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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伟东:守土与离乡:同治西北战争期间战区人口的外迁

更新时间:2020-10-15 08:39:18
作者: 路伟东  
虽然不能一一辨别是否属于富贾巨商远徙的案例, 但已有案例至少说明, 整个战争期间, 地方精英中的大户财主、富贾巨商及相关人员, 远徙避难者人数不少。

   除了士绅、富商外, 乡村中的能力与强人也是地方精英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人虽然社会关系网络不够发达, 信息不够灵通, 财力亦不足恃。但他们精明能干, 身体强健, 又有胆识, 或有一技之长, 足以谋生持家。整个战乱时期, 成功远徙避难的人数可能更多。比如宁夏府豫旺堡的田得久, 城陷后负母逃于山西, 志书称其“佣工奉养, 后旋里”。16兵荒之年, 能够携母远行, 且靠一己之力做工养活全家,战后又安全返回, 想必为身体强健且有一技之长之人。同州府大荔县拜家村耆老拜锡麟的伯父拜兴兰, 年少而力强, 战事之初, 持矛去与回军对仗, 后因“回回兵马很多, 自己撑不住了, 才跑往山西的赵村”, 15看来亦非平庸之辈。

   大荔县阳村石肇基的三位祖父当年也曾携家远徙到山西永济避难, 他的经历在避祸远行的乡村强人中极具代表性。据石肇基讲:“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 回回由大荔县的西大村烧杀到阳村, 当时回回宣言不烧朝邑, 所以村里人都逃入朝邑县。但到六月初一日, 又烧杀到朝邑县了, 一直烧到黄河边上。我家祖先逃到朝邑的仁义村。后来听说回回杀来了, 又东逃至三河口。六月初一日, 回兵追来, 全家人在船上生活了五日。以后, 不能回来, 便逃往山西永济县的可河镇了。直到同治二年五月, 回回退了, 我家才渡河返回陕西, 暂居于华阴县的南洛村, 距阳村十里。当时所以不回阳村, 是因为怕回回再来, 而且当时的阳村已经成为一片瓦砾滩了。”15返乡之后, 兄弟三人雇募画工, 将他们颠沛流离的逃难经历绘成《苦节图》, 以为后世子孙所铭记。

   《苦节图》原本为秦腔传统名篇, 又名《白玉楼》, 主要讲述书生张彦之妻白玉楼遭人陷害, 被夫休妻后, 矢志不渝, 苦守贞节, 历尽千难万险, 最后又与张彦破镜重圆的故事。17借用此名, 大概喻意逃难的艰辛与最终活命的喜悦。当年马长寿先生调查时曾亲眼目睹过这两幅图, 并拍了照片, 可惜正式出版的调查记录中没有收录, 后世的读者也无法一睹其真容。但通过简短的文字介绍, 我们仍能管窥一斑, 从中获取一些石氏兄弟当年艰苦逃难的细节。

   《苦节图》共两大幅, 每幅长九尺九寸, 宽五尺二寸。每幅之内, 有六幅小图, 分为两行, 每行三幅。两大幅共包括小图十二幅, 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连环画。这些图由当时阳村绘匠王坤山 (名金锁) 所画。两幅均有人题词, 但词句鄙俚, 字体不雅, 与绘工不相称, 内容亦无太多可取之处。现将所画内容逐一转抄如下:

   第一大幅:第一图, 描述在同治元年五月一日, 回兵来村焚毁房屋, 石氏兄弟三人武装与回兵斗争;第二图, 描述六月一日全家由仁义村迁到三河口;第三图, 描述石老三 (名生之) 腰上挎刀到落凤村讨债, 路上遇到回兵逃命;第四图, 描述全家搬到渡黄河的船上;第五图, 描述正在渡黄河;第六图, 描述刚渡过河, 回兵从后面追来。

   第二大幅:第一图, 描述石氏兄弟到永济后, 以后贩硷为生;第二图, 描述兄弟二人, 一人生病, 相偕以运粮为生;第三图, 描述全家从山西永济迁回, 在路上的情况;第四图, 描述回到陕西后, 渡渭河, 人多争船, 兄弟三人, 老二拉老三上岸, 幸免于难;第五图, 描述家人男女拾野麦充饥;第六图, 描述村人到羌白镇官仓领粮, 途中为官兵盘查。

