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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里 谢榕:数字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信息沟通技术的社会不平等效应探析

更新时间:2020-09-28 00:12:57
作者: 赵万里   谢榕  

   内容提要:信息以及信息的掌握能力是当今社会的核心资源,已经成为社会分层考量的重要维度。对信息技术差异化使用的解释模型逐渐从最初的数字鸿沟发展到了数字不平等。相关学者围绕ICTs与社会不平等状态的交互作用进行了详尽探讨,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数字不平等作为中介一方面再现了线下社会分层,另一方面以强化或重塑的形式对社会分层起到反向作用。在信息社会,社会分层理论应当以一种更加整体和动态的方式思考数字不平等,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启发了分层研究分析信息技术差异化使用的新思路,提供了打破已有研究中以传统阶层理论为主的解释模式的途径。

   关 键 词:信息沟通技术;数字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布迪厄;行动者网络理论

   项目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8ZDA163)。

   作者简介:赵万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谢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

   信息沟通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自诞生以来,通过拓展信息获取渠道、革新互动模式、重塑身份认同,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其社会影响业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中的技能与智能技术十分关键,“技术经济领域虽然不决定政治与文化方面,但是当它传播到全社会并面临工具理性的要求时,往往成为变革的引发者……”[1]卡斯特也随之认为在“网络社会”中,信息资源已经变得像工业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如今,对社会地位和权力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向信息、技能和知识倾斜,当对信息的掌握和运用比资产和财富更能决定个人的生活机会时,传统的社会阶层思想受到了来自后工业社会的冲击,“什么是定义当代阶级结构的指标”这一分层研究的核心问题需要在信息社会背景下重新被审视。

   技术的扩散不是均质的,在一个本就不平等的社会中,ICTs的差异化使用体现为能否接入互联网、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的高低、获取与生产知识的不同方式等等,这些内容成为数字不平等研究的核心,有论者认为,“个人的数字参与与数字资本关乎个人或群体在许多领域内优势地位的获得,如果不考虑数字不平等,是无法理解21世纪的社会景观的”[2]。ICTs的获取和使用如何通过影响优势地位的获得从而冲击现有社会分层形态?信息元素作为不平等的来源时如何发挥作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着重讨论数字不平等这一国外信息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分析ICTs使用差异与传统不平等之间的交织模式,并尝试在数字不平等背景下思考突破现有分层研究理论局限、重建理论的可能。

   一、ICTs的使用差异:从数字鸿沟到数字不平等

   ICTs的社会差异化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就得到了重视,以数字鸿沟的概念形式出现,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3]。这种差距根据不同的指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国家和地区间的、种族间的、不同教育水平的等等,其内容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信息传播技术基础的社会建设、拥有和使用率。该概念自提出以来,在提醒我们注意国家、地区间的互联网普及与受益差别,警惕新型贫富差距和优势差异的积累效应方面发挥了作用。

   由于强调技术占有的两极化,暗含一种对不公平的担忧,数字鸿沟研究大都是从公共政策和经济转型等视角来开展的[4]78。近年来,由于ICTs对个人和群体差异化重构的机制日益复杂,数字鸿沟概念因为种种缺陷越来越受到质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鸿沟”背后的关于信息拥有者和贫乏者的二分法饱受诟病,不但将ICTs的使用差异简单化,还隐含了将技术使用者类型化的倾向。这种类型化倾向在具体研究中表现有二:一是对比不同地区间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程度,并据此划分信息接触的主体,例如国家间的差距、省际差异、城乡差异等:二是根据人口统计特征来划分数字技术使用的社会类属,常见的变量有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善于描述变量间的关系,通常都使用定量统计方法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处理,但在研究结论上并没有太多意料之外的内容。

   第二,数字鸿沟研究中,不平等主要指技术机会的不平等[5],尤其是对技术设备的占有差异。尽管在政府和市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备信息服务的背景下,技术扩散的过程使得这种差异越来越小,但令其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于是数字鸿沟在最初是一个以技术设备为中心的公共政策问题,关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地区间的不均衡。即便是最近国外对数字鸿沟的研究中,测量指标仍然表现在如外围访问的多样性、与设备相关的机会、维护硬件和订阅软件所需的费用以及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等[6][7]。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思路会导致对“数字科技必然带来益处”的默认,视数字科技的匮乏为发展的唯一障碍,表现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

