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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兴中:社会理论与法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10-10 08:13:05
作者: 於兴中  

  

   目次

   一、社会理论的若干特点

   二、社会理论与法研究的基本路径与范围

   三、研究现状及几个值得注意的议题

   四、面临的困难

  

   如果说在古代、在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充当了法律研究的导师,而自然科学以及后来新兴的实证方法为现代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创新的可能性;那么,在现代、后现代之交、全球化、后全球化并存的今天,社会理论(宏观的、中层的或具体的)则很有可能承担起同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从社会理论的视野研究法律,正好能纠正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威廉·推宁(William Twining)在批判西方法学研究的弊端时所指出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也是普遍存在于非西方国家法学界的。他的观点可以简略地综述如下。他认为,西方的法学研究直接受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二分法的影响,把法律分为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系统来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把很多可以被看作法律的内容排除在外,比如洲际法律,国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法律,以及国家法之外的非制定法和习惯法等等。当代西方的法学研究,从大体上来看是封闭的、各自为阵的。比如说,研究美国的法律完全不用考虑德国的或法国的法律,更不用考虑中国的法律。然而,人们往往会从这种封闭的研究中自诩得到了普遍的真理。当代的法律和法理学研究基本上是世俗的,脱离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源。当代西方法学基本上是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官僚体制的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功利性。法律被视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手段。就对法律的认识理解而言,当代西方法学采取了一种从上往下的态度,一种从统治者的角度、立法的角度、官员的角度、精英的角度去理解法律的态度。而不是从使用者、消费者、受害人的角度去理解法律。当代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观念和规范,而不是对社会事实所作的经验性的研究。这种情况在分析法学和自然法学的研究中尤其盛行。当代法学的研究几乎完全是由北半球主导的,而南半球则基本上是处于接受的状态。北半球的法学思想通过殖民、贸易、以及后来的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途径,逐渐传遍全世界。当代法学研究的主流只注重研究西方的法律,而不重视研究非西方的法律。当代法学背后的基本价值系统是单一的,尽管其哲学基础是多元的。

   推宁的这些观点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西方法学研究中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或许曾经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研究范式,但在法律价值多元化、法律全球化以及区域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它的缺陷才日益明显。在某种意义上,近年来兴起的民间法的研究、社会法的研究、自反型法的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小法理学”(Minor Jurisprudence)的出现都是克服这种缺陷的种种尝试。

   在21世纪的今天,法理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无王期”(Interregnum)的时代,进入了百家争鸣,平起平坐的时代。法理学界“非主流”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此之前,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社会法学等三大流派,或者自由主义法学,新分析法学,其中的某个学派可能在某个时间占居主流位置。以哈特为例,他曾经统治法理学界四、五十年。20世纪60年代他写了《法律的概念》后,英美法理学一直就是他的天下。后来尽管有德沃金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哈特还是一直处于一个“王”的位置。但这一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威廉·推宁指责实证主义法学暗箱操作,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不过,在近几年的学术讨论中实证主义者多少有点自说自话,而且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关于法律中的承认规则的辩论,以及由之催生的所谓“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和“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事实上把法学研究引入了死胡同,使实证主义者(至少是规则实证主义者)离法律现实越来越远,而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不重要。实证主义法学的未来已经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一些大型的国际法学会议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议题和讨论。当然,更为困难的事,实证主义者始终都要面对这一个悖论:一个命题如果不能从经验的角度予以证明,则这个命题就毫无意义。人们经过研究发现,实证主义的这一主要信条本身便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因为它自己就无法被经验证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社会理论与法的研究就是一件非常有益之举。它不仅肩负着克服以上诸多弊端的使命,而且具有开拓新的疆域、引领新的努力的潜力。本文拟就此方面的可能性略作探讨。本文从社会理论的若干特点入手,进而论述社会理论与法研究的范围和基本路径,并指出了其中一些值得关注的议题和存在的困难。

  

   一、社会理论的若干特点

  

   社会理论是指系统地和历史地形成的理论,具有经验导向,旨在寻求解释"社会"的性质。社会是指反复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人际互动及其关系范型。社会是指人类共同和在关联中的持续生活,以及基于人类共存所产生的制度构架、互动模式、网络、体制以及集体生活结构。如此说来,就个人受到人群或群体关系的影响而言,社会是指人类群体的集体生活以及个人生活。社会是一个团结(solidarity)、认同和合作的场域,但也是权力、冲突、异化和分离的场域;是稳定的期待、结构、体制、习惯、信任和信心得以形成的场域,但也是不可预见的行为、突变、暴力、分裂和断裂得以发生的场域。

