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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作为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政治学:经验、历史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0-10-07 22:14:33
作者: 陈明明  
有记载的大大小小的变革不下百次,尽管变革有失败,有恶名,但“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变革在中国多被赋予正面积极的意义。中国人尊重权威,但并不是没有国家“批判意识”,当国家背离了对生民的保护义务,就是违背了“天命”,“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国家失去了“合法性”,人民的反抗就是天命的昭示,重大的改革就是天命的回归。代表天命转移的反暴君行动或以暴烈的方式,或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维系了国家的存续和生机。

  

   革命或改良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世俗文化,是天道和世道的交相作用的结果,其重要的功能是保全了大一统的共同体,保存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性质。这种平民化的社会性质是从内部颠覆“封建结构”的古代“社会主义”的要素,就其与革命、改良等变革的亲和状态而言,可以看作是近代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包括向西方学习)更容易成功的原因。近代以来的大革命被一些人认为是玉石俱焚的运动,但大革命并没有中断中国社会的平民化传统,毋宁说,大革命是平民运动的产物。没有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摧枯拉朽,对土地、财富的重新分配,对新秩序的再造,当代中国快速而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是难以想象的。这和那个与之比肩体量相当的亚洲邻国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对该国现状的提问 — —如果亚洲社会没有这样一个变革,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 —是站在世界史高度的世纪之问,其中深含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警世之言。中国政治学如果要撰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西方人纵论第三世界政治变革的著作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堪称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经典),恐怕不能不从历史中国和世界中国的相杀相爱中思考中国变革与现代化的关系,仔细梳理给中国带来巨变的昨日革命和今日改革的得失。

  

   中国政治学是治理优先之国家的政治学。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国是一个讲究政道而不是一个侧重政体的国家,政道指治世的原则和手段 [2] 。和古代西方人的观念不同,优良的“城邦”不取决于政体的形式,而取决于政道的落实,政道的好坏需要以治理的绩效为衡量。中国由此发展出了治理中心主义。城邦实际上产生不出治理中心主义,后者注定是超大国家的内在要求和产物:疆域辽阔、地理各异、人口众多、族群多样、生态不均的大型复杂社会,民生为第一要务,均衡为秩序之基,治理为万事之首。这种治理,首先要解决价值问题,故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公天下是社会治理的道义基础。其次要解决组织问题,因为“政者正也”,所谓政治,无正不治,于是便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在选官上就是科举制,在用人上就是尚贤制。再次要解决治理方式问题,无论德治、礼治、法治、吏治、绅治,在政治上皆着眼于超大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表现出了不同于从古希腊城邦政治发展起来的西方的政治评价标准:“好政府”既不是管得最少的有限政府,也不是竞争性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而是能够有力回应百姓民生需求的政府。前者在今天一般被视为民主的标志,后者则通常被界定为民本的特征。如何调适民主和民本之间的张力,如何安顿它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同样是中国政治学关切的重大问题。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阐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指向

   在西方的经验中,所谓现代问题是由科学和方法的新观念来界定的,新观念对于所有知识领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对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构成了压力。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化,即把观察和实践所得之“发现”,用符合科学方法形成的“概念” “理论”使自己的知识建构具有和世界对话的普遍化的特征,但即使如此,它也仍然是在历史中展开的。知识生产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活动,而是一个和包括前人生活经验在内的人的生存事实相关联的意义结构,这一意义结构被历史意识所照亮便具有某种强制性,于是知识生产及生产体系不能不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在开放的时代,这就使得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处于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紧张之中。对于这种紧张的调适和克服,大体上有三种思路。其一是普遍主义的思路,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终极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和标准,支撑这种信念的是一般的人性和人的普遍需要,因而对社会生活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和公共权力形态的认知和评价守持着唯一的绝对的尺度。不难看出,普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一元论的观点,按照这个思路,欧美政治文明已经以现代性展示了它的“普世”内涵,政治学的知识建构只有在这个视野下才能被认为是“现代”的或“走向现代”的。这个思路当然不能被接受,不仅是因为它内含地把资本逻辑的价值诉求作为“普遍人性”的哲学观其实不过是一个特殊文明的表达,而且因为它对另一个文明的伟大传统的视而不见违背了知识建构的客观法则。其二是多元主义的思路,支持这个思路的是以人的个性、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为基础的。多元主义认为这个世界不存在唯一的终极不变的价值和标准,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是多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这相当程度契合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正当性论证。但多元主义在处理各种认知和价值问题时,对主体的特殊性的极端强调容易使其坠入相对主义的泥淖,导致在政治学的知识建构上实际上取消了科学客观的准则。第三种思路是多元-普遍主义,即承认多样性是事物的基本形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这个世界里,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任何观念和思想都不是终极的,而是不断经受批判和检验而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多样化存在对社会的进步是有价值的。所谓一般的人性和普遍的需要都植根于人和自然互动的历史之中,作为历史发展洗尽铅华的积淀而表现为具体的共同性。由是之故,多元-普遍主义并不在普遍性与独特性之间取非此即彼的割裂态度,而是在承认普遍性是对独特性的通约的同时,提醒人们要注意到,普遍性是寓于独特性之中并通过独特性表现出来的,没有脱离独特性的普遍性,没有独特性就没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关于普遍性与独特性关系的观念才使普遍性获得正确的理解,使独特性获得更大的包容,因而可以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提供合理的立场和有力的支持。

