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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陈芸:互联网治理的公共议程与行动框架

更新时间:2020-09-30 07:17:37
作者: 陈潭 (进入专栏)   陈芸  

   作者简介:陈潭,法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方治理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智慧政务、网络政治与创新管理研究;陈芸,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学术协理,主要从事智慧政务、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互联网是科技革命和知识创新的智慧结晶,是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虚拟社会和现实生活的链接平台,也是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的有效利器。互联网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公共领域,它以无障碍书写、零壁垒交流和跨边界应用诠释着网络社区的后现代话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网络数据、网络营销、网络协商、网络安全、网民心理、数字社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成为了互联网治理的高频词汇和焦点议程。与此同时,网络环境的法治化、网络管理的科学化、网络空间的规范化以及网民行为的理性化构成了互联网有效治理的可靠保障,互联网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成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关 键 词:互联网治理/生成逻辑/公共议程/行动框架/网络环境  Internet regulation/generation logic/public agenda/action framework/network environment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治理重大专项“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17VZL021)。

   互联网建构的世界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互联网以一种虚拟的方式,突破了现实世界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束缚,极大地张扬了人类的话语与行动。俨然网络生活已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人们在虚拟世界里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本质上是现实世界生存方式的一种拓展与延伸。在这一空间里,每个人都抽象为一系列的数字与代码,以肉体的非在场状态参与网络公共生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互联网解构并建构着现实生活世界,它推动着传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同时亦带来了现代公共治理的诸多困境。对这些治理难题与困境的解答与回应,是互联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毫无疑问,互联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必由之路。

  

   一、互联网治理的生成逻辑

   互联网建构的是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描述中可知,在中世纪中期,教会、宫廷、私人庭院是欧洲上流社会的汇集之地,公共领域是以统治阶级、贵族、教会显贵以及国王等为中心的事涉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而民众却被排斥在所谓的“公共领域”之外。随着商品交换、资本交换与信息交换的发展,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得以建立。到了重商主义阶段,报纸、杂志等新闻出版物随处可见,阅览室、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成为了公众议事和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公共领域开始向广大的中间阶层、手工业者、小商人、贫民逐步开放。伴随着电子媒体的兴起,商业活动和交往网络越发密集,于是,大众传播媒介不断介人公共领域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操纵力量。由此,公共领域成为了削弱权力的竞技场,“批判的公共性”逐渐取代了“操纵的公共性”,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互联网的出现和勃兴被认为是传统公共领域的位移和转场,是公众能够开展自由和平等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作为科技进步与公共领域发展的产物,网络公共领域秉承了传统的议事传统与批判精神,开辟了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浑然交融的崭新领地,互联网以零壁垒、无边界、广覆盖、去中心、大众化的特质创新了人际的交往行为和交往秩序[2]。相较于传统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摆脱了时间、地域、身份的限制,其所依赖的传播媒介也从有形的实体领域(报纸、杂志等)逐渐延伸到无形的虚体领域(微博、微信、论坛等),人类的信息交换和社会交往趋向数字化和网络化,交换的时间与交往的空间得到了相对的延展,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成为了可能。同时,公共领域是话语民主运行的空间依托,话语民主运行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匿名性的互联网交流空间里,公众抛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可以无所顾忌地在网络中尽情披露信息、抒发感受、发表意见、品评时事、参与互动,形成了全民发声的新格局[3]。另一方面,政府也从公共领域的假想客体变成了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建构者和治理者[4],政府微博、政务Vlog(视频播客)、执法直播等工具的充分运用促使政府主动地走向公共领域的话题中心。在平等的网络公共领域里,政府与公众能够就公共事务进行点对点交流,直接推动着民主协商与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公共空间的意义呈现,网络公共领域具有了新的特征:第一,空间的数字化。互联网是数字生产、传输、运行、存储的空间,数字化成为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样态和新形式。网络的数字化发展进一步催生了碎片式网格走向了高度融合。在互联网平台集成化的驱动下,互联互通的“数字社区”和“数据城堡”得以形成,甚至于零壁垒、无边界的“网络共产主义”也变得可望而又可及。第二,结构的去中心化。网络体系结构的技术架构与理念设计决定了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特征[5]。网络空间是一个无边界的多节点结构,它的形成压缩了信息传递的层级,构造了扁平化的组织模型,使得信息交流与互动更为公开、便捷,在这里不管是数字还是代码都不能阻碍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交流[6]。第三,权力的祛魅化。互联网解构了原有的信息占有关系,使得网络主体间的交往形成了新的话语权力,虚拟社会的宏观场景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转化[7],中心权力体发生了偏离和位移,网络成为权力流散的重要场所[8]。第四,创新的扩散化。良好的网络结构对于创新扩散具有重要意义[9]。而互联网是一个多主体的资源集成和信息互补平台,是一个公众自由表达、意见沟通、思想交换的空间,其为创新扩散提供了一个高聚集度、无标度的拓扑结构,不论在技术抑或思维方面都丰富了创新扩散路径、提高了创新扩散的效能。

