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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两个大循环的故事

更新时间:2020-10-18 00:58:21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本文为温铁军教授于9月17日在全球大学南南大讲堂的演讲实录,经作者修订。

  

   谢谢主持人。晓辉刚才这段话比较有高度,也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但是我一开始说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提醒咱们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我还是想给大家讲故事,这样便于每个人、不论是否有理论偏好,都能把这个客观的经验过程多多少少做一些了解。

   我们常说,如果没有对客观经验过程的了解,恐怕即使很有逻辑性的理论,落地也是有很多障碍的。所以这次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国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这两个大循环,它过去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演变出来的。这样大家能了解背景,也能了解过程。

   至于怎么总结,怎么形成大家自己的判断,我认为从这些对客观过程的经验描述中,每个不同偏好的人,都会从他自己的价值观出发会得出自己的分析。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刻意在回避对事物的对错好坏的判断。只是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我希望大家有兴趣愿意了解一个提法的客观背景及提出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去做其他的分析。

   大家应该知道,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这个发展思路是遭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战”之后的提法,也就是2020年下半年才把这个方针调整明确下来。主要是因为我们既面对着全球化解体这样的一个客观趋势,又面对着在这个全球化解体的过程中,因任何一个具有历史大趋势的过程,都会使得原有的利益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些可能会在利益上不像过去那样占有优势的群体或者国家,就会做出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反应。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先得看清楚,中国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实不是一个从主观出发的决定,更不是“闭关锁国”。很大程度上是当你被动的被人家“硬脱钩”,并且被人家明确提出“去中国化”,当这些说法都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总得有个应对啊!

   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出于对中国自身利益的维护,我们在这个全球化趋于解体、被人家强迫硬脱钩的过程中,怎么才能够减损?且不说止损。因为过去是在所谓国际大循环之中运作,现在当人家不让你在国际大循环之中继续运作的时候,那肯定会是遭遇巨大损失。那好,我们怎么减损?因为止损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1、国际大循环外向型经济的利弊反思

   在这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调整确定之前,中央先提出的政策是叫做“六保六稳”。“六保”中首当其冲的是保就业。这也和原来融入所谓全球化、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有关。

   需知,整个沿海稍微发达地区基本上都是与那种典型的“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相对应。这种外向型经济就是“三来一补”——海外来料、来设备、来品牌设计的补偿贸易——利润也“两头在外”。并且,这三个都从海外进来,那就等于国内的“大骡子大马都歇了”。因为,只要是海外来设备,国内的上游重工业设备制造业就没有市场了;海外来料,国内的原材料也就没有下游市场了;海外来品牌来设计,国内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包括研发等等也就都歇了。

   90年代以来沿海大部分转向这种三来一补方式的“国际大循环”,海外投资人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中了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地方的资源环境不计代价。

   这种方式当然可以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于是乎,我们从进入新世纪开始,特别是2004年以后,出现了劳动力的卖方市场。也就是说劳动力短缺开始在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发生了。因此,就出现了劳动者谈判地位的提高。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2007年就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很多人说因为出台《劳动合同法》导致国内的劳工工资上升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竞争力就下降了。但别忘了我们出台《公司法》可是80年代。《公司法》是保护资本利益的。《劳动合同法》在新世纪2007年才出台。然后真到落实的时候,还经过了2-3年的各省制定条例落实过程。所以实际上就是80年代就有了保护公司、保护资本利益的法律,而到20年以后才有保护劳动的法律。

   应该说,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其一,沿海外向型经济因出现了劳动力卖方市场,劳动者有了谈判地位,国家法律体系也有了调整。于是乎,中国加工贸易型的所谓低端外向型经济就越来越多的变成一种不断地向相对有一定层次的产业提升的过程。过去大家主要是卖衣服帽子鞋子。要用多少亿件衬衣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新世纪以来之所以在这个低端层次上逐渐有所提升,向电器、电子等方向变化,部分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上升了,人力资本整体上有所抬升。但并不意味着“加工贸易型”内在利益结构改变了。

   所以,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提倡“国际大循环”融入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经验过程,问题是仍然处在全球产业分布的那个“微笑曲线”的底端。

   所谓微笑曲线,就像一个人的脸上在笑着:一端是所谓的设计研发和品牌销售,另一端就是资本投入;两头都在海外。有人占有资本收益,有人占有技术收益,而加工的这波占有的收益最低,就像是在下巴颏,在最底下的层次,即使产业升级,留在国内的收益率仍然很低。同理,大家也都知道,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获利水平一般在20%左右。后来有所降低,大约也在17%左右。而国内的企业只是赚点加工费。所谓三来一补留在当地的这部分收益大概低于百分之十。

