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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伟东:守土与离乡:同治西北战争期间战区人口的外迁

更新时间:2020-10-15 08:39:18
作者: 路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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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刘家沟以东战前都是回族村落, 战后所居小民则皆为同治七八年间自甘肃迁来者。方志对此事有较详细记载, 称:“同治六年, 回逆陷庆阳, 其属县宁州、合水、环县之民逃之正宁枣刺街, 约数万人, 流离失所, 凄惨万状。陕抚刘果敢公编为八旗, 其一、二、四、六、八旗, 安于泾阳、高陵, 三、五、七旗安于咸阳东乡一带, 开垦荒芜。男妇荷锄持锹, 披荆斩棘, 历三年之艰苦, 变荒为熟。”28除了官府组织的东迁, 战时甘肃小民自发的东迁避难者更多。比如甘肃豫旺廪生任永战时避难于陕回甘泉府, 同堡人薛氏则携二幼子避难鄜州, 隆得人张慎修与兄壁携逃汧陇, 固原盘路坡人刘占川负母逃难至鄜州, 化平川人刘怀远负母逃至陕西郿县。29这些逃难小民, 皆位于甘肃东部, 而避难之处, 亦为陕西的西部。可见, 战时两省小民往来相当频繁。

   左宗棠大军西发新疆后, 甘新之间的人口, 亦有类似的往复迁徙。如在肃州户民崔现桂之妻焦氏, 年逾八旬, 战时即往西逃至嘉峪关避难。30而年壮者, 则更往西逃入新疆以求生。与此同时, 新疆东部的小民, 亦有弃耕西逃者。如据左宗棠奏称, 同治十一年间, 哈密“缠回先有二三万余口, 今只存二三千口, 其被白逆掳胁者不过数千, 其不堪勒派, 弃耕避匿逃入吐鲁番者, 不啻数倍。”31及至新疆战起, 哈密小民又“狼狈入关至安、敦、玉三州县,

   苟全性命。”32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奇台等处自变乱后户民流寓敦煌者甚多。”33同治十二年冬, 左宗棠在肃州见到难民入关避难者, 更是络绎不绝。34

   其二, 从中央往外围水溢式的人口迁移

   除了这种区域内部自东向西的发展态势外, 在整个西北地区与相邻的诸省区之间, 随着战争的发展, 呈现出如同水满外溢式的这种不同的发展态势。

   同治战争爆发后, 战火从渭南这样一个核心开始, 不断向外围扩展, 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最终发展至包括甘肃和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战时区域人口的迁徙时空范围, 与战争波及的时空范围, 基本上是同步的。战争爆发后, 中心区的小民受害最烈, 这批人开始向外迁徙避难, 但战争外围未受波及的小民, 则固土守家, 观望徘徊。随着战争波及范围不断扩大, 为避难求生, 区域人口开始从中心往边缘不断滚动式拓展, 最终到达整个区域的边缘地带。进而, 在后续逃难人口和边界防堵力量的共同挤压下, 有一部人艰难越过边界, 最终得以进入到相邻省区的安全地带。战时这种由中央向边缘的省际人口迁徙, 犹如石块投入水中, 波纹从中间往边缘一层层地扩展一样, 在后面水波的推动下, 最终溢出到边界之外。

   同治元年, 西北战争在渭南爆发后, 回军先是自西往东, 攻打同州府城, 并一直打到了朝邑黄河岸边。及至胜保、多隆阿等督兵入关, 自东往西进剿。回军又开始自东往西不断撤退。与战争的动向一样, 逃难小民, 则是东逃西躲, 尽量远离战火。比如东府一带, 因“回兵初宣言只杀大荔, 不杀朝邑, 所以各村汉人多逃到了朝邑县。但半月后, 回兵也杀到奔朝邑去了。因此逃出的人们, 有的逃到合阳, 有的逃往山西。一直到同治二年五月初, 时局平定了, 外逃的人们才相继回来。”35前文所引大荔县阳村石肇基的三位祖父当年携手远徙到山西永济避难的经历, 尤为经典。从整个逃难过程看, 小民逃徙的方向当然要与战火相背, 这很容易理解, 但其逃徙的距离和目的地, 则基本毫无计划, 完全根据战争态势来决定, 基本上是被战火逼迫着往前走。同治二年春, 回军从宁灵北上, 攻陷磴口, 围攻定远营, 并由此意欲水陆东下, 进入后套一带, 附近小民于是纷纷越界进入蒙古逃命。据定安、桂成等奏称, “被难蒙汉各民均避居北山, 该处可以直达包头、萨拉齐, 亟宜防堵。”36由此可见, 兵火所及之处, 小民虽已大多事先逃走, 但却呆在自认安全之处, 观察局势, 然后再决定是远徙还是返乡。

   也正因为如此, 逃难小民一旦进入安全区域, 便没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所以, 省际人口迁徙的分布地域, 大多聚集在与西北边界最为邻近的府州厅县里。以山西为例, 陕山逃难小民大多分布在靠近晋陕边界黄河岸边的蒲州、平阳、隰州、汾州、保德及归绥等处。其中永济、临晋、河津、吉州、永和、宁州、河曲、包头以及萨拉齐、归绥等处尤多。逃难小民暂居安全之所, 目的是为战事结束后及时返乡。比如同治十一年夏陕北战争渐次平息, 延榆绥道成定康等禀报:“近来回籍难民开垦荒地渐多, 今年雨暘应候, 秋收可望丰稔, 穷民藉资接济……”37显然, 延榆一带战后返乡的逃难小民,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从边外迁回的。

