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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0-10-10 23:21:38
作者: 董欣洁  

   内容提要: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关 键 词: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唯物史观/生产/交往/全球史

   作者简介: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史学、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这里表达的既是时代要求,同时也指明了历史学发展的努力方向。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如何构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如何落实而进行的新探索。

   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由中国学界主动开启,并由中国学者在自身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事实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已经在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等等,这些世界通史性著作实际上都是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展现和载体。又如,于沛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集中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的学科发展、学术发展和研究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确保中国文化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人类历史发展到当代阶段,是各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结构以及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混合发酵,造成了一个剧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相应地,这就要求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能够科学把握和应对这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组成的复杂世界,充分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所以,我们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演变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进而为打通三大体系建设探索内在的理论途径。

   一、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

   齐世荣在总结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19世纪末到1949年)、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1949-1966年)和专精发展时期(1978年以来)。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在第二阶段开始建立,学科内部分工日益发展,研究领域从“西洋史”逐步扩展到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广大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地区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专业研究学会纷纷成立;专业刊物《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得以创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各种世界历史地图集、各种世界通史作品纷纷出版,等等。这些具体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力量的组织培养、世界史研究项目的规划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应地,这也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切实从全球视野出发推进具体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回顾中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关于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探讨从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就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密切相连。因此,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在国际政治现实基础上考察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与探索,可以避免就世界史本身进行抽象的所谓“纯学术”的探究,这对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具有直接的意义。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抢占资源和市场,携坚船利炮暴力打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逐渐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面临的迫切时代主题。这个时代主题在历史学领域的理论表现之一,就是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当然,探索外部世界的意识在东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都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存在,中国学界正式接触到所谓的“西学”,亦可追溯到明末的基督教入华时期传入的学术。16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能够进行较为平等的交流,但到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展现出来的暴力性和侵略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促使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梁廷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迅速对时代变局做出反应,积极吸收外国史述著作的成果,编撰完成《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纪行》《海国四说》等作品,以满足国人急需了解外国和世界情况的现实需要。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世界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初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断。

   作为当时中国人编撰的最为完备的世界史地全书,《海国图志》于1842年底刊刻问世,这部开山之作为国人提供了广阔的世界知识图景,将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对接到近代的世界地理范围之中,对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助益。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魏源(1794-1857)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剧烈变革时期,他师从经学大师刘逢禄研习《公羊春秋》,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现实前提出发,积极提倡社会变革思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给予了理论解答。他鲜明地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②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魏源并不纠缠于“华夷之辨”、“夷夏大防”,他敢于正视国家的不足之处,在用国别史体例和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学习西方才能抵抗西方侵略,并对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心。魏源将夷之长技归纳为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③他的论断对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构成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这也表明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于艰危之世接触西方文化、接触世界之时,仍然秉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原则,没有将抵抗列强侵略与向外来的西方文化学习盲目对立,而是努力理顺两者的关系以达到摆脱侵略和实现中国文化自新的双重目的。这一鲜明的主体意识也成为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的重要理论特征。

   作为“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容闳1854年启程归国时怀有的信念便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④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思想共识,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冯桂芬(1809-1874)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篇中提出:“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今欲采西学……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⑤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论断在二三十年后得到更简练的表达,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例如,清末翻译家沈毓桂(曾用名沈寿康,1807-1907)供职于《万国公报》,在光绪十五年(1889)撰《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一篇,指出“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固亦有道也。务愿有志西学者,勿视中学为具文,?绎中国之文辞,以旁通西国之义蕴”。⑥再如,张之洞(1837-1909)在1898年刊行的《劝学篇·会通第十三》中指出,“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不通之害”,导致“自塞”、“自欺”、“自扰”三蔽,他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⑦这种思路显然是当时的开明士大夫阶层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努力汇通中西之学的表现。这也说明了中国学界对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的长期探讨。

   《海国图志》仍然将西方各国称为“西夷”。《瀛寰志略》开篇“地球”虽然提出“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⑧但仍将中国视为“万方仰之如辰极”。⑨这些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在当时世界史地研究中的反映。正如有学者指出,从鸦片战争到1875年,国人亲历东西洋的载记,为数实在寥寥。⑩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凭恃武力和强权向中国索取的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日本国库收入的四倍之多。(11)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国门大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观念日益扩展。王韬(1828-1897)、黄遵宪(1848-1905)等人都有在外国的亲身生活和工作经历,纷纷编写了关于对象国的史学研究著作。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视为中国在法国史和日本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些作品研究的虽然是法国和日本的历史,但出发点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将外国历史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

   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现实影响,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首重自然是西方各国,对东邻日本近代的情况则有所隔膜。黄遵宪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职,与日本朝野交往广泛,他既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进步可资借鉴,又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怀有警惕。黄遵宪明确指出:“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12)1887年黄遵宪完成了50多万字的典制体著作《日本国志》。典章制度之专史即为志,黄遵宪首次将典制体用于外国史研究,对日本各项制度进行了原始察终性质的分析,他还开创了《工艺志》的研究,阐述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日本国志》成书后曾送呈总理衙门,可惜未能引起重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王韬在《普法战纪》(1873年印行)前序中表明自己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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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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