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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不该被遗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更新时间:2020-10-03 14:56:02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不该被遗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吕文浩


   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界,吴景超(1901-1968)是一位著述宏富、学术成就较为突出的学者。1947年10月,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中,社会学学科五位候选人被提名,他与陈达、潘光旦同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但三人同时被提名。清华三人之中,吴景超最年轻。这次竞争最高学术荣誉虽未能折桂而归,但以资历、成果和影响力而论,他能入围已经显示了他的不俗实力。

  

   在社会学界之外的思想界,吴景超也是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他是当时在非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较多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参与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系列论争,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等。在这一系列论争中,他的讨论文章都是引起或推动讨论继续深入的媒介。他在当时几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公共舆论平台上的发文量也相当可观,如在《独立评论》发47篇,在《新经济》发69篇,在《大公报》发16篇(其中“星期论文”10篇),在独立时论社发8篇,仅这几个平台的发文量就达140篇之多。可以这么说,吴景超的聪明才智一半用在学术探讨上,一半用在引导社会舆论上。当然,这两个方面并非泾渭分明,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社会学根基的社会问题讨论必将流于浅浮。在吴景超这里,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时评因学术而厚重,学术因时评而灵动。有时因两方面的内容比重相当,竟有难分彼此之感。总之,要讨论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主张,不能只有专业学术论著一个尺度,撇开那些发表在非专业刊物上的文章,我们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是片面的、单薄的。

  

   在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吴景超曾是领一时风骚的人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大多数中国社会学者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前辈”二字,对他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见解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中国社会学史”教科书上的简单论述上。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数量和分量来说都大有拓宽、深化的余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史的若干学者,对于吴景超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论述和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作为,曾做过一些基本的叙述和分析。[1]值得一提的是,有别于学术论著的中立客观、四平八稳风格,2005年谢泳发表的长文《学者吴景超》[2]站在同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吴景超的思想主张以及人生旅程有颇为犀利的评析。谢文褒贬分明,绝不含糊,虽然有些论断略有放大之嫌,但他把吴景超思想言论及其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前人没有做到的,具有相当的思想冲击力,因而引起了一般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他所提出的“清华三才子”之说也因此不胫而走。重读吴景超,还他一个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课题。

  

   吴景超为文,不喜作先验的哲理阐述,往往从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出发,结合学理做出明晰锐利的分析;他观察问题时不取单一视角以求片面深入,往往采取综合的立场,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再下比较稳妥的结论。有论者认为,相对平稳顺利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以及在国民政府供职十年的阅历,使得吴景超不像那些疏离于具体社会实践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像是“科层组织知识分子”;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更深入、更全面,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种种困难也有更具体的认识,“且作为政府成员,发现问题的目的不在批评,在于如何用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行动的困难’,属于典型的建设型”。[3]革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型知识分子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他们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在建设性地讨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方面,吴景超的言论和实践无疑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当时他做的许多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主张,有些直到今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重读他的旧作仍能时时予我们以启发。过去因种种原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和公共舆论中非常醒目的一位学者”[4]吴景超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历史是公正的,不该忘记的重要人物终将再现光彩,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这本《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主要选录吴景超的短篇论著,选文数量虽属有限,但我们希望达到碎金文丛“辑零碎而显真知”的宗旨。吴景超观察问题的国际视野,始终从事实和数据出发的求实精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往来穿梭的视界交融,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文风,都在这些选文里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种又踏实又活泼的学风,既有助于纠时下浮躁学风之弊,又可成为我们取法的榜样。

  

   吴景超出身于安徽省徽州府歙县岔口村的商人家庭,其家庭“世业茶商,运沪销售外洋,每年达数十万之巨”。[5]长子吴景超得到了父亲的精心栽培。据他回忆,小时候父亲曾耐心地花一个多小时来给他讲述故事,然后让他再复述一遍。[6]这种深合教育原理的做法虽未必能为年幼的孩子所理解,但确有其思维训练和表达训练之效果。吴家的雄厚经济能力使吴景超有机会走出交通不便的徽州山区,接受更好的教育,见识更大的世面。1914年,吴景超离开徽州老家到南京的名校金陵中学求学,1915年更是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取得将来留学美国的资格。进入清华第二年的12月,15岁的吴景超初试啼声,在《清华周刊》发表小说《郑老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小说、散文、诗歌、时评等形式的作品频频见之于校园刊物乃至校外刊物,以至于今天研究清华校园文学的学者称其为“清华校园的文艺领袖”[7]。在清华,吴景超与梁实秋、梁思成、吴文藻、顾毓琇等少年俊杰谈文论道,共同成长与进步。清华八年,吴景超打下了扎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功,获得了丰富的写作发表和编辑处理经验,英文也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这些功底和经验,奠定了吴景超一生言论与事功的基础。

