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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不该被遗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更新时间:2020-10-03 14:56:02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尤其对植根于中国历史而活跃在当下的所谓“官僚资本”的危害性感受颇深。

  

   吴景超结合实地考察材料写成的论文或时评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绝非在书斋皓首穷经、寻章摘句者可比。如1946年写作的《利用财富之道》就是这样的短文。他告诉我们,中国的富户通常是怎样把财富化为个人的享受,而现代意识下的富户又能利用自己的财富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他期待着中国的富人能够实现从置田宅到办实业的转变,为更多的民众创造就业的机会,他也希望中国的富人能够在政府力量一时不能到达的地方,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以造福桑梓。

  

   通过研读时任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的格来斯的《商业与资本主义》一书,吴景超认为中国还停留在商业资本的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由商业资本而工业资本而金融资本以至于国家资本抬头的演变过程迥然不同。中国的商业资本为何历时久而进展少,土地资本和官僚资本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扮演了何等的角色?这些都是格来斯力有未逮而他欲一探究竟的问题。[10]他发现在商业资本之外,“还有一种资本,其势力正不下于商业资本,那就是官僚资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清楚的,所以民间一向有‘升官发财’的传说,表示过去一般人的观感,都以为做官是致富的一种途径。做官可以变成资本家,正如经商可以变成资本家一样”。当时,吴景超掌握了某些权贵借助公权谋利的具体证据,但碍于自己的政府官员身份无法直接指陈其流弊,便以两汉文献为素材分析中国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并且重提董仲舒的理想,主张做官的只可以拿薪水,除了薪水之外,不应当有别的收入。虽然这种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未曾实现,但还值得再提出,再宣传,因为这种理想在当前政府举办很多经济事业的情形之下特别具有针砭的意义。他说:“现在的政府,职务比以前的政府加增了许多,特别是许多经济事业,以前都由私人办理,而现在则交给政府去办,所以现在假如还有官僚资本家,他谋利的机会,便比以前方便了许多。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谋利,不过谋利有其适当的场所,就是古人所谓‘求利者于市’。如一个人想要发财,他根本不应当去做公务员,而应当改行做商人。我们因此愿意重新提倡董仲舒的哲学,主张从事政府职务的人,都以‘大夫’自期,洁己奉公,不许张汤、杜周之徒再出现于今日。只有这种哲学成为公务员的普通信仰之后,民生主义才算是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础。”这就是1942年4月20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的《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一文所要表达的主要见解。

  

   据说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纪念吴景超学术思想研讨会时,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发言说,吴景超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官僚资本”概念的一人。是否“最早”,当然还可以由专门的学者去做考证工作,但说吴景超是最早一批提出“官僚资本”概念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人,应该是不错的。通常人们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多书生之见,这话放在吴景超身上并不合适。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和官场历练,他对历史的洞察力,都有超越一般书斋型学者之处。他冷眼旁观官场习气,心底并不认同,更不随波逐流。他重提董仲舒的理想,明知这一理想在历史上未曾发生实效,仍然不惮再次提出,其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情怀,昭昭可鉴。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吴景超比较研究苏联和英美的经济制度,试图取长补短,为中国经济建设找到一条允厥执中、适合国情的道路。早在30年代的文化问题论战中,他就明确地表明,资本主义这个西洋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瑕瑜互见”,“我们不能把精华与糟粕,一齐吸收过来”。——“他们的大量生产方法,是可取的;但其图利高于一切的动机,因提高价格,不惜焚烧存货的举动,却要排弃”。[11]吴景超之提倡工业化和都市化,即是取其大量生产方法之益;不过,他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措施颇为留意。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罗斯福新政,英国工党上台前后的劳工政策,贝弗里奇报告及英国政府白皮书中对福利国家的描绘,1946年美国的就业法案,诸如此类的举措,都是吴景超寄予热切期望并及时追踪的新生事物。他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动态中看到,贫富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阶级矛盾已经趋于缓和。从富者一面着手的措施是实施累进所得税及遗产税,通过税收杠杆将一部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社会手中;从贫者一方面着手,政府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愈益完善,并实行最低工资律及家庭津贴等。苏联取消私有财产制度后激动人心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英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整个社会的自由气氛,都在吴景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学理上试图将这两种经济制度的优长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不过,在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眼里,这种在当时被概括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等少数西化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合时宜的旧调重弹。[12]

