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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川西地区退押运动研究(1937—1951)

更新时间:2020-10-07 16:35:10
作者: 张杨  

   摘    要:

   退押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开展的清理土地产权,为土改准备条件的政治运动。押租是退押运动的标的物,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货币贬值,地主不断加押、缩扣,为新政权将押租制视为封建剥削提供了历史依据。从中共中央到川西基层,对押租性质及退押运动的目标设置,越来越疏离于地权逻辑,而附会了诸多反封建色彩。为推动退押,新政权在川西农村开展了大规模押租调查申报,并根据民国时期市场米价,制定了押租保本保值折算标准,使退押运动区别于北方老区土改中无休止的挖浮财行为。退押造成了乡村财富的阶层转移,新政权采取金银兑换人民币、分种类、分区域、定量发放退押果实的策略,一方面使人民币全面占领农村市场,另一方面防止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巩固了人民币信用。通过历时半年的退押运动,新政权达到了清理土地产权,削弱地主经济,改变农村权势结构的目的,川西土改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大规模展开。

   关键词:川西地区; 押租制; 退押运动; 人民币; 新区土改;

  

   1949年下半年,南方大片领土解放,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为保证新区土改顺利进行,中共中央要求在土改前普遍实行减租运动。(1)11950年7月15日,邓小平指出在西南地区“今冬的减租,其性质等于淮海战役。而明冬的土改则是渡江作战。故我们已决定在减租中要退押租(金)”。(2)2由于解放后农民普遍不交租,(3)3减租政策并不能使农民得到更多利益,而退押则要求地主退还农民租佃土地时所交押租,数额巨大,因此退押取代减租成为新解放区土改前发动农民、打击地主的中心环节。

   目前学界对新解放区土改运动研究较多,而对退押运动关注相对不足。近五年来,曹树基、黄柘淞、娄敏等对川东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退押运动的研究,在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争论。综合而言,其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押租性质及1940年代的变迁;(二)中共对押租制的认识及退押运动的目标设置;(三)押租数额的确定方式;(四)退押果实分配与人民币信用的关系。(1)4

   上述讨论极大丰富了退押运动的内涵和外延,亦给笔者许多启发。川东与川西在1950年代初期虽分为两个行署区,但两地的退押运动皆是在西南局领导下,基本于同一时间、按照同一方式开展的。因此,本文以押租制最盛行的川西地区为例,(2)5通过探讨三位学者所争论的四个问题,进而考察退押运动的运作机制和内在逻辑。

  

   一、押租性质及1940年代的变迁

  

   川西地区租佃关系发达,押租制度十分盛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币加速贬值所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改变了传统押租制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押租制度并领导退押运动的历史依据。因此,本文首先考察押租性质及1937年以后的变化。

   关于川西地区传统意义上的押租制,刘克祥、李德英、曹树基等学者皆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在押租性质和作用等方面产生较大争议。(3)6事实上,押租制是主佃之间经过长时间利益博弈而形成的一种租佃形态和制度设计,长期为双方所接受。因此,押租制并非天然具有剥削性,在变动缓慢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确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界定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作用。然而,押租制与押租形态、物价及主佃双方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在近代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在货币、物价剧烈变动的1940年代,押租制的内在结构和所起作用都迥异于前。

   押租即农民租佃土地时交给地主的保证金,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称:“地主为防止浮浪无产佃农拖欠地租,常令佃农于租地时缴纳押金,以备佃农于欠租不缴时,即可将所欠租额自押金中扣除,是以押金实为缴纳地租之一种保障。”(4)7押租不但能保证地主的地租收益,而且可以使地主获得大宗资产,用于投资或生产;同时又能保障佃农佃权,防止地主随意撤佃。(5)8因此,押租制使主佃之间的租佃关系更加稳固,经济联系更趋紧密。基于此,川西农村形成了“无押不成租”的租佃格局:“就目前言,盛行押租之地方以成都平原为最,占91%以上。”(1)9

   川西地区押租制虽然普遍,但押租数额却无固定标准。曹茂良称:“压租数额,通常依据下列情形而有差异:租地之多少;租地之贫瘠程度如何;地主与佃户的私人感情如何;当地的风俗习惯。”(2)10陈太先亦有相似的论述:“押租金的数额,颇无一定标准……实其取决于主佃感情,业主如以为佃户忠诚可靠,自己又不要拿押租作用,押租尽可以少取,非然则必多取。”(3)11押租数额多寡因地因人而异,尤其受制于主佃感情,因此押租也是佃农信用的一种担保。

   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在川西地区普遍有利息,每年在佃农交租时,从租谷中扣除,简称押扣。押扣具有平衡押租与地租的作用,使二者呈负相关:即佃农租佃土地时多交押租,即可每年少交地租,此种情况称为重押轻租;反之,少交押租即需多交地租,此种情况称为轻押重租。(4)12

   因有押扣存在,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也可以视为地主向佃农的借贷。大革命时期,周谷城曾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其在调查农村租佃制度时指出:“佃户一方面须纳租,以尽佃户的义务,同时却要收利息,以享债权者的权利。地主一方面须收租,以享地主的权利,同时却要出利息以尽债务者的义务。”(5)13即地主身兼土地所有者和债务者两种身份,佃农身兼土地经营者和债权者两种身份,押租和押扣是一种市场化的债权债务关系,二者共同界定和调节主佃双方的土地收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土大面积沦陷,国民政府所仰赖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锐减,财政支出不断增加,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称:“迨战事发动以后,抗战建国,同时并进,通货之需要因之更行殷切,发行数额,自有相当之增加。”(6)14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导致法币贬值,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1945年抗战胜利,随即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财政开支有增无减,货币发行数额更趋庞大,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速度更甚于前。