  

   1923至1928年,吴景超留学美国,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明大,他受到经济史教授格来斯(N.S.B.Gras)的深刻影响,格氏《经济史入门》(1922)一书注重都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关系,对他日后思考中国城乡关系颇有启发。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社会学的两大重镇之一。芝大社会学系的派克(R.E.Park)、伯吉斯(E.W.Burgess)等力倡都市社会学研究,他们指导学生围绕芝加哥城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研究著作。享有盛誉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即形成于斯时,而吴景超正是芝加哥学派辉煌年代的见证人。

  

   吴景超在国内多见学者埋头书斋研读古代文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此为学者生涯的正途。1925年底,忽然在美国的社会学年会上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学者不在圣贤古书中求学问,而是努力到试验室、到社会上去寻找新材料,探求新知识,不能不感到新鲜和刺激。他不由得惊呼:“那真是贡献,那真是创作。”[8]25岁时,吴景超把自己感受的心灵震动和学习都市社会学的初步心得写进了《都市之研究》一文。这是他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习作。从中,我们看到他不满足于做西方新知的消费者,而是努力探索中国都市研究的新天地。美国当时已在享受都市经济之益,而落后的中国只有农业经济体系下微弱的“市镇经济”,当时最发达的中国都市上海、汉口,在他眼里亦不过略具都市雏形而已。所以在中国提倡发展都市、研究都市乃是一件大大领先于时代发展的创举。

  

   1928年吴景超回国之后,不断呼吁通过发展都市、发展现代工业将乡村剩余农业人口转移到都市工商业中。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都在农业中谋生。狭小的农场面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大量人口、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都牵动着无数志士的心弦,各种各样的重农论以及乡村建设举措似乎在国内更受青睐。吴景超的都市、工业化研究计划尽管一再提出,亦有少数西化派知识分子支持者响应,但始终没有获得大规模实施的条件。有人肯定吴景超的这种设计“在百年大计之立场上,理由殊为充分”,但考虑到中国缺乏资本、技术、人才,难以应对外货倾销,对中国工业化的创议感到“有远水难救近火之势”。[9]这种担心不是个别人的私见,是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认识。有鉴于此,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用了很多精力阐述发展工业与发展都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和各种重农论展开了多年的思想论辩。在他看来,中国是农业国家本属客观事实,但把农业作为立国之基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何况农业本身的进步亦须借助工业化和都市化提供的动力和条件。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愈益为人们所认识。此时,吴景超恰新自欧洲考察归来,他提出国防工业重于民生工业的基本看法,希望中国能够效法德国和苏联工业化的成功榜样,以国防工业、重工业树立整个工业的基础,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保护民生工业的成果不被侵略者的炮火毁于一旦。

  

   从抗战时期至国共内战时期,吴景超集中研究中国工业化的资源基础、资本基础、人才基础以及区域布局等具体问题。每一项研究皆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同时参照欧美先进国家发展中的经验。经过大量数据计算之后,他认为中国通过国内生产剩余积累资金来进行工业化建设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力主大量引进外国投资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从抗战后期起,他就不断呼吁积极争取将美国战时剩余的资本和机器设备转移到中国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在为何要利用外资上,他细致分析中国利用外资之益,驳斥了盲目排斥外资的民族主义论调。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之前,外人在华设厂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情;而在不平等条约取消之后,则是利多害少;我们决不可把外人在华设厂和其他外人在中国享受的不平等特权等量齐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充分证明这种清醒的认识具有超前的预见性。

  

1935年底,吴景超随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学人到政府任职,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参事,经济部秘书和战时生产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等职。十年宦海生涯,他没有在仕途青云直上,而是一直与身处其中的官僚体系若即若离,保持着自己的学人本色。这几乎是蒋廷黻、何廉、吴景超、陈之迈等当时一众从政学者共同的特点,即便翁文灏等极少数人身居高位,但也往往是有职无权,对政府决策与执行均影响甚微。在政府部门,吴景超有机会接触政府部门的档案材料,也利用工作之便在国内外各地实地考察,获得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和感性认识。这一时期,他依然笔耕不辍,所写学术论著及时评更加切合实际。如1937年发表的《同业工会与统制经济》一文利用行政院和实业部的档案资料写成,1947年出版的《劫后灾黎》一书是他历时三个月实地考察黔、桂、湘、粤、赣五省灾民生活和救灾事务写成的日记。抗战时期吴景超主编了颇有影响的《新经济》半月刊,不仅实际主持编务,而且发文量居该刊作者第一位。在官署办公时期,吴景超对当时政府高级官员的以公谋私现象有近距离的观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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