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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京港两地书——我与金耀基先生的学缘与友缘

更新时间:2020-09-30 07:09:47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1993年元旦。因参加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学术年会,意外得此机缘。我们约好在文华酒店一楼咖啡厅见面,交谈近一个小时。当时他已经是多项荣誉在身的中文大学的副校长,但身上脸上无一处看得出与这些荣誉相关的东西。不过是一位健谈风趣、潇洒通达的名教授而已。随后是当年的11月17日至25日,马来亚大学召开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和金先生都应邀出席,有了更多的交谈机会。特别游览马六甲海峡,陡然产生的沧海桑田、天涯归客的历史幽思,使我们的精神潜界不期而然地重合在一起。吉隆坡会后,我应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邀请,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又有机会与金先生一起畅叙。说起来,颇有点像林黛玉讽刺宝姑娘所说的:和贾宝玉的见面过于频密,没有间错开,变成了见过了还不断见面。

   正是如此,仅过了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5年的11月,我和内子应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访台,交流匝月。回程过港,承陈方正先生安排,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一周。除了一次学术演讲,大项目就是和金耀基先生的访谈对话。这是事先和金先生约定好了的。一共两次,一次在1995年12月3日的下午,一次在12月4日的下午,每次两个小时。另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长谈,刘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亦在座。中心题旨是围绕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很快就是元旦、圣诞和春节。二月过后,才开始整理写作与金先生的访谈对话。但访谈的现场速记稿,无论如何找不到了。几乎翻找有一个多礼拜,还是无影无踪。我书房堆垛之乱,在京城是有名的,有时越想保存好的东西,越不易找到。想起金先生几年来厚待我们夫妇的情谊,不仅焦急,而且感到些许惶恐。那时我不会使用录音机,是一边谈一边作简要记录,嗣后如同写文章一样写成文稿。我的速记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谈话时的思想、观点、逻辑,很少会有遗漏。速记稿没有了,几乎无从写起。内子拿来她的简单记录,由于方法与我不同,仍无法理出条贯的思路。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迫使自己重回对话的现场,边追忆边一点一点地写了起来。大约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总算写出了这篇访谈对话的文稿。框架还可以,主要是血肉不够丰满,精要思想多有遗落。

   金先生何等眼力,他一下就看出了全部问题所在。于是亲自动手,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补和修改。有了他的改稿,我重新成文就便利多了。最后,这篇访谈以《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教授访谈录》为总题目,内分十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一,欧洲是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二,文明秩序的“旧”与“新”;三,“软心肠”和“硬心肠”;四,新儒家问题;五,中国文化的耗散与重构;六,民族文化认同与知识分子;七,家庭伦理可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资源;八,“家国”与“党国”;九,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十,关于挑战-回应模式;十一,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舍弃农村;十二,“亚洲价值”和“中国式民主”;十三,题尾:香港回归暨前景展望。该访谈对话稿文长一万五千言,发表在《中国文化》1996年秋季号,读者反应热烈,京中学界师友也多有称道者。

   作为佐证,不妨讲一个与这篇访谈录有关的后续故事。十年后的2006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手边有没有合适的文章给他们发表。我说其实报纸应多刊载一些有思想的文章。他们说正是此意。我说有倒是有,但已经发表了。我是指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学林”专刊,发表的我在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是《“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他们说,正因为看到了,才特地约稿。当说起什么样的文章才算作有思想,我提到了与金耀基先生的对话。不料他们看了此篇访谈文章之后,立即表示可以重新刊载。我说已过去十年,他们说完全适合当前。《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个专栏,叫《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于是便在2006年10月2日和10月9日,用两个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访谈文章。原来的题目是《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编辑马娟小姐,改作《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苍凉与自信”是她阅读文章时感觉并捕捉到的情感认知。显然比原来的题目好。因此当后来中华书局出版我的《学术访谈录》的时候,就是以《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作为全书的书名。

   至于为什么关注经济与社会的敏锐的报纸编者,会认为一篇旧文仍具有当今的价值,读者如果细详自然有分晓。我要说的是,这得归功于金耀基先生,是他的思想的浓度和活性,把旧雨变成了新知。如果不是金先生耗费心力对文稿加以修润,不可能有大家现在看到的那样的思想深度。

   金耀基先生本来一向以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现代化著称。他早期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所关涉的都是此一方面的内容。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四卷本著作精选,包括《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研究》,更成为研究者奉为典要的必读之书。金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本国文化土壤之上的多方探讨。他当然深知就中的纠葛与张力,但他不得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命定的,只能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出发,厘清自己在多元国际化社会环境中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为可预见的将来构建新的文明秩序。他引用墨西哥诗人帕兹(Octavio Paz)的说法,认为现代化既是“命定的”,又是“被诅咒的”。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试图抛开本国固有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诉求,是不可想象的。就文明类型而言,他说中国是“文明体国家”,有自己独立发生发展的文明建构的历史。他的这一思想,经常为我所引用。

  

   他的另一本广为学界人士推重的著作,是《大学之理念》。此书对现代大学的发展过分侧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健全人格培养的“止于至善”的目标,作了深切的反思,最能见出他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前瞻性合一的教育情怀。这里,需要讲述一件与此直接相关的事情。2015年春节前夕,我们通电话,讲到近来我颇为关注当代文化的价值重构问题。嗣后他寄来一篇文章,即《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寄示此文的同时,附有一信,抄录如下。

   梦溪先生如见:

