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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东亚农业——在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发言

更新时间:2020-10-05 10:26:51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空间生态资源的社会载体是乡村聚落,需要与城乡融合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尤其在当前应对贸易战以及美国发起的去中国化、硬脱钩等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下,中国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这也与中国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采用的政策体系创新有关。

   从总的方向上看,在新冠疫情全球大规模爆发之前,2019年初,中央领导就已经明确提出要练好内功,夯实基础,以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那时候也已经提出至少要准备“过三年紧日子”。这些变化说明,在越来越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政策上已经有准备,也有了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大思路。

   当我们在这种战略背景下谈及两山理念、土地制度,谈及“山水田林湖草”的价值实现带动乡村复兴,就要理解,这些都是丰富了生产力诸要素内涵、并且势必要求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的新领域。所涉及的不仅是生态资源作为新生产资料派生的权属关系形成对“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客观需求,还附着了农村“三生合一(生态生产生活合一)”派生的“三治合一(自治法治德治合一)”对农民的社会福利的承载,以及其对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治理成本的弱化。如同1980年代搞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之初,我们就已经提醒政策制定者注意土地的多功能性。到今天尤其不能忘记,生态资源当然不能只作为一个平面要素,而要看做承载着生态化战略转型的空间资源要素,在开发中要体现的原则是“空间正义”而不能增加空间资源开发的“基尼系数”。由于过去不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大量的山水田林湖草都可以纳入生态产业化和“生态资本深化”,所以,这些业态创新要对应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价值化实现的新的结构性要素。

   总之,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乡村振兴中的制度改革也有新的要求,在生态文明战略下其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从一般农业生产力要素变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空间生态资源的载体。“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制度是承载空间资源要素的制度载体,生态化的土地本身又是对集体经济制度创新最根基的承载。所以,当我们讨论乡村振兴制度创新的时候,首先要从这个生态化视角来重新审视改革,讨论生态资源本身内在具有的多功能性,然后再调整乡村制度,以符合国内大循环这个新视角延伸出的新制度要求。

   一、发展经验回顾:农业从“三生合一”到被作为“第一产业”

   当前我们谈论三农问题要适应生态文明战略,就已不再是简单的讨论农业问题。

   我过去常在讲座中问年轻朋友,农业自何时起被当作第一产业?农业是以何种逻辑被作为第一产业来推进产业化的?

   中国这种非殖民地化的农业从来都是“三生合一”。“三生合一”是生态、生活、生产,它是一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又需要这样的生产方式来维护。可见,万年农业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赖以持续的文明基础。

   和西方的两河流域早期农业不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是气候及生产条件都更适宜农业的一个狭窄区域。因为产出丰富,所以它的农业从来都跟积聚于城市的商业贸易活动紧密结合。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从南到北纵跨五大气候带,而导致了浅表地理资源的多样性,也导致了东亚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因此,农业在中国,就是小农村社聚居于一定生态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为了贸易而由奴隶主推行的大规模生产,所以它从来都不是产业,而是与人们定居为社区的生产、生活、生存紧密相连,是人类依水依土而居的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下来的一种文化。

   直到中国被动应对殖民化打击,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工业立国成为政治家们的指导思想的这个时候,农业开始被需要作为一种产业,以这种产业化发展所能够形成的剩余,来支撑这个不可能靠殖民化掠夺去形成剩余的民族工商业,以最终让工业成为立国之本。

   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当历届政府都把西式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而不得不把工业的原始积累建基于把农业作为产业的这样一个制度安排的时候,农业才渐次改变为一种产业。

   乃至于中国近代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因为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改变了传统三农并生、三生合体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派生了农户破产、乡村衰败、流民四起、豪强割据,才演化出来的。

   二、历史演变:农业是数千年之国本

   中国的农业本来是一种意志性非常强的人类文化生存方式,但因为气候变化,水来了,必须疏导,于是就有了以水立国的大禹,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中国从一个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成为了一个政治国家。

   黄河从青藏高原出来,水流顺势而下,在积石山一带形成了几个拐弯,那一带据说是大禹治水最早的水利工程所在地。然后黄河向上进入西北,拐个大弯下来,在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又有一个治水的关键地带,这一带后来就成为农业物产相对丰富,人口相对稠密的地方,于是建立了夏。在黄河离开晋陕大峡谷开始向河南拐弯南下的地方,考古发现了当年大禹建立的宫殿议事堂的遗迹。因以治水需要动员劳动力,领导者必须有德的高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它是一个德治社会,而不是西方因贸易而必须形成契约关系的所谓法治社会。

   这个德治社会延续到后来,形成了周朝。改变了从夏代以来的分封制,也就是夏往后几百上千年间这么一种多部落联合的联盟形式。到了周代,家国天下形成,以自己本家族来形成对于新占领地区的分封。随着家族被分到了某个地方,以地名为国名,于是变成周代分封天下的政治格局。而这个政治格局又以裂土分封为基础。于是,家国天下就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早期土地制度的原型。

   周代延续800年,到晚期的时候气候再度发生变化,北方民族大举南下,遂有战国七雄,那是因为要对付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南下,所以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史称“北方六国”。如果按照周朝的制度一个诸侯只有家丁没有军队,当然是不可能对付游牧部族全面南下的,于是诸侯就开始立国,就要有军才能对付南下的游牧部落。同期一个历史现象,就是六国都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形成了古代的长城。这六国长城都是沿着农业带的北缘形成的,以抵御游牧部落南下圈地放牧而对农业民族的大肆屠戮。

