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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

更新时间:2020-10-03 16:43:09
作者: 董洁  
还公开批判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影射攻击中国。中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周恩来为此提前回国,毛泽东等人特意到机场迎接,以此向苏联表明中共的不满。②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加剧了中苏矛盾,也让金日成感到愤怒。当年11 月27 日,金日成在党内做关于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没有再提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党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并表示坚决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金日成说,这是苏联党内的问题,与朝鲜党无关。③ 不久,平壤中央电台停止了对莫斯科电台朝鲜语节目的转播,邮局也扣留了 《真理报》 和 《共产党人》 发行时所附带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文件。④朝鲜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偏向中国的立场。

   1961 年,在中苏分歧加剧的背景下,为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中国开始尽己所能向朝鲜提供援助,苏联对援助朝鲜态度转趋消极,但并未中断援助。利用中苏分裂的机遇,朝鲜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从而两边获益,谋取实惠。

  

   二、中朝蜜月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62—1964.10)

  

   进入1962 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相继发生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苏联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偏袒印度。1963 年7 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两党会谈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已难以实现妥协。1963 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开始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相互批判对方的对内对外政策。①中苏公开论战不仅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对立加剧后,鉴于中朝两党都对苏共路线不满,加之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在中国援朝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影响,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同一时期,苏联着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援助政策有所调整,更加注重挑选对象,不再执迷于通过广泛的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影响。苏联对朝援助因此呈现下降趋势。

   1962 年是中国 “三年困难时期” 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 “谷底”。在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 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 亿元赤字的缺口。②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 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 月的中朝1962 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 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③

   或许是中朝年度贸易协定谈判的顺利进展给了朝鲜人信心,年中朝鲜方面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 月11 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④10 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 “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 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 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 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①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 —25% ,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 “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②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 “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 “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③11 月5 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 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 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④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⑤

   这一时期,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 “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1963 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 万吨大米换6 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 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①

   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963 年4 月28 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②1963 年11月5 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 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 台,摇纱机39 台,包缝机85 台和缝纫机42 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③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 年7 月22 日商妥,9 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 年用量改为3 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 月10 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④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 年7 月22 日商妥,而9 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 项设备。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 项设备共29 台。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⑤1964 年12 月15 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⑥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 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⑦1963 年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访华时对刘少奇讲: 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理应起更多作用。朝鲜党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就是敌人,要敌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①自1963 年7 月1 日起,朝鲜停止出版 《朝苏友好报》和 《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 《真理报》记者的活动,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区,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都不能去,但中国记者可以去。②“八·一五”解放日的庆祝活动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个活动中,只字不提苏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③ 对此,中国感觉良好。驻朝使馆评价道,朝鲜劳动党已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是战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们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 “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 “表态及时”。④ 中联部领导人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现在与我党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特别是反修以后,同我们的思想、语言是一致的,现在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事先和他们交谈”。⑤

   1963 年9 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在会谈中表示,朝鲜劳动党不怕国际共运分裂,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对朝党一贯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颠覆,实际上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苏共分裂了。朝党对苏共一直保持警惕,没谈过心里话。对于打倒赫鲁晓夫,朝党从心理上愿意。但朝鲜是小国,自己单独提出没有力量。中国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至于同苏共的论战问题,朝党不愿继续站在第二线,现已组织了 “秀才”班子,准备写几篇文章,直接投入战斗。金日成还支持中共关于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的建议,主动表示可以帮助中共做其他党的工作。⑥

   朝鲜在政治上支持中国,中国则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1964 年中国经济计划部门在制定1965 年中朝贸易计划时曾提出建议: 最好不要再进口中方不需要的商品,尤其是锌精矿和镁矿,因为积压已过多。对于中朝贸易中无法平衡的部分,是否可以考虑采取无息贷款的办法来解决。①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但是,当1964 年9 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 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 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②

   同一时期,苏朝关系却在降温,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情绪加重。自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朝鲜广播电台便停止了苏联朝语节目的转播。③朝鲜很多机关取消了对 《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刊物的订阅,朝鲜人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驻朝鲜使馆的接触也受到监视和警告。④这种不满一方面源于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对西方采取缓和政策,另一方面则源于苏联减少乃至停止了对朝鲜的援助,而后者更为关键。金日成曾在党内报告中抱怨说: 党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目前苏联对朝鲜已没有任何援助了,相反,逼我们提前还债,去年朝鲜粮食本来是丰收的,但为了还债,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们朝鲜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⑤

为缓和苏朝关系,苏联也做了一些努力。如1962 年4 月,为祝贺金日成的50 岁生日,苏联出版了俄文版 《金日成著作和演讲集》。⑥赫鲁晓夫还邀请金日成前往苏联治病疗养,金日成对此表示感谢。⑦在可能的情况下,朝鲜还是希望能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继续得到苏联援助。只要苏联善意初现,朝鲜便会做出回应。对于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朝鲜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一方面又向中国解释说,苏联最近在接触中表示愿意同朝鲜友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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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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