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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现象学中的内在与超越: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批评

更新时间:2020-10-14 08:27:11
作者: 吴增定  

   本文原发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吴增定,男,安徽庐江人,1972年生,199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德国哲学和政治哲学,著有《尼采与柏拉图主义》(2005)、《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2012)、《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2012)、《〈敌基督者〉讲稿》(2012)等。

  

   假如我们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放在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历史中来看,那么它的哲学贡献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当代哲学家和研究者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具体理解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抵都会接受这样一个基本共识:胡塞尔现象学的原初动机和主要贡献就是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内在化”倾向,消除主体的“内在性”(immanence)和世界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并且提出了一种“内在中的超越”(transcendence in immanence)思想。具体地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揭示了意识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之本质特征。这意味着,意识或自我本身不是一个封闭的内在性领域,而是能够超越自身的“内在性”,意向地“指向”或“构造”某种超越意识自身的东西。因此无论就现象学运动本身、还是就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现代哲学历史来说,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以及相关的“内在中的超越”思想都堪称是它的最大哲学贡献。

   然而,在海德格尔、舍勒、梅勒-庞蒂、列维纳斯和亨利等后来的现象学家那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以及“内在中的超越”思想一方面虽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也饱受批评。其中,列维纳斯的批评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也颇能切中要害。列维纳斯指出,胡塞尔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说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内在性”的哲学,也就是说,胡塞尔将一切存在物或对象都视为意识的意向性构造物,因此排除和否定了一切“外在性”(exteriority, alterity)、超越性或他者(the Other)的维度。在这一点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不能是一种“内在性”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总体性”(totality)的哲学,没有给“超越性”或“他者”留有任何余地。从伦理学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主义(egoism),也就是将一切非我之物或他者都纳入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意向相关物或构造物。列维纳斯甚至认为,就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关系问题来说,胡塞尔的思考不如他所批评的笛卡尔那样深刻和全面。因为笛卡尔虽然强调了我思的内在性,但他并没有把外物和上帝都还原为“我思”的对象或意向相关物,因此为他者、外在性或超越性留下了余地。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一切超越物都成为意识的意向性指向物、相关物或构造物,或者说,一切超越性都变成了“内在性中的超越”。这等于把超越性完全内在化了,彻底否定了真正的超越性维度。

   倘若列维纳斯的批评是有效的,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相对于笛卡尔的哲学就非但不是一种根本的突破,反而是一种倒退。因此,无论是为了理解和评价胡塞尔现象学在哲学史上的贡献,还是为了澄清现象学运动内部的复杂张力,我们都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关系。

  

   一、胡塞尔:内在性中的超越性

   1.笛卡尔与“内在性中的超越性”问题

   数学家出身的胡塞尔并不以对于哲学史的博学而见长。与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等差不多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胡塞尔对哲学史的具体知识可谓相当贫乏。但是,这并不妨碍胡塞尔本人对于哲学史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其哲学思考生涯的中后期,胡塞尔对于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史表现出越来越强烈和持久的兴趣。在《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以下简称《观念(一)》]《第一哲学》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等著作中,胡塞尔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现象学——尤其是他后来的先验现象学——对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回应与继承。在他的心目中,先验现象学作为一种“绝对主体性”的哲学,正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所要追求的目标。

   在胡塞尔版本的哲学史之中,笛卡尔以及他所开启的现代哲学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一个决定性的地位。胡塞尔多次强调,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我思作为一个主体所拥有的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我思(意识或自我)是一个自我构造或赋义、自我理解和自我负责的主体。但他同时也遗憾地指出,如同摩西虽然看见、但却最终未能到达“希望之乡”,笛卡尔尽管发现了“我思”或意识的新大陆,却没有成功地揭示出我思或意识的主体性。而在胡塞尔看来,真正的或绝对的主体性,只有在先验现象学中才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在《观念(一)》中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断言:“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Sehnsucht)。”

  

   由此,胡塞尔对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尤其是笛卡尔的哲学——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他高度肯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划时代贡献。也就是说,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抛弃了我们对于外物或外在世界的素朴信念,返回到了“我思”或意识这个纯粹“内在性”的世界。笛卡尔不仅由此确立了我思的确定性和存在,而且开启了现代的主体性哲学的大门。这是笛卡尔以及他所开创的现代哲学优越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之所在。“这门哲学改变了哲学的总体风格,它完成了从素朴的客体向一门先验的主体主义的彻底转变,这门先验的主体主义总是在不断重新地、但却始终令人不满足地尝试着达到一个纯粹的最终形态。”因为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并不是具有内在性的我思或意识世界,而是具有超越性的外在对象世界。但另一方面,胡塞尔也指出,笛卡尔虽然发现了我思或意识这个内在性的世界,但却误入歧途,将这个内在性的世界“实体化”或“形而上学化”。具体地说,他把意识或我思当成一个与外物相对的形而上学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心灵(mind)实体。这样一来,笛卡尔就只能坚持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心灵是非广延的思想实体,而物体或外物是非思想的广延实体,二者互不相干。更严重的是,笛卡尔无法解释作为内在性世界的我思或意识同外物或超越的世界之关系,而是只能诉诸作为无限实体的上帝。