  

   吴景超也很关注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变动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举措。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改良婚姻制度的新建议(以伴婚制补救一夫一妻制的若干流弊,设立婚姻顾问院或家庭医院以预防或解决婚姻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工业化社会中家务劳动社会化给予妇女地位提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美华侨与美国人通婚中遭遇到种种法律、习俗问题,等等,都曾进入过他的视野。吴景超对欧美发达国家婚姻家庭制度中有关问题的关注是和这些国家的学者完全同步的。如1948年5月他发表的文章里已经引用了当年美国出版的金赛《男性性行为》作为他思考问题的资源之一,在中国恐怕这是最早的。虽然他注意到的问题具有一定前瞻性,他转述或原创的意见在当时中国社会只有少数人理解和欣赏,但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其价值将愈发显露出来。

  

   吴景超特别善于从具体的事实中分析出其中蕴含的理论方法问题。他或结合前沿学术思想问题举例来加以阐述,或多举其钦仰的大家硕学的治学过程及代表著作仔细剖析。本书所收的《社会学观点下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观点的应用》、《民族学材料的利用与误用》等为前者的代表,《孙末楠的治学方法》、《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则为后者的代表。《社会学的园地》既有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探索,又介绍了国外社会学界最新的研究典范,堪称两方面结合的代表。他这种从具体研究实践中总结理论方法问题的做法,可以称为一种文献研究方法的“从实求知”。1955年发表的《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将个人几十年搜集资料的心得体会和盘托出,金针授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笼而统之地讲治学要求和原则的人并不鲜见,如此细致地把自己幕后的具体工作过程拿出来给人看的学者依然是凤毛麟角。学术工作是细致的脑力劳动,不具体地展现幕后的工作过程,对于新手基本上是无用的。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用纸质的卡片来搜集、整理资料了,办法可以变化,原则还是一样的,吴景超的经验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还是可以变通形式予以师法的。最近若干年来,国内高校非常重视给研究生以规范的学术训练,安排了不少相关的课程或讲座,但在这些训练之前,如果能先讲讲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那么后面的训练会更容易取得成效。希望这篇早期的治学经验文献能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些启示。

  

   吴景超的全部著述是一宗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我们这里所取的仅仅是鼎中之一脔。然而品一脔可以知肉味,从这些片段中的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吴景超留学时期即已种下的都市意识和追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亦能学习到他观察社会问题的开阔视野和综合立场。他毕生念念不忘的是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改变中国众多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之上的“第四种国家”的地位。都市意识和国家前途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方面不可分开单独看待。而他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则是始终在着力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当今之世,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较吴景超生活的时代更为频密,全球化势不可挡,任何自外于世界先进经验的夜郎之见都将贻笑大方。吴景超作为一位勇于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思想先驱,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他的这些言必有据,简洁明快而又通俗易懂的短文,也会给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诸多新的启迪。


本文系作者所编《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后记

  

  

  

   注释:

   [1] 如阎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2] 谢泳:《清华三才子》,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东方出版社再版。

   [3] 参见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4] 卫春回:《试论吴景超“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近代中国》第2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5] 《统计专家吴景超》,上海《东方日报》1941年10月18日,第一版。

   [6] 吴景超:《一个周刊编辑的回忆》,《清华周刊》第41卷第6期,1934年4月28日。

   [7]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8] 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

   [9] 柯象峰:《中国经济建设之先决问题》,原载《政治评论》第156、157期合刊,1935年6月6日,收入《柯象峰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社会学家陈达三年前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参见陈达:《生育节制与我国人口问题》,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44-45页。

   [10] 参见吴景超:《资本主义的发展》(书评),《新经济》第6卷第12期,1942年3月16日。

   [11] 吴景超:《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第147号,1935年4月21日。

   [12] 参见汪馥荪:《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上海《大公报》1949年1月16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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