   因为社会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一种关于社会的概念便对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规定和制约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一种检讨社会理论的坐标。人们通常把社会比作供人居住的房子或表演用的舞台。这个比喻指出了构成社会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与其存在的场所。前者可称为社会行为者,后者可称为社会环境。社会行为者是会思考的、能动的但寿命有限的人。由于人会思考且具有能动性,他会经常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社会环境,不断地追求改善自己的环境。他知道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机会和场所。由于人具有群居的特点,人的行为也可以成为群体的行为。因此,社会行为者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和集体。同时,因为人的寿命有限,不同时代和年代的社会行为者可能会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作为舞台的社会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了社会环境,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提供了社会背景。这种社会环境既有可以触摸的显性的硬件亦有隐性的公认的但又触摸不到的软性/潜性的层面,诸如原则、意识、伦理及关系等等。它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一种从事生产、交换、创作、竞争、合作乃至互斗的环境,使他们能够井井有条地从事主要社会制度,诸如家庭、教堂与法庭;次要社会制度,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以及制度间的制度,诸如团体、结社、慈善机构等的组织和建设。这种环境独立于个体的社会行为者而存在。一个人生下来未谙世故之前社会环境就已存在。他只是同千千万万个与他一样的个人一样突然被历史抛入这个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现实”中,挣扎奋斗、或盛或衰、或存或亡。

   社会行为者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颇耐人寻味的。一方面,社会行为者的行为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受到它的制约和引导。另一方面,由于人具有思想的能力和能动性,社会行为者并不会机械地被动的受制于社会环境。相反,人时时都有改变或改造社会环境的企图。关于人的这种对社会环境的能力,昂格尔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具有维持环境(Context-Preserving)的能力,也同时具有打破环境(context-breaking)或改善环境(context-reforming)的能力。人对社会环境的突破行为和改革的行为使社会行为者和社会环境之间产生活跃的互动。这种互动多姿多态,难以用语言概括。我们可以把社会行为者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称为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有其常规的一面,也有变异的一面,变异的一面往往会成为引起社会变化的诱因,但是巨大的社会变化的产生需要一种社会力量,表现为经济生产力,政治上的革命热情,宗教和历史形态的关注等等。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重大变革或革命背后都有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比如青铜器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影响,11世纪西方教皇革命对中古西方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20世纪初叶共产主义革命对世界社会环境的重塑,都是显赫的例子。

   总结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关于社会的概念:

   社会=社会行为者+社会环境+社会生活+社会力量+?

   理想的说,如果有一种社会理论对这种不同的方面都有研究,这种社会理论则可以称之为综合性的完美的社会理论。事实是,截至目前的社会理论都是偏重于某一侧面,并没有出现一种完整的社会理论。这固然由于自卡尔·马克思以后完整系统的理论建设已经不为研究者所取,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与社会理论的特点有关。

   这一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看,首先,社会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追求科学的兴趣,把研究社会的工作尽力与科学研究等同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可以用数据及经验证明的实证科学,这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社会科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便成了社会理论研究者的重要关怀,而这种追求至今尚具有很大的市场。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的是关于一门专门从事社会研究的学科的建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辩论和主要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就会发现如何区分、界定社会学的努力实际上占去了大多数作家的大量时间,诸如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区别、社会学和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的区别等等。再次社会理论对方法论非常入迷,埃米尔·涂尔干醉心于研究规则,马克斯·韦伯感兴趣分析的理想模式,塔尔科特·帕森斯则极强调分类。为了研究社会,人们需要一定的方法、角度和程序,而一旦开始寻求方法,角度和程序,人们便陷入对这些方面的追求而忘掉了原来的目的本是要认识社会。而大多数研究者终生努力最后获得一种自认为满意的角度和方法后,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多少时光再去真正从事研究社会,无怪乎社会理论虽然已有一二百年历史,至今仍然不能算发达。第四,所有的社会理论几乎都强调一种普遍性,一旦发展出一种范式,便将其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将它套用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模式上,而忽视了不同社会的相对性。以上四种关注妨碍了社会理论家对社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而只侧重某一层面,并将它进行夸张,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体系。

   然而也正就是对于这四个方面的不同强调和相互结合,丰富和繁荣了西方社会理论的阵营,构成了它的基本轮廓。第一种社会理论注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事实、客观存在或社会结构,称之为“社会环境主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 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第二种社会理论注重社会行为者,强调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称之为“社会主体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马克思、韦伯及帕森斯等人的作品,第三种理论把目光投在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体的互动上面,称之为“社会互动主义”。包括社会环境与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互动,代表性的作家有齐美尔和吉尔兹。吉登斯的理论也可以归入此类,尽管他不是一个太原创的作家。第四种理论把目光放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上,注重社会力量的作用,主要代表作家为马克思和伍尔德(Lester Frank Ward)。

   社会理论自其创始以来已经经历了两个王朝:(1)社会理论的古典时期被三位、更准确地说是五位古典思想家所引领:孔德、齐美尔、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2)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的社会理论显然支持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并从社会学的视角为其做了辩护。

帕森斯是古典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当然,他可能更倾向于韦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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