   笛卡尔将我思或意识“实体化”,直接导致了洛克和贝克莱等经验论者的自然主义谬误。笛卡尔哲学的这些后继者们把意识或心灵变成了一种心理学意义的自然事件,它虽然不同于外在的物理自然事件,但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服从自然世界的机械因果法则。而这样一来,在笛卡尔所开创的现代哲学中,我思或意识如何能够克服或超越自己的内在性去认识外物或外在世界,或者用笛卡尔哲学的术语来说,我关于外物的观念是否符合外物自身,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对于这一困难,胡塞尔的学生、著名的现象学家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

  

   我们必须再次追问:对于那些按定义属于内在性领域之外并且因此被叫做客观物的超心理、超主观的存在物和事件,在内在性(interiority)领域发生的主观过程如何能够拥有、甚至声称拥有指向性?不仅所要讨论的声称必须得到合理化的论证,而且在合理化的论证之前,它的可能性也必须得到说明。必须澄清的是,观念和其它的主观事件和过程能够如它们实际所为那样,假装拥有客观的指向性和认知的意涵。

  

   古尔维奇对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这一解释和批评,显然是站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视角。同时,他也强调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什么意义上力图克服前者的困难。正如古尔维奇所说,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意图就是在继承笛卡尔哲学的“内在性”转向的基本前提之下,克服后者的二元论,澄清我思或意识与外物的关系。

   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哲学的主要错误是将意识或我思看成是一个实体,从而忽视了意识的本质特征——“意向性”。所谓意识的“意向性”是指,意识本身就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具体地说,意识能够超越自身的“内在性”领域,去意指、指向或“构造”外在的超越物。换言之,对象或外物并不是与意识无关并且与之相对立的广延实体或物体,而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noema)或意向构造物。意识的意向性意味着,意识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意识意向性就是一种“内在性中的超越性”。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倘若笛卡尔认识到了我思或意识的这种意向性,也就是“内在性中的超越性”,那么他就显然没有必要通过证明上帝的存在来沟通我思或意识与外物的关系。

   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强调了意识的意向性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把意识的意向性理解为一种“内在性中的超越性”。这也是他和他的老师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众所周知,布伦塔诺早就先于胡塞尔指出了意识的意向性特征,也就是说,意识或心理现象意向地指向物理现象。但在胡塞尔看来,布伦塔诺对于意识的意向性的理解仍然没有摆脱笛卡尔哲学的“内在化”的困难。因为按照布伦塔诺的说法,意识的意向性并不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性,而是一种内在的“包含”,即意识或心理现象将物理现象作为内容包含于自身之中。而这样一来,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悖谬的结果:我看到的不是颜色,而是关于颜色的感觉;我听到的不是声音,而是关于声音的感觉。胡塞尔由此指出,意识的意向性并不是内在的包含,而是超越自身的内在性去指向或“构造”一种外在的相关物或对象。

   意识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首先强调的当然是“内在性”。在肯定意识的“内在性”的前提这一点上,胡塞尔同笛卡尔是一致的。正如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一开始就排除了各种关于外物在我思或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日常信念或偏见,肯定了我思或意识这个内在性领域的确定性,胡塞尔也是搁置了关于外物或外在世界的存在信念,确认了意识这个内在性领域的绝对“明见性”或“自身被给予性”。任何不能向意识显现的东西,或则说,不能自身向意识给予的东西,都作为纯粹的超越物被排除掉了。但与笛卡尔不同的是,胡塞尔认为,意识的内在性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孤立和封闭的主观心理世界,相反,它是一种“内在性的超越性”。换言之,意识总能超越自身的内在性,去指向或构造某种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意识或自我意向性地构造了世界,并且因此成为一种真正的主体。基于这一点,胡塞尔认为先验现象学不仅克服了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困难,而且实现了后者的内在“隐秘渴求”,成为一种真正的主体性哲学。

   正是由于胡塞尔把意识的意向性理解为“内在中的超越”,他才奠定了先验现象学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一方面,先验现象学自觉地继承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将意识这个内在性的领域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排除了一切关于外在性和超越性的形而上学前提和假定。另一方面,先验现象学并不是将意识的内在性领域看成是一个纯粹的主观和心理事件,而是强调了它自身的超越性。由于这种“内在性中的超越性”,意识才能意向性地指向或构造世界。

   2.意识的意向性作为“内在中的超越”

   据现当代学者莫兰(Dermot Moran)的研究,胡塞尔在1905年的手稿中第一次使用了“现象学还原”一词,并且在1906-07年的系列讲座《现象学观念》中正式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思想,由此也明确地澄清了意识的内在和超越的关系。在后来的《观念(一)》和《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等众多著作和手稿中,胡塞尔也有不少相关的讨论。

上文说过,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将意识的意向性理解为意识的一种超越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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