   通观整幅画作, 不但三兄弟从逃难到返乡的整个经历都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出来, 当年战争的不少细节也都记录了下来。比如第一幅第一图三人武装抗回, 第三图石老三单人持刀到落凤村讨债, 都说明石氏兄弟还是相当有胆识的, 不似一般懦弱小民, 胆怯无能, 见兵即望风而逃。三河口是由陕入晋的重要渡口, 三人避居期间, 民间有“天不灭曹, 回不杀朝”之谣, 有些朝邑人准备开水, 迎接回军。但回军一到, 对朝邑人也是杀, 一直杀到黄河岸上。18当时前有大河, 后有追兵, 逃难之人想必汹涌, 争船活命。在这种情况下, 石氏全家老幼都得以上船, 除了三兄弟精明强悍外, 恐怕还是有一定财力的。

   第二幅中, 三兄弟在山西永济贩硷运粮, 百计苦持, 也显示了他们团结、坚韧、吃苦以及强悍的一面。清代优质土碱 (硷) 主要产于察哈尔的正蓝、镶白等旗境内, 以张家口为进口总汇, 19“内地染局、面铺用之”。20土碱与食盐一样, 为生活所必备, 亦为政府所垄断, 21税重利高, 故多有冒死贩私者。碱为重货,运输不易, 非青壮难以承担。不管是否冒险贩私, 钱氏兄弟能够以此谋生, 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相当强悍有力。第二图, 兄弟一人生病, 另外两人改为贩粮糊口。第四图返乡渡河时, 难民争船抢渡, 相当形象。此时已无追兵之困, 但渡河仍然如此不易, 显系人多船少之故, 但也能体验当初从陕西逃入山西时之不易。第五、第六图则展示了返乡后粮食短缺及官府赈济的场景。

   《苦节图》为石氏募人所作, 中间难免有自我溢美之处, 但总体来看, 内容还是比较写实的, 可信度较高。整幅画生动地刻画了石氏兄弟典型的乡村强人的形象。石家虽不富裕, 但人丁兴旺, 兄弟三人均年富力强, 不但颇有胆略, 而且团结一心, 相互扶持, 辗转多地, 锲而不舍, 永不放弃, 这大概是他们最终逃难成功的重要原因。

   总之, 战时真正可以远徙避祸的人群无外乎以下三类:一是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二是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主、富商阶层;三是拥有极强体力和胆识的乡村强人, 或者拥有一定生存技能的乡村能人。除此之外, 其他小民, 即使被裹挟跟随一起逃亡, 最后可以活命并成功返乡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三、 战时人口远徙的方向与规律

   战争期间, 人口远徙避难与更小空间尺度的人口迁徙一样, 基本以就近原则为主。对大多数难民来讲, 迁往邻近的非战争省区是最佳选择。所以, 关中东部的小民多渡过黄河迁往毗邻的山西、河南等省。关中西部的小民多翻山越岭迁往毗邻的甘肃、四川等处。陕南的小民则往往顺汉水而下逃往湖北, 或翻越大巴山迁往四川。陕北的小民则渡河迁往山西、内蒙古等处。宁夏、平庆等甘肃东部的难民多逃往内蒙古、陕西等省。河西走廊的小民则多迁往内蒙古、新疆等省区。而甘南、河湟等处难民往往逃至番地。如果仅就迁入地的人口数量而言, 则以山西、内蒙古为最, 四川、湖北次之, 而河南、新疆再次之, 其他各省多为零星分布。

   战时难民的这种流动方向与聚集趋势, 与整个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治西北战争爆发之初, 陕西文武大员对于剿抚, 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之间, 战事迅速扩大, 波及西安、同州两府, 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山东道监察御史寻銮炜对此相当不满, 他在同治元年七月的一份奏折中称, “陕省西、同两府, 回民十居其二, 人虽少而性梗顽, 且目前凶燄方张, 遽行议抚, 适足恣其横肆, 秦民愈无遗类矣。查陕省计七府二厅五直隶州, 近年捐输赋税, 全仗乾、凤、西、同府州县, 今西、同富户全行毁烂, 咸阳毗连乾、凤, 若四州属齐遭蹂躏, 则全省精华竭矣。……拟请明降谕旨, 严饬各路统兵将弁, 四面合剿, 使不得西结甘回, 南邀川匪, 东邀逆捻, 北窜沿河一带, 只余此焦土数百里, 任彼咆哮, 该回虽悍, 亦不难克期剿灭矣。”22七月底, 胜保带兵入关。显然, 寻銮炜等人四处布防、合力围剿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实际上, 凭借人为的兵力布防与自然的山川分割, 清廷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布防只堵截了东、南、北三面。西部是一个敞开的豁口, 其形状如同一个自东南往西北方向的大口袋。因此, 整个战争期间西北大量逃难小民被局促在从关中往西, 越陇山, 经河西走廊、天山北麓, 直到伊犁河谷这样一个东西向长达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之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同治年间西北人口的省际移动, 有以下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 东西方向上潮汐式的人口迁移