   然而,网络公共领域并非理想的、完美的公共领域。这是因为,网络公共领域充满着一定的自我悖论,还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首先,网络信息被等同于或误解为正确知识的可能。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繁荣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现象,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点赞、分享、转发成为了网民交流的“习惯性”动作,但却极少看到对社会问题真正的协商辩论与合作解决。而且,互联网中的大量信息爆发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稀释了意见表达和理性批判的功能与价值。其次,网络公共舆论存在着“假性共识”现象。互联网让多数公众成为了“二手信息”甚至“多手信息”的接受者和围观者,公共议题的传播者有可能成为公共舆论的引导者和主导者,公共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容易被“左右”,公众意识的流向有可能被“控制”,公共舆论的“假性共识”有可能长时间存留。再次,所谓“少数派”有可能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领袖”和“核心”。在没有网络效应的情况下,少数派的观点难以形成气候[10],而互联网的存在改变了网络公众的讨论方式与出镜频率,改变了议事空间的参与条件与协商情境,“少数派”掌握的可能资源通过网络空间的传播扩散有可能吸引大批的“跟随者”与“崇拜者”。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少数派”将会对群体意见产生误导或控制,从而导致互联网议事功能和批判功能的削弱。最后,网络空间存在过度“娱乐化”和“江湖化”倾向。“娱乐恶搞”、“流量交易”、“粉丝经济”等行为的存在将看似普通的技术平台进行商业化操纵,导致网民由利益诉求者被潜在地转化为了网络消费者。另一方面,倘若“口水”、“段子”、“街骂”充斥其间,谣言、隐私、恐怖则有可能被放大,互联网存在的所谓“技术主义”、“商业主义”、“江湖主义”、“恐怖主义”路线有可能葬送新技术浪潮带来的正能量。形形色色网络问题的存在势必会造成网络生态的异化,进而带来大量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由此,互联网治理成为了当下不得不审视和解决的公共治理议题和全球性议程。

  

   二、互联网治理的公共议程

   互联网治理是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逻辑产物,是互联网秩序重建的实践反映,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行动基础。在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互联网治理面临着许多新形势与新挑战,存在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内容体系、逻辑结构和过程管理来看,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论题和主要内容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一)网络舆情分析

   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场域中公众所表现出显性的或潜在的对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等的态度、情感以及行为偏向的总和。网络舆情的核心元素主要包括热点、焦点、敏点、频点、拐点等若干方面[11]。其中,网页与文本数据挖掘、聚类分析、语义识别等技术是网络舆情分析常用的工具。总体上来看,网络舆情分析是一个收集热点、识别焦点、筛选重点、跟踪敏点、计算频点、定位拐点、聚类难点、评估疑点、记录粘点、综合散点的过程,它不仅需要统计学、情报学利用软件工具的简单图示化,也需要管理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多维验证。相较于网络民意与公共舆论而言,网络舆情蕴含的内容最为丰富,既包括已经成型的共同话语体系,也包含隐藏着的零散化、非结构化信息,且整体呈现出源头多支、交互感染性强、信息量大、杂乱无章的状态。近年来,快手、抖音、火山小视频等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信息流窜速度前所未有,凭借新兴媒介特有的叙事模式与话语技巧(例如微博中不定期出现的“热搜体”),网络舆情加速聚焦转化为公共舆论得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月25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讲话时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确实,作为舆情扩散和渗透的公共场域,网络舆情若处理得当,则能够成为政府治理的“指南针”,能够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反之,若处理不当或任意置之,则会造成舆情风险,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并引发公共危机或群体性事件。这是因为:一方面,全媒体时代刻画着网络舆情的整体生态,媒体纵深融合战略将会打破传统由“政治锦标赛”带来的信息压迫,并通过部门协同形成舆情分析的演绎逻辑,能够对网络舆情的生成、关联、真伪、发展进行分类描述,从而为公共治理决策者或互联网监管部门提供充分的情报信息并预先作出研判;另一方面,网络舆情是真实意向性与非理性的融合体,舆情内容虚实结合,舆情传播变得诡谲而不可控制。而且,由于“首因效应”的影响,政府回应主动与否、恰当与否对于网络舆情的走向几乎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构建舆情传播图像与趋势预测网络,选取测评参数和挖掘舆情监测周期中的关键节点,建立舆情预警与回应机制,实现媒介资源、生产要素和管理手段共融互通,能够优化对公共危机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机制。

   (二)网络数据处理

网络数据是指“人、机、物”三元世界在网络空间中彼此交互融合所产生并在互联网上可获得的大数据[12]。一般而言,网络数据包括政府类数据与社会类数据。政府类数据是公共行政数据、统计报告数据等集合,是国家战略发展重点的基本数据。社会类数据则包含了社交网络数据、商业活动数据等内容,是政府预测行业市场、失业就业、个人消费等的基本指数。网络数据处理是对政府类数据和社会类数据进行挖掘、加工和分析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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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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