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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更新时间:2020-10-14 08:05:01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他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这是记录的原文,也没有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举例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陕甘宁〕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那么,他所说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所强调的“服从”,也只能是一切“服从”蒋介石。

   对军事问题,他也强调要实现“统一”,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这样尖锐。”“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人民拥护八路军,许多同志过于高兴,也是不好的。”[1]

   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应该怎样估量?这是决定如何对待他的政策的依据。应该说,蒋介石此时决心进行并积极投入抗战是值得肯定的,同共产党的关系也确有改善,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始终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进入1937年12月时,上海已经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战局异常紧急。他在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2]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4]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5]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讨论中,毛泽东接着林伯渠后第二个发言,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6]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十二月会议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7]这时,毛泽东同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刚刚相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发言是慎重的,讲话口气是和缓的,但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曾起草并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八一宣言”,虽然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没有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许多人把王明的话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国共两党经过十年内战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经验的新问题。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有的是重大的让步。怎样恰当地处理合作和保持独立自主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度”,许多人心中还不那么有数。所以,不少重要领导人听王明报告后检查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对抗日问题没有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常常拿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甚至强调起来”,“只着重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要失败”;“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如自立军区,自行罚款,聂〔荣臻〕没有得阎〔锡山〕合法承认”,等等。两位以往与王明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成员还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提出”;“群众运动,一切要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

   尽管如此,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员也没有变更,因此依然能继续实行洛川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会议确定: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王明回到延安时,扬言“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2]。那时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非常高的威信。王明这样说给人一个错觉,仿佛他那些主张是斯大林的意见,这也是许多人受他影响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斯大林担心苏联受到日、德从东、西两面的夹击,确曾过于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想用它来牵制日本从东面向苏联进攻。但不能把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那些主张看成就是斯大林的意见。在王明、康生归国前三天的11月11日,他们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听取过斯大林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表明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好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对这次谈话要点作了详细记录。斯大林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说的是要“取得领导地位”,而不是如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所说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更不是要中国共产党“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蒋介石。斯大林又说:“口号就是一个:‘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他没有再提什么别的口号。斯大林还谈了军事问题,说:“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3]也就是说:八路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应该发展游击战争,这当然不能“统一受蒋指挥”。薄一波还回忆过,1938年,曾听和王明等一起见斯大林的王稼祥传达过斯大林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大意是:“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开始时也引用了这句话。这自然不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而是提醒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薄一波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在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工作。这句话用得着。”[1]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后,没有给王明以支持,而是明确表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下解决。这不是偶然的。

   当然,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2]周恩来这段评论,在用词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确的,没有缩小,也没有夸大。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3]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4]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5]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 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 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 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6]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1]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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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 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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