   岁末来电话,闻音而喜,虽不能畅谈,亦年尾快事也。

   兹奉上2009年之讲演《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文中所论与先生近年所关怀之文化问题颇有契合处,特请指教。今年中广东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我之选集,题曰《中国文明之现代转型》,届时当寄上请教。

   方正兄月前带来先生写庞朴先生一文,读后感慨无已。

   特此祝

   羊年吉祥

   金耀基 2015.2.18.除夕

   当我细读金先生的《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文章之后,感到深获我心,当即写信告知我的阅读心得。他得信后,又打电话与我继续交谈此一话题。金先生的文章虽然已先期披载于香港的学术刊物,考虑到其对百年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检讨与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建构的点睛和切中,经征得金先生同意,我还是决定在2015年的春季号《中国文化》杂志,重新予以刊布。我的信的原件,金先生在他的《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一书中作了收录,不妨也抄录出来,供读者参酌。

   耀基先生道鉴:

   乙未除夕之手示并大著《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拜悉。三复其义,获益良多。我近年之所思,在返归六经,重构中国文化之价值系统,从而厘清国学的概念,使之与文史哲之现代分科不相冲突。中国人做人暨立国之基本依据实在六经,此上世纪熊逸翁、马一浮诸贤所论定,可谓典要至理。此理经数年前惠示齿及拙《论国学》欲在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一语,益感豁然。今次之大著则从中西大学之道转换之背景,梳理其“道”变之过程,理据物则无可迈越,行文逻辑亦严密流贯,叹服叹服!且此义之大,在今日之中国,尤显急迫,与唐、牟之时代又自不同。盖内地经不间断的反传统,加之文革之祸,近二十年的物欲横流,不止道亦无道,人亦不知何为其人了。“从经学到科学”之立说,我想是基于历史事实之叙述,自为的论。揆之内地,尚衍生出一科学变形之史实,即以一统之学说为唯一之科学,以至科学泛化,终致取消了科学本身。今日之价值由流失到混乱,此亦一重要原因。所引西方哲人鲁易士、普南之论,亦甚具启发。而归之为“求真”之外,须补之以善、美,诚然诚然。求真带来了科学爆炸,也带来了欲望的无所节制,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此事久难全也。王国维上世纪初曾有哲学之“可信与可爱”的矛盾,金岳霖也有过中国哲学未来方向的游移:回到中国的古圣或亚理斯多德,还是数理逻辑分析哲学?他说他很困惑。则耀基先生此文,不仅可解梦溪之惑,王、金大师之惑并为之解矣。文集乞得便寄下,先此为谢。不备,即祈

   春安撰吉。

   梦溪拜上 三月十四日

   本人正在关注并深研的问题,得到向所服膺的耀基先生的理据支持,内心的充实和欢悦可想而知。当时的激动之情和所激发的学理兴趣,不可遏止地在信中流溢出来。不仅此也,在刊发金先生《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大著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引申论述的编后记,后来曾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报刊。

   这件事,其实还和我们之间的另一故事有关。2008年年初,我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和《论国学》两书寄请金先生指正。他于3月8日写来一封四页纸的信函,这是金先生写给我的最长的一封信。开头一段写道:“周末返中大研究室,欣见大著《论国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两册,甚感。大著所论问题,所写人物皆我深感兴趣者。三日来,拜读十之七八,诚通古知今,博洽周证,厚积薄发之作,识见与气局,非时流可及。写王国维、陈寅恪,笔意高卓,最获我心。写马一浮,故事说的好,寓意深沉,但我总觉他是有宋以来讲德性之知的通儒,殿后意义大过启后,较之王、陈承先而又开启学术新运者颇有不同。”除却谬许之言,让我感动的是,金先生以繁忙之身,竟用了三天的时间,几乎将两本书读竟。而评王、陈、马,称马作为宋以来倡德性之知的通儒,其“殿后意义大过启后,较之王、陈承先而又开启学术新运者颇有不同”,此一断判,只有慧高识卓的通儒方讲得出。

  

   信中涉及国学的部分尤具启发意义。拙《论国学》梳理国学概念的缘起和流变至详,列举了胡适、钱穆、马一浮等各家的论述,认为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只是一现代学术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的概念。古代也有“国学”的名称,但都是指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金先生认同我的说法,故回应说:“国学二字,即中国之学,确是依‘他’而起,无西方之参照,即无国学之可说。”又站在他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立场,写道:“中国与中国文化之涵义,是有永续性而又有变动性者,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可久可大也。鄙人讲中国现代化已四十年于兹,从学术文化观点说,亦只是这个意思,即现代化后之中国文化,其内涵必不可不有西学之元素,此应是中国文化之内涵的第二次扩大化也。”金先生此义极为重要,即和老辈如梁任公一样,绝不把中国的学问与外国的学问对立起来。他因此将中国文化中的西学元素,视为中国文化的扩大化。佛教传入,他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扩大化,而晚清的西学进入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扩大化。大哉,斯论!吾往矣,吾往矣。

而在此信的结尾一段,金先生又提出:“尊文《论国学》中‘一点设想’,建议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六艺为主。读来叫我又惊恐,又欢喜,此是文化教育绝大事情,此涉及为‘价值教育’(或‘伦理教育’)在今日(中、西均然)垄断的‘知性学’外寻求一位置,也是在今日学校(特别是大学)的课程中寻求一位置。我最欣赏尊文所说‘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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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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