   从逃徙方向上来看, 往东渡河逃往山西者大多佣工度日, 勉强糊口。而往北逃往内蒙古者大多衣食无着, 相当凄惨。同治八年秋提督张曜进兵宁夏, 据其所见称:“自沙托海至宁夏以觜山内外交界, 沿效屡遭焚掠, 一片荒凉, 内地间有汉民, 皆匿于炭井煤窑, 以避贼扰, 闻官兵进边, 纷纷出现, 鸠形鹄面, 饥病交加, 哭诉受害情形, 惨不忍闻。”38由此也可看出, 战时普通小民的省际迁徙, 与拥有较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士绅、商贾及乡村强人的省际迁徙有较大不同, 后者大多有较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一般会迁往不但安全, 而且可以谋生的处所。而前者则大多没有计划性, 大多是被裹挟下的盲目迁徙。即使因为原居住地靠近边界等偶然因素, 勉强越界逃至安全地带, 最终可以活命并安全返乡者亦相当有限。如合水县城同治战时“人民逃尽, 只余空城。八年夏……多方招集, 城内只有二三十家。”39曾经繁华县城, 战后多方召集, 才不过二三十家, 最多一百余人。而乡城人口之凋敝, 难以想象。

  

   四、 结 论

   战争状态下小民避难逃生的迁徙行为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过程中最鲜活的一个侧面, 而这样一个鲜活侧面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也远比文字描述或者后世读史者想象的历史要复杂得多。从同治西北战争期间人口迁徙的研究可以看到, 传统战争引发的人口迁徙基本以区域内部的迁徙为主, 真正选择及时有效地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逃生途径, 且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这与大部分小民缺少逃生资本和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客观因素有关, 也与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的残酷性与是否具有逃生意愿等主观因素有关。战时人口远徙方向以就近为基本原则, 与战区毗邻的山西、内蒙古、四川、湖北以及河南、新疆等处, 是最主要的迁入地。从区域空间尺度看, 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在东西方向的潮汐式特点与中央往外围的水溢式特点尤为突出。

   战争状态下的人口逃亡方式与灾荒状态下有较大不同。后者进程较缓, 往往不足以立刻危及生命。人口外逃一般是时间累积的结果, 虽属无奈, 但亦是自主选择, 中间有较长的预备期。而战争往往事起突然, 发展迅速, 星星之火, 瞬间燎原, 战火烧身不得不逃, 根本不可能静观其变。对于升斗小民来讲, 在守土与离乡之间, 如何逃?能逃多远?逃往何处?其实根本没有选择。战时真正可以远离战争区域, 最终成功避祸的人群除了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 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主、富商阶层外, 还包括拥有极强体力和胆识的乡村强人, 或者拥有一定生存技能的乡村能人, 实际数量比较有限。除此之外, 其他小民, 即使被裹挟跟随一起逃亡, 最后可以活命并成功返乡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这是传统战争造成人口大量损失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周期性剧烈波动的深层次原因。

  

   注释

   1 相关论著请参见侯春燕 :《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人口迁移及影响》,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赵维玺 :《左宗棠与回民起义善后移民诸问题论析》, 《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钞晓鸿 :《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路伟东 :《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 《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路伟东 :《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路伟东 :《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 (1861~1911)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2 路伟东 :《布朗运动与在城聚居:同治西北战时人口迁移的特征与规律》, 《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 (1) [清]易孔昭、胡孚骏、刘然亮 :《平定关陇纪略》卷一, 中国史学会主编 :《回民起义》第3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2年, 第247页。

   4 (2) 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05、253~254、255、52页。

   5 (3) 光绪《大荔县续志》卷一《事征》。

   6 (4) 路伟东 :《布朗运动与在城聚居:同治西北战时人口迁移的特征与规律》, 《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7 (5) 赵尔巽主编 :《清史稿》卷四二七《严树森传》。

   8 (6) 佚名 :《清史列传》卷六七《贺瑞麟传》。

   9 (7) 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第240、126、48页。

   10 (8) 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〇《人物志上》。

   11 (9) 王俊霞、李刚 :《从会馆分布看明清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文史漫谈》2010年第3期。

   12 (10)光绪《洵阳县志》卷一一《捍御》。

   13 (11)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二《列女志》。

   14 (12)光绪《大荔县新志》卷一二《列女传》。

   15 (13)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01、118、115页。

   16 (14)民国《甘肃通志稿》卷七三《孝义》。

   17 (15)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 北京:中国ISBN中心, 1995年, 第158页。

   18 (16)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18页。

   19 (17)许檀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20 (18)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物产》。

   21 (19)张家口碱商自清初迄民国十五年, 二百余年间概系十家, 从无增减, 行业垄断相当历害。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22 (20)“同治元年七月十七日 (戊戌) 山东道监察御史寻銮炜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六。

   23 (21)“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庚申) 多隆阿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五七。

   24 (22)“同治二年五月十三日 (戊午) 熙麟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四三。

   25 (23)“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戊戌) 熙麟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六四。

   26 (24)“同治二年二月十九日 (庚寅) 熙麟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五九。

   27 (25)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二七《荒政》。

   28 (26)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卷八《杂记志》。

   29 (27)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节烈》。

   30 (28)光绪《肃州新志·人物》。

   31 (29)“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癸丑) 左宗棠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九一。

   32 (30)光绪《哈密直隶厅乡土志·户口》

   33 (31)“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壬寅) 景廉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五四。

   34 (32)“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丙申) 左宗棠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八六。

   35 (33)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13页。

   36 (34)“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丙寅) 定安、桂成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四四。

   37 (35)“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己丑) 邵亨豫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六。

   38 (36)“同治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壬辰) 定安、桂成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〇二。

   39 (37)慕少堂辑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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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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