  

   正如一切文明都是具体的人类经验的体现那样,独特性源自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具体反应和改造之道。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城邦国家市民解决商业利益的产物,古代中国的集权政治是超大国家解决“救灾” “吃饭”问题的选择;源起于封建城市自治传统的欧洲市民社会发展为抗衡国家侵害的“堑壕体系”(葛兰西语),植根于家族互助伦理的中国乡土社会却长期和王朝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反映和综合社会“部分”群体利益诉求而问鼎国家权力的西方政党,即使在大众化政党的时代仍始终维持着其“部分”(the parts)的特征,但传到中国并在政治斗争中存续下来的政党,却作为“整体”(the whole)的代表履行着和传统儒生集团类似的“执政团队”的功能;以宗教信仰、国家语言、印刷科技、传播媒介、权利平等制造一个具有集体身份的“想象的共同体”,是西方民族形构的主要方式,而基于血缘、亲情、乡土、风俗、文化对个人的强大的约束力和感召力而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则是中华民族成长的主要形态。这些差异性(独特性)都可以追溯到人类居住环境的强制以及人类同环境的互动,正是从这些互动中产生出最早的国家、制度、管理、礼仪,它们构成并制约着以后国家发展的轨迹。沃特金斯说:“像梭伦之类的领袖人物,如果生在东方,必然会满足于以伦理典范去形塑社会,但是在希腊,他们却发现做个立法者,以适当的宪政改革消弭城邦的派系纷争,才是最能一展长才的方法。” 政治知识的发展走上不同的道路,是不同的历史经验造成的,不论在学理的层面如何展示,都离不开由特定环境所制约的特定的生存方式,这骨子里仍然是一个“鞋要合脚”的问题。因此按照多元-普遍主义的思维,我们既然可以尊重和理解地中海特殊地理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城邦“公民政体”,又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和理解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孕育成长的大型复杂社会的“王正月,大一统”?既然可以学习和传承西方政治传统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整理和批判性接续帝国政治留下的“公天下、致中和、举贤能、施仁政”的遗产?

  

   中华民族以超大国家、悠久历史、广土众民存在于这个世界,历经苦难而不坠,置于死地而后生,必定是有其“普遍的”道理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这个道理的最有力的政治阐述。这个道理的终极性指向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还是出于自由主义契约论的假设,抑或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最基本的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的政治性质都是影响国体形态、制度特征和国民性的潜在的决定性因素,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而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是共同体形成的第一动力,而追求长治久安、政通人和、天人合一、物阜民丰都是政治理想的起点。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了吗?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世界,一下子把政治打回古老的原形,政治的终极问题依旧在拷问着社会经济关系和与之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何者为适?边界何方?这其实是以自然警示(天兆/天谴)的名义给政治学一个返土还乡的机会。 “知识的系统化不可能在密封的船舱中进行,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互为条件的。”这种建立在人和自然关系上的认识和由此做出的选择,只要满足生命至上的至简大道,实际上就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价值。换句话说,不同族群、集团、国家的经验,作为与自身生存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在生存和发展的律令下,其所有的成功,以及成功显现的独特之处都闪烁着“普遍性”的光芒。

  

   由此而论,中国政治学的言说,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全球一体化且多元化的时代,所应做的是通过和西方政治学的对话相互激发、相互学习、相互比较,努力创造新的内容和形式,谁的知识传统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更能满足安全、尊严与富足的善治要求,谁的文化、制度和价值就能在人类社会现实的政治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总而言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政治学植根于一个具有伟大传统的国度,又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但仍有希望的世界,在知识变革创造的历史潮流中,不仅要看到江面上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景象,积极调整姿势,汇入其中,力争上游,而且要听清江底深流撞击礁岩传来的潮声,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在竞争中保持足够的自尊、自信和自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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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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