   于是也就有学者做过客观分析。张曙光和盛洪是10多年前吧?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我们的沿海三来一补的低端外向型经济只有两个收益来源,一是应付未付的劳动力的社会租。也就是说流动打工者本来应该有劳动力再生产开支,比如说子女教育、员工培训、养老医疗等等,该付却没付。那就等于是沿海企业向这种低端外资让度了劳动力应得的福利。所以这叫做“社会租”。二是资源环境租。这类低端企业大量排污,造成的损害是千秋万代的,但却并没有支付排污所造成的巨大的环境成本,所以他们说这等于是吃了环境租。当年是张曙光和盛洪的文章给了我启发,应该从另一个侧面去看沿海加入国际大循环,变成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对沿海地方带来的收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进一步分析发现,哦,沿海未支付的劳动力租是被谁垫付的呢?是被内地的那些欠发达地区垫付的,比如说贵州、四川、安徽、江西、湖南这些劳动力输出大省,当他们输出的劳动力在沿海的这种相对不那么完善的制度环境之中贡献了他们的劳动,甚至贡献了他们用于扩大再生产却未得到的劳动力剩余,演变成了那些三来一补的沿海地区的当地的收益,或者转移到海外去的收益,无论是养老医疗、孩子上学、社会保障开支等等,这些负担留在劳动力的输出地,在那些欠发达地区。也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之所以相对地穷下去,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出去打工并没有让他们地方政府能够多多少少赚点财政返还,没有。贫困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财政负担更重。就从这种所谓的国际分工的微笑曲线来看,应该说中国占有的收益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在有些沿海地区还有正向的收益,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未必真有正的收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种加入国际大循环的经验过程,现在到了一定阶段了。什么阶段呢?到了不得不考虑如何再度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阶段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说到:是人家要你硬脱钩,是人家强迫你脱钩;是人家要搞去中国化。并非我们主动。

   那为什么人家非要搞去中国化呢?其实这也是人家的无可奈何。

  

   2、国际大循环起源的客观经验过程

   大家也都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战后的生产过剩危机。严重危机条件下恶性竞争,就发生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所以,早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对抗性冲突直接表现为街头政治!

   对此,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因为教科书没有写。

   我在国内做的很多研究比较另类,所以就被德国的社会组织请过去跟他们交流。开了几个座谈会之后,就带我去看看当年打街垒战的地方,沿着鲁尔波洪老工业区一带参观,就是都德的《最后一课》那个课文儿写的鲁尔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当年法德之间争夺工业化主导地位的时候的战场。那一带有矿有煤,因此就上了很多工业企业。但当生产过剩爆发的时候,这些企业走向衰败,那一带就爆发了失业工人跟政府之间的冲突,很多表现为剧烈的街头抗争。老百姓当年不仅是上街示威,而且,那里老街道是石头块铺的街面,老百姓就把那些石头块起出来了去打警察,反抗政府。那个时候不光是中国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后来对这个事情有很多批判)。在西方,其实整体上也是这样一种左倾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现象。所以我老是提醒大家别忘了,当年法国红五月可是比今天的黄马甲厉害多了。意大利人家有红色旅,日本有赤军,美国也有黑豹党。那就是城市游击队,直接动枪的。六、七十年代再度发生战后生产过剩,西方开始把过剩的低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时候,内部发生过相当严重的社会冲突,大量劳动者失业,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那个对抗性矛盾越是在危机的时候越是直接表现为对抗性冲突,转型过程避免不了。

   西方把低端制造业外移,甚至不是低端制造业而是生产力过剩的这种产业都开始向外转移。转到哪儿去呢?对拉丁美洲转到了那些军事政权的国家,当时像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等大都属于军人政权;对亚洲就转到了当时所谓四小龙、四小虎,也都是集中体制、军人政权,或者是警察国家等,比如泰国就是军事政变之后的军人政权,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韩国,这些都是将军们掌权的国家。只有在这些高度集权的地方才能镇压得住像他们红五月、赤军、红色旅等这种直接对抗性冲突。亦即,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政权,接收西方这些劳动密集产业,才能保证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激烈的对抗性冲突在这些地方不至于再度爆发。那些个跨国资本转移出去产业才能获利。

   不过,这个阶段很快就造成了这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严重的对外负债,于是就全都变成了债务国,西方发达国家就变成债权国。接着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债权债务矛盾又起来了,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甚至到新世纪才逐渐有所缓解。

   为什么呢?到新世纪是发达国家变成了债务国。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慢慢发展起来了,无论是原材料出口还是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都变成贸易盈余了。而当西方这些主要发达国家把产业转移出去以后,就变成了生产不足。得大量吃进发展中国家向他们提供的商品,也就变成债务国,西方贸易的赤字就不断增加。那这些国家就得靠冷战意识形态加强“软实力”,支持所谓服务业出口,比如制度转轨、金融服务、法律服务、技术品牌等等。靠所谓第三产业,其中又主要是以金融为主。所以,也就有了支持金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即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借助着那些战争中形成的世界格局,开始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贸易循环。

  

   3、国际大循环背后的金融资本全球化

国际大循环是怎么回事?先不说中国国内的这些讨论,应该先说它本来客观上是怎么演变出来的。上文表明:当七、八十年代西方产业不断向外转移之后,就得有所谓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这个时候本来就占有世界结算货币主体地位的美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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