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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国际权力结构:走向均衡还是霸权巩固?

更新时间:2020-10-05 10:22:42
作者: 朱锋  

   随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会更加明确,进而根据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演变推行相应的战略举措,必然要改变现有秩序中对自身利益追求的限制,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和自我认定的行为方式来重新塑造利益分配的规则和规范。

   大国间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演变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样化的。美国学者研究的重心,压倒性地放在主导型大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和缺乏对“修正主义国家型”的崛起大国发动的挑战做出坚定的战略回击,视为国际秩序衰微以及战争霸权的主要根源。约翰·伊肯伯里指出,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大国的权力上升与主导型大国的权力衰弱,必然引发战略对抗(strategic rivalry)、冲突或战争。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型大国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对原有秩序稳定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规则和制度始终保持有效维护的决心。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研究,都是把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的国际秩序失稳、失序的根源,压倒性地放在崛起大国的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等方面。这些理论相信,对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当现有国际秩序难以满足其战略利益时,将会重新分配、塑造和使用其力量要素,通过与主导大国进行战略竞争来打破现有体系中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并推动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主导型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味将崛起大国妖魔化为“修正主义国家”时,国际秩序又如何验证主导型大国和崛起大国的话语体系竞争,并对其难以避免的战略竞争进行调节和引导?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持有利益和持续诉求的其他国家究竟如何对大国的战略竞争做出反应?世界其他大国对中美的战略竞争究竟如何认识和选择?未来的国际权力结构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延续,究竟是走向合理的均衡、还是美国的“单极霸权”继续巩固?

   显然,只有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思考和回答,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是双向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同时,由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支持和选择的国际秩序的和平、合作和渐进式的变革方式,也将对大国战略竞争轨迹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际秩序的稳定、合作性发展是世界政治中最大“公共产品”

   回顾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大国间权力竞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西方大国完成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无论16世纪的海上霸主和商业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17世纪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抑或18世纪中期开始全面走向世界、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优势,利用坚船利炮进行贸易掠夺、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英霸权和平轮替,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但对世界政治中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治理的影响力,作为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的美国压倒性地超过了苏联。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得以全面建立和成型。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遍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这一秩序的背后,是美国保持一超独霸权力优势下的“霸权和平”——自由主义的美国国际义务和责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可以相互调适。但单一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其弊病也十分明显。阎学通指出,美苏作为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规则、规范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和双重标准。对盟友采取的是道义规范,即通过建立双边或是多边军事同盟来为本国和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对非盟友采取的是实力准则,即通过培植亲美/苏政权、扶植代理人或进行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来解决冲突。

   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国际规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国际局势出现“南升北降”的发展态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便中国一再强调尊重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机制,坚持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设文明互鉴、平等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果,必然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弹。美国学者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

   然而,后冷战时代恰恰见证了中国不断加强国内体制的改革、继续深入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中国调整各种国内治理机制加入世贸组织,再到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融合度是在不断扩大和上升,而不是缩小和下降。近年来,中美双方摩擦、冲突和利益纷争的频率和次数不断增加,其本质不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大而采取的颠覆性的国际政策与行为,也并非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规则、规范和国际制度采取全面挑战和否定性主张,而是美国在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对策抉择上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和美国今后将围绕着资源配置、国际影响力和具体“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展开长期的战略博弈,但中国即便在美国压力下的竞争性国际利益,同样并非改变现有的秩序,而是需要继续推动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稳定和合作性发展。

   说到底,中美战略竞争,争的不是简单的“美国接受中国”或者“中国接受美国”,而是在当今国际战略大环境中,谁的主张和国际实践能够更多地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谁的国内治理机制和能力建设能够更多地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尊重,谁的国际作为能够更好地被认为是引领世界所期待的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发展方向。现有的国际秩序并非只是中美的秩序,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熟悉和期待的秩序。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支持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合作方向发展的国家,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孰优孰劣的判断者、影响者和未来的决定者。

  

   二、国际体系中权力格局的变化

   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结构存在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秩序的形成是以特定的国际权力结构作为基础,并因为权力结构的稳定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崛起尽管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但崛起中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国际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变革,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无法排除依然存在着的不确定性。美国同样可以重新恢复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作用和在国别外交中的优势来展开和中国的全面竞争。例如,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和美国依然存在显著差距,在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依赖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更重要的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其中国战略的巨大调整更使得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正在出现历史性大调整。中国在无法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需要保持和实现的根本战略任务,是让中国崛起的战略进程不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伤害,保持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发展势头不受到断崖式的跌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不是谁能够领导和代表今后的国际秩序,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和伤害,寄希望于“美国衰落论”更是一种幻想。更可能的是,一个对自身实力不再自信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和伤害可能愈发严厉。

   合理的中美战略竞争,不是简单地想象中国不断走向强大和美国的不断衰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将对推动区域内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洲际经济联系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创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成立金砖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设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作用”不断扩大。中国积极推进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强调结伴不结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理念的创造力。

   但是,中国外交这些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也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与经济的治理权正在向新兴大国转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智库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从来不掩饰对美国优势力量的自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三、西方力量的变化与全球制衡态势的重组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竭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颠覆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一定程度开始转向“新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频繁的“退群”举措,例如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和终止美苏当年签署的中导条约,让大西洋两岸的美欧关系出现了裂痕。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同样也将欧洲国家作为制裁对象,力压欧洲主要经济体和美国重新签署自由贸易法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大西洋自贸协定计划已经完全终止。

   2019年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地区安全政策,例如用无人机暗杀伊朗革命卫队领袖苏莱曼尼,完全袒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建立合法定居点的“中东和平”倡议,以及用结束情报共享来威胁欧洲国家完全拒绝与中国的华为公司在5G建设中的合作等,让欧洲主要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不满持续上升。2020年2月德国主持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扬言“西方正在获胜”的论调,遭到了欧洲主要政治领导的怒怼。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会议开幕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特朗普的外交和国际政策。

   然而,欧洲国家即便对美国不满,期待中国崛起为国际权力结构带来更好的均衡,也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强。今天,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欧洲国家的疑虑和顾忌依然沉重。欧洲的立场同样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国家的态度和主张。面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加,美国内有观点主张,美国要通过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并且调动现行秩序的资源与中国进行竞争。尤其是美欧关系和整体的“西方势力”,具有宗教主义、政治价值、社会结构和高度的经济、金融、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内在聚合力。中美战略竞争是否真正能够带来欧洲选择更加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这一战略选择,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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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20年第2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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