻图》的推算依据。地域民众通过计算方志中的晷刻里差,便可得出当地的日出日落时刻。如光绪年间陕西《乾州志稿》记载:“乾距省百六十里,位西北经几度、纬几度,凡几分几秒推而演之,并州境一方一隅莫不上应圜象焉。节候迟早视经度,日出入昼夜永[平]短视纬度;计里算差……所以利民用者,亦较著然矣。”251903年,旅行至腾冲的美国人盖洛(William Edgar Geil)校对手表时,还需请教当地人如何使用日晷。26甚至到民国初年,在需要知晓当地时间时,人们往往需查阅地方志中记载的日出、日落时刻。如民国初期福建《永春县志》就记载:“欲对表者,于日出入时查表内所列刻分点线,转针照指,免用日晷之烦,而得时较精确。”27这一方面说明,清代官方并无全国性的标准时区的划分,地方时应是各地最主要的时间应用形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西方科技因素还未影响的地域社会中,依据观测天体位移的传统计时方式仍被广泛应用。这一情况在1880年代后的商埠才发生改变。

   1883年,法国传教士设立于上海徐家汇的观象台将上海地方平时改为东经120°的区时,为沿海船只提供报时服务。同年底,清海关税务司司长英人赫德(Robert Hart)以东经120°时间为准,在沿海省份的12个岛屿设置灯塔与警号船,为过往船舶提供传递时间信号与校对时间的服务,并详细规定各处灯塔与警号船的放灯、放炮时间,还规定将所有灯塔的亮灯时间与鸣炮时刻造册,于每年11月初“颁发英汉两文,交香港、上海以及日本横滨三口,于别发洋行发售”。28由此,确立以上海平太阳时(即GMT+8)作为沿海地区统一使用的标准时间。1902年,清海关鉴于已开埠的31个城市及租界均位于沿海地区,为满足和方便沿海航运、铁路、邮政、电报及海关等部门和涉外机构对外交往的需求,赫德仍以东经120°的平太阳时为“中国口岸通用时刻,无论东西南北,凡兵船、商船、海关、铁路皆以此为准”,29是为“海岸时”,也称“海关时”。但海关时在晚清中国仅实行于东部沿海的开埠通商或铁路沿线城市,广大内陆地区与边疆地区仍以各自的地方时为准。

   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为容纳社会再生产的新的物质实践,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必须改变或转移,而这种转变“是藉由征服、帝国主义扩张或新殖民主义的支配,列强便安置了新的空间与时间概念”。30彭慕兰也指出,全球标准时区的确立要归功于帝国主义对国际贸易扩张,尤其是“1870到1914年间,全球有四分之一地区落入欧洲、北美列强掌控”,“欧洲列强能够说服亚、非国家领导接受标准时间,原因就在于其中许多领导本身是殖民地总督”。31赫德执掌晚清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影响力在一些方面与总督无异;他推行东八区时,目的并非促使晚清中国的时区趋于科学、准确与一致,而是方便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控制。不唯标准时区由西人决定,甚至连晚清商埠的商贸交易、涉外办公、信息流通等的时间也受制于西人。1874年《申报》在一篇社论中就直指租界的经济活动、国际贸易与办公时间被西方垄断的事实。32另外,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晚清邮政时刻表的建立。1866年,由赫德主持试办的新式邮局,1878年经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的制度化建设,被认为是中国邮政现代化的开端;至1896年,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并命赫德仿行西方成法监理总邮政司。赫德则仿照英国邮政系统引入格林尼治时间,在日常工作、邮差调度和封发频次、邮程和时刻等方面建立起现代邮政时刻表,甚至从计时到邮戳符号,均以西方格里历和钟表计量为标准时间的计量法,操办起邮政行业的标准时间。33可见,清末海关时的产生及具体实践,并非清政府的自主行为,而是西方列强在攫取中国的海关自主权、航运自主权、口岸居留权等一系列主权后的“顺势而为”,尤其是海关自主权的旁落,是晚清政府主权残缺与执政软弱的体现。故而,清末海关时的确立,完全是西方列强贸易霸权“代劳”的结果。

   (二)中华民国的五时区制:自主建构与政治纷争

   如果说清末标准时间的实施是西方侵略势力越权代劳的结果,那么民国对标准时间的规划与实施,则是在遵行全球标准时区的基础上的自主规划,是一种自觉的国家化行为。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力图通过改用西历、统一时政以彰显政治权威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出的首份通电即是改用西历(阳历)。34阳历是地球绕日的宇宙时空模型的天文基础及全球标准时间的推算依据,与时区乃至民用计时中的时、分、秒等时间单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科学、精确的时间体系。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GMT+8,即上海时间,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GMT+7,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GMT+6,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等五个时区,并以东经120°为标准经线和“世界标准时间”为题编入1919以后的《中华民国历书》,35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由北京政府规划的五时区制采取“亦沿用之”政策,使之得以继续使用。36

   但五时区制因政治局势的逼迫,不时处于激烈变动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俄国、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夺,突出表现在对东清铁路运行时间的政治切分。

   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的铁路为日本据有,称南满铁路;1917年后,满洲里至哈尔滨的铁路为中苏共管,称中东路。日俄两国实际上将该路各据己有,导致这条铁路必须在经停距长春有“一里半之外的一个与俄国交界的宽城子车站”时分别改用日、俄两国的标准时区。这一反常现象被1917年乘该路游历东北的日本人德富苏峰证实:列车在快到长春站时,必须在宽城子“换车”,并改用“俄国标准时间”,“必须把手表拨快一时二十三分”,返程时则相反,尽管“这样做非常麻烦,可是现实也只能如此,别无办法”。他感慨“对于政治势力是如何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点,我在长春车站和宽城子车站得到了现实的体会”。371931年7月卢作孚游历东北:“到长春九点半钟,此是南满铁路的时间,走几十步,一到中东车站则是十点钟了。很令我们诧异,问什么原因,有人告诉我们,一以沈阳时间为准,一以哈尔滨时间为准,故有此显然之差异。”38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全部沦陷。翌年日军扶植伪满洲国,以阳历、阴历并存的形式编纂刊行旨在服务日本战略利益需要的《时宪书》,从1937年7月起,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即东九区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这既有迎合“日满一体”时间秩序的现实需要,也颇有实施“王道政治”的含义。39

   二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从日本改换时间制度的历程来看,日本似乎一直对时间的政治功能“情有独钟”。1872年,日本弃用中国夏历而改用西历,并于翌年弃用12时辰制而改用24小时制,以此迎合其“文明开化”的社会心理并彰显其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现代追求。40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日本殖民台湾,诸如阳历年、星期、时钟时间、标准时区等西方时间制度被悉数植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两年后在朝鲜强制推行东九区时。1926年后,日本在台湾推行“祝祭日”,以期在“节日时间”上与其本土实现同步;1937年后,伪满洲国推行东九区时。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时期,日本通过强化对日常时间、节日时间的严密监控以达到符合“皇国国民”的标准,给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特殊的时间体验与情感记忆。41

如果说日本在台湾、朝鲜等殖民地改用东九区时只是个案,那么伴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扩张,尤其是1935年后日伪政权在华北沦陷区改用东京时间,则更突显其侵略的政治意图。近代台湾文学家钟理和在抗战时期旅行至东北、华北,后留居北平。他在1945年10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日军侵占华北后改用东京时间的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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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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