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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0-10-10 23:21:38
作者: 董欣洁  
他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分析欧洲均势现象,认为“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欧洲变局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善体天心者,无虞邻国之难,而益励其修,奋武卫,振边防,习战守,练水攻,造舰炮,精艺术,师长技,明外情,先自立于无问之地,而后敌乃不得伺间以乘我”。(13)王韬进一步整合天下与世界的观念,指出“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地球不毁,人类不亡”。(14)王韬痛陈那些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传统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他作《中国自有常尊》篇,指出“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玄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15)他作《变法自强》三篇,指出“我中国……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16)他作《华夷辨》提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17)王韬提倡“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认为“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18)王韬这些阐述将传统文化与外国历史结合起来,从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时代变局中应当持有的社会变革意识和文化定位,进一步推动了新的世界观念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发展。

   前述的《万国公报》,首创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初名《中国教会新报》,后来更名为《教会新报》,1874年再更名为《万国公报》,其英文名直译为《全球杂志》(Globe Magazine,《万国公报》于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英文名称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万国公报》及其复刊后所属的广学会(前身为同文书会,由在华的英、美、德国人士创办),汇集了一批传教士撰稿人,例如,林乐知、慕维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等,他们积极在中国传播西学尤其是史学作品以便进行学术传教。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中东战纪本末》是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始文献和评论的汇编,林乐知与其中国合作者蔡尔康在书中言道:“身居局外,心系行间,博采见闻,详加纪载,几如杜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历。”(19)该书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描绘出甲午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国际形势、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颇见史学研究的深度。《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这两部作品分别由林乐知和李提摩太口译,由蔡尔康(1852-1920)笔录完成。蔡尔康国学功底深厚,他的世界史书译撰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跨文化史学互动中很有代表性。他为《中东战纪本末》作序时写道:该书“事必求其真实,文无取乎浮华”,“当痛深创钜之时,重筹长治久安之策。”(20)这表达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甲午战争惨败仍然持有的一种坚韧的文化心态,以及从事国别史和世界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围绕《万国公报》展开的跨文化史学交流在这一时期颇为引人瞩目。例如,企德原著、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选录)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此文已经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安民新学”:“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21)而且,“全地球”的史学这时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广学会署名所撰《速兴新学条例》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万国公报》第115册,甚至声称“今泰西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遍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总之,人不囿于古,而共知新学之大有关系,国势必淳然而兴……今将泰西要书总目附开于后”,在这份要书总目之中,在第六项史学所列的九支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全地球史学”。(22)这似可视为全球史学史意识的萌芽。我们从中可以管窥中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9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史学作品被翻译引进,世界史研究的编译渠道从欧美扩展及于日本。这使国人更加了解外国的历史知识,关于世界的基础知识的扩展,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继续积累条件。《万国史记》是这一时期受到中国学界重视的一本世界通史性作品。该书是日本学者冈本监辅在博采日本国内翻译的西方世界史著作的基础上用中文撰写而成,目的是为日本学校提供世界历史教科书,1879年以20卷刊印于世。《万国史记》进一步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华夷观念。该书显然参稽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重野安绎为《万国史记》作序,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以五洲诸邦为海国”,“汉土亦一海国而已”,魏源“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23)《万国史记》按照西方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将日本历史列于卷一开篇的“万国总说”和“亚细亚总说”之后,然后分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编撰方法表现出来的关于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和总体观念受到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日本学者的称道。(24)该书随后在中国广为翻刻,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对其有所关注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史编译活动中,弱国的亡国史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其意则在于使中国摆脱被列强瓜分亡国之危机。此类作品包括《埃及近世史》(1902)、《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宜译社)、《亚细亚西部衰亡史卷》(《译书汇编》本)、《波兰衰亡史》(1901),以及《西力东侵史》(1903)、《五洲三十年战史》(京师大学堂所藏译书)、《俄国蚕食亚洲史》(1902)、《世界殖民史》(1905),等等。对外国立宪史和革命史作品的编译活动也非常突出。《英民史记》(1907)、《法兰西革命史》(1903)、《美国独立史》(1903)、《美国立国原理》(1915)等都是此类作品。(25)救亡、反侵略、自强、进化论、变法、立宪、革命、建国等都是这一时期世界史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通过世界通史、文化史、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普及读物甚至外国人物传记等作品得到关注和讨论。

   到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发展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各种表现的反思。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他又发表了《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新史学和史界革命,并在其中总结提炼了与世界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26)二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惕和对爱国精神的强调:“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27)三是参照西人之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分期,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第二为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第三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28)这三个问题反映出梁启超对世界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敏感性,也是中国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史研究的适时理论总结。

   1901年清末学制改革,这对世界史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意义,对于话语名词也是一种梳理。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大阶段都开设了历史课程,其中就包括世界史。例如,1904年1月13日《奏定中学堂章程》指出:“盖中学教育,以人人知国家、知世界为主”,历史课程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29)癸卯学制不仅在中学堂以上各个阶段明确设定了世界史的各项课程,而且对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奏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30)“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31)“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32)鉴于当时教科书急缺,《奏定学务纲要》还指出:“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官编教科书未经出版以前,“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纂教科书”,“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33)实际上,对于世界史研究而言,教科书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

   王桐龄在1922年初版的《新著东洋史·序论》中开篇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中国今日竞言变法,谈政治则效法西洋,谈法律则效法西洋”,但是为何“西洋行之而日富以强”,“中国效之而日贫以弱”?他认为“凡事必有基础,基础不固,则全体动摇,效法人国者,不探讨其精神,徒规规于形式……懦夫举鼎,只以取绝膑之祸而已”,“历史者,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组织而成,各种学术之基础也,故欲研究其国之学术者,不可不知其国之历史”。(34)该书作为一本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对什么是世界史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世界史又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二部,西洋史学家“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世界史研究“全世界国与国之关系”,但是目前“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欲合一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所以,王桐龄提出,该书定名为东洋史,以作为“中国史之补助学科,以中国为主,而与中国有关系之国皆附入”,从而使世界史研究者能够更加了解东方形势之大略。(35)王桐龄不仅指明了“欧洲中心论”弊端,而且从学科建设角度为如何加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现实思路。

到20世纪上半期,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有影响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在译介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回应,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中国世界史理论研究的积累期,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为学科形成准备条件。在这一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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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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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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