   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导致佃农交给地主的法币押租贬值严重,(7)15根据交押时的粮价除以退押时的粮价可以得出押租的贬值程度。假设1937年10月(新粮上市)某佃户向地主交纳价值1石米的法币作为押租,即23元,则其历年贬值程度如表1:

   表1 全面抗战爆发后押租贬值情况统计表     

  

   说明:粮价以郫县合同乡老斗户兰同盛账簿记录的每年10月份米价为准。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68—369页。

   表1反映出法币押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断贬值缩水的过程,1937年可用于购买1石米的法币押租,在1940年代不断贬值,至1948年仅能维持原价值的亿分之六。不断贬值的押租不足以起到保证地租的作用,且押租贬值,利息亦随之减少。因此,地主从两个方面改变押租制度,维持自身收益:(一)采用不断加押或改变押租形制的方式保证押租价值;(二)采取缩小押扣的手段维持押租和利息之间的平衡。

   据乔启明调查: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每市亩田地押租额为12.83元,1939年增长为32.35元,1941年更涨至121.86元,就货币层面而言,押租数额增加趋势十分明显。乔启明解释道:“年来农产物价,增涨弗已,原有押金额,比之目前谷价,已极低微,不足为租谷之保证。地主为收租稳妥计,遂有增加押金之普遍现象。”(1)16物价上涨使押租的实际价值下降,并不能够保证地租,因此增加押租成为此时段内地主的普遍做法。

   应廉耕于1941年调查川省租佃制度时亦称:“据此次调查所得,抗战以来,各地地主增加押租者,最高几达10倍,余则增至四五倍不等。”(2)171937年至1941年间,法币贬值相对温和,但地主提高押租标准已成常态。除此之外,地主屡次加押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新津县佃农毛张氏于1937年租佃地主王义水田4亩,押租为法币40元,复于1943年加押法币60元,又于1946年加押白米1石。(3)18地主提高押租标准,并累次加押,其目的虽是维持押租的实际价值,但无形中增加了佃农的租佃成本。(4)19

   地主虽不断增押,但法币贬值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为减少通货膨胀的影响,地主纷纷将法币押租改为实物押租。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调查成都市租佃制度时指出:“约以租谷二分之一之实物为押,不以钱押。”(5)201946年四川省参议员董厚陶亦称:“近年来因法币贬值,物价激涨,业主对于新佃户另立新约,采用取保方式,或仍然取押,但是以米或谷计算作押,绝无再以现金取押者。”(6)21押租由货币改为实物,显示出在法币迅速贬值的经济背景下,地主通过改变押租形制,维持押租制运行的努力。

   押租不断贬值,其产生的利息亦随之减少。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是法币,而地主返给佃农的押扣是稻谷,伴随着物价上涨,押租和押扣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作为押租的利息,押扣和民间借贷利率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押租制中地主和佃农的优劣地位:如果民间借贷利率高于押扣折算年利率,则意味着地主投资押租的收益在给佃农扣谷之后还有剩余;如果押扣折算年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则证明地主投资押租的收益并不足以弥补给佃农扣谷的损失。(7)22

   为更好地对比押扣和民间借贷利率的关系,须将押扣折算成年利率,押扣折算年利率的公式为:押扣′谷价÷(100′1.4)′100%。(8)231938年陈太先调查成都平原押扣的标准为三扣五至五扣,即每押银100两,每年交租时扣谷3.5石至5石。(1)24根据郫县犀浦镇和高店子场期历年10月份米价,(2)25以1937年成立租佃关系为起点,以四扣为标准,可以得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押扣折算年利率如表2:

   表2 全面抗战爆发后押扣折算年利率统计表     

  

   由表2可知,押扣折算年利率与物价呈正相关。自1939年开始,法币贬值加剧,物价飞速上涨,押扣折算年利率也随之迅速攀升,甚至到解放战争时期,押扣折算年利率已经较抗战初期上涨数万乃至上百万倍。此时虽然民间借贷利率也在上涨,但远远落后于押扣折算年利率。(3)26地主给佃农押租的利率远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显示出在恶性通货膨胀的1940年代,押扣制度更有利于佃农而不利于地主。因此,地主纷纷将押扣标准缩小,以维持押租和押扣之间的平衡。

曹茂良于1942年调查崇庆县租佃关系时称:“抗战以来,地主往往将负担转嫁于佃户,其方式大多采取减少‘扣租’办法……今减少扣除之数,即无异增加佃户负担。”(4)27中国乡村建设学会王勤庄于1944年记录了华阳县石羊乡两个佃户被缩扣的例子:“佃农王刘二姓,伙租许姓田二十五亩,押租银二百两,利谷六扣,共扣十二石。三十年‘清扣’,改六扣为四扣,即减少利谷四石。三十二年又‘清扣’,改四扣为一扣。”(5)28缩扣即意味着加租,许姓地主将押扣由六扣缩为一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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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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