   潮汐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 指海水在天体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周期性、有涨有落、有往有复运动。战争期间, 西北人口在东西方向上的省际迁徙方式如同潮汐一样, 具有明显的往复性。

   自同治元年 (1862) 五月胜保入陕, 到同年十一月多隆阿兵进潼关, 清军用兵都是从东往西进行兜剿。同治六年夏左宗棠入陕后, 更釆取尽驱陕回入甘的策略。及至同治十二年 (1873) 秋, 清军解围河西走廊最西端的肃州城, 白彦虎等回军残部逃往新疆。至此, 清军已经从最东部的关中平原, 一路追赶至甘肃最西部的河西走廊西端。光绪二年 (1876) 春左宗棠兵发新疆后, 战事更是远及天山南北。因此, 单就地理空间来讲, 同治西北战争, 首先爆发于关中, 鏖战于陕西, 继则转移至甘肃, 最后又收尾于新疆。在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征战过程之中, 战争的重心, 从陕西到甘肃, 最后到新疆, 凡经三变。战争重心在陕西时, 陕省小民很多西迁逃往甘肃东部避难。及战争重心转移至甘肃, 在甘的陕西难民和甘肃东部的小民又开始往东逃入陕西西部避难。而左宗棠大军西发新疆后, 甘新之间的人口, 亦有类似的往复迁徙。

   陕甘陆地相接, 边界数百公里, 处处可以连通, 战时小民逃难以保命为首要目的。因此, 凡能活命之途, 尽趋而行之以入甘。但大队兵马西行, 则因人数较多, 又有车马辎重, 虽有堵截, 仍然不得不走传统的通商大道。而官军堵截, 亦不可能处处设卡, 只能在重要关口防御。因此, 文献记载的, 多为此类重要关隘的争夺与堵截。

   陕甘之间交通大道有两条:一是出西安, 自咸阳西北行, 经乾州、永寿、邠州, 出陕西, 以达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等处;二是出西安, 自咸阳沿渭水上行, 经郿县、凤翔、宝鸡, 由此继续西行可至甘肃秦州, 或西南行经凤县可达两当、徽、成等处。同治二年冬, 多隆阿军队越过西安, 进攻至凤翔府的汧阳、陇州、麟游一带, 回民强壮者西行, 据带队陶茂林称, 老弱妇女则皆麋集于汧阳交界山口处, 顶香跪地求抚。23汧阳、陇州一路, 即自咸阳沿渭西行至甘肃秦州的大路。从陶茂林所奏来看, 陕省回军及难民有不少沿此路入甘。

   自咸阳沿泾水西北而行的乾邠大道, 亦是陕省回军及难民西行入甘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条路上的不少重要关口, 如瓦亭、峡口等, 清军均有布控。同治二年五月, 陕甘总督熙麟奏称:“泾、宁二州, 平凉一府为陕、甘两省之枢纽, 而实为甘肃全省之门户。泾凉有失则长安以西之贼与固原、宁夏之贼首尾相联, 得据瓦亭、峡口之险, 彼时我军虽有数万, 亦骤难与争锋……彼时白吉原不过千余贼耳, 满拟援兵到后, 先洗白吉原, 次剿铜城, 然后约会恩麟, 夹攻峡口, 以通道路, 讵意……多隆阿击败之贼逃至白吉原、铜城, 数逾钜万。”24

在同治三年四月的另一份奏折中, 熙麟又称:“赵延烺复亲到庆阳, 据称该处逃来难民一经招募为兵, 即须日给口粮, ……当饬令该署镇先招精壮勇丁一千名。”25官府可以一次性在难民中招募精壮勇丁千名, 由此可见, 庆阳一带聚集有大量难民, 这其中有不少是沿乾邠大道逃来的陕西小民。同治二年冬, 宁夏回民起事, 该府小民大量往东逃入陕西延榆一带避难。宁夏廪生王曰琇等人的报告称:“宁灵难民逃居定邑不下万余人, 精壮可充团勇者约有三千。”26及战争重心转移至甘肃, 在甘的陕西难民和甘肃小民更是大量往东逃入陕西避难。时人称甘肃平、庆、泾、固一带“难民逃入陕境者数不胜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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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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