   到秦完成统一、建立了郡县制;然后汉承秦制延续几千年的中央政府到县级的政治体系。因为不再裂土分封,中央的政府体系就变成了一个以赋税来维持中央王权,并且一定程度地维持军队的这样一个体系。

   那个年代以后,气候冷热交替不断,变热的时候农耕民族往北推,变冷的时候游牧部族就南下。南下一次几乎就会导致平原地带“万户萧疏鬼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民族必须形成并且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使得地域纵深广大,才能够相对成规模的集中农业剩余来养军护国,保住农耕民族在华北、江淮、两湖等平原地区这种分散定居的村落形态不被游牧民族大规模摧毁。每当游牧民族南下造成战乱,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家族就得南迁,遂有闽越客家的“陈林半天下”。

   总之,农耕作为青藏高原崛起的“亚洲水塔”效应派生的一种人类生存相对进步的定居文化的方式,并且会随着气候变化造成的族群冲突而从北方中部的平原地带不断南移到南方山区,最终形成了以传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且涵盖面涉及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甚至中南亚等地的地域文化。

   至于青藏高原地区,以喜马拉雅山为界隔开了摞掠成性的雅利安人占据的南亚和西亚,又一度被吐蕃控制,所以中华农耕文明并没能覆盖到印度次大陆,而是停步在缅甸野人山这一带。现在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学者们都认同,和欧洲文化有一定历史相关性的南亚文化,是当年气候冷化的时候,从波罗的海一带南下的雅利安人由于很早掌握了轮毂技术而得以整个族群大迁移。据说分了三支,一支进了希腊,一支进了波斯,一支进了印度。于是这三支北方顺畅南下所形成的摞掠文化,就带来了奴隶制、种姓制,这一系列的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不那么和谐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借助殖民化的历史传承,就延续到当代。

   所以华夏农业,延续了几千年并非产业的那种农业,它是国本,是它维持了生存以及文化繁衍。如果我们仅仅把土地狭义的抽象为农业生产力要素,那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历史的割裂。

   三、近代演变:资本对乡村制度的影响

   当我们谈及乡村制度,需要把国家体系和乡村结合在一起做研究,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研究。

   首先要说,近代乡村基本制度源于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基。因为,清末以来都要按西方模式搞工业化,又没有条件像帝国主义那样靠对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积累,只能把乡土中国的农业变成所谓产业,方便从中提取剩余来支援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乡村的地主先演变为在外地主,再转型为工商业地主,然后转型为工商业资本家。

   至于乡村制度在今天的演变,是主要出于三农的需要吗?并不是,今天的乡村制度仍然主要是服务于城市资本扩张的需要。新世纪房地产资本、债务资本、金融资本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对政策、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作用的资本力量,导致今天乡村制度出现严重不利于农民,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演化,这是三大差别问题的根。何为经济理性?现在只要不符合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的利益要求,就是不合理性。

   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合村并居的问题。合村并居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地票,地票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占补平衡,甚至允许在跨区的大范围内占补平衡。

   过去,为了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允许贫困地区建立一个增长中心,比如把县级城关镇变成产业中心。但为了保证一定面积的耕地生产粮食,国家不允许随便占用耕地,不过,却允许拿当地贫困地区的乡村建设用地来换。比如贫困地区的农民建房,农民办厂,农民办作坊,只要把这些农村的建设用地复垦成耕地,那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拿到县城来用,也就是允许贫困县内部做一点土地开发在空间上的调整,这叫做占补平衡。

   后来重庆搞地票制度。因为重庆过去是“三大”——大山区、大库区、大贫困,城区建设用地非常局限,没有产业发展条件,就搞了地票交易试验,把贫困地区农民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到城市的主城区,使得城市主城区建设面积从580平方公里扩展到1200平方公里,变成第四个大城区,也由此称为西部明珠。

   这种地票交易扩展到成都、江苏、山东、浙江,实际是发达地区把欠发达地区的做法照搬过去,就变成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配合地产商们再捞一桶金的制度优惠。

   比如苏南土地极为紧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就差不多能卖100万。但在苏北,大概只能卖二十到三十万,这其中有七八十万的差价。允许土地异地来实现占补平衡,是苏南这三大资本结合的政策要求;但是,这也使得苏北农民在本村扩张宅基地是不被允许的!由此,农民们也不能自主的发展地方经济、村庄经济。总之,农民动任何一寸自己的土地都被法律约束,更别说改善生活盖个二层楼,哪怕过去是苏北泄洪区,当年洪水一来要泛滥成灾的地区的农民也只能搞一层住房,凭什么?就凭资本要利。

   中国只有12%的平原面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9.6%。这么一来,几乎这百分之九点几最适合产农业的土地都盖了楼,就把耕地赶上山了。所以现在最不适宜产粮食的很多耕地都被保护在山上。粮食种植成本不断上升,本来没有任何竞争的余地。现在又把农民集中居住,他上趟山很难。所以粮食安全一部分其实是虚的。

四、政策反思:乡村制度安排需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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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乡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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