   第三,数字鸿沟研究注重描述技术使用者的差异,却不太重视解释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特别注意技术上的细节,却对更根本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8]25。正如Van Dijk在回溯数字鸿沟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时指出:“在过去的5年—10年中,它一直处于描述性水平,强调收入、教育、年龄、性别和种族的人口统计。到目前为止……数字鸿沟还没有在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其他类型的不平等、甚至是一般的人类不平等概念的背景下讨论过。”[5]

   相比之下,数字不平等是一个更加综合的概念,在较早使用该概念的学者中,DiMaggio将信息通讯技术接入和使用方面的不平等视为一种已经接入互联网的用户体现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态[9];Hiroshi Ono在对五个国家的信息技术使用模式和决定因素进行对比时,预设信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的一般差异模式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有关[10]。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问题,数字不平等突破了数字鸿沟的局限:

   针对“二分法”的诟病,一些研究者(如Hargittai)认为数字媒体的接入和使用之间存在的不是鸿沟,而是一个连续谱[4]22。这种思路使得技术使用的问题变得微妙:谁能有效利用互联网来增利?数字不平等不仅会考虑人口特征变量,由于与线下社会不平等密切关联,它也关心数字技术在影响社会福祉、家庭、政治参与、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表现[11][12][13][14]。ICTs的运用借此得以真正与其他类型的不平等以及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联系在一起,为探讨更一般的人类不平等理论做好了准备。

   与单维的技术决定论相比,数字不平等研究更加重视社会与科技的交互关系,努力将技术的差异化使用放到本土的社会实践情境中去认识。“社会网络中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其他领域内的不平等参与”,数字技术不均衡接入和差异化使用也应被视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不平等的一种反映[5],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技术问题。此外,文化要素(如对技术的态度)越来越被重视,如Harambam等人认为,文化意义以及人们对网络生活的价值判断对网络使用行为的影响力最大,故而不能将互联网视为一个实体、一个自我指涉的存在,因为技术没有内在的意义,人们只能通过文化的生产和使用实践它[15]。

   最重要的是,数字不平等将ICTs视为社会分层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该领域下的研究都积极向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中找寻灵感,不仅尝试在网络空间中划分阶层[4]34[16],还努力在一般的阶层理论中纳入技术元素,例如邱林川提出的“信息中下阶层”概念,关注线下社会中不同的身份群体(如流动者、老年人)对ICTs的创造性使用[8]27。这种在阶层分析中充分考虑ICTs影响力的思路,能够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包括媒介使用和网络经历中碰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及其结构性根源。

   那么,哪些群体更容易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来使自己获益?技术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怎样在ICTs使用中体现?这需要根据数字不平等的最新研究进行分析。

   二、ICTs与社会不平等的互构模式

   ICTs的应用与现存社会分层结构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同一过程中,技术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功能部分,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本身也会因技术的扩散发生一些形态变化。可以根据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提供的一些思路来整合ICTs与社会不平等间的关系。STS主要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贝尔纳早期的STS研究侧重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后经符号互动论和批判社会学的修正,STS逐渐从科技决定论转向了“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互动论”。这种互动论拒绝将一方视为对另一方的单线作用的叠加,即源于科技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将科技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的外在变量,因为“任何单向的作用都会同时受到另一个方向的作用的调节或约束,其程度是由具体的经验情境条件来界定的”[17]。ICTs的使用也遵照这个原则,数字技术会影响当代社会生活样貌,但起作用的方式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二者在相互影响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建构着彼此。ICTs与社会不平等形态的互构作用可以归纳以下三种模式:

   1.社会分层从线下向网络空间的延伸效应

   若将数字不平等作为因变量考虑,会发现现有社会阶层差异会延伸和再现于数字空间中,互联网并没有像乐观者设想的那样消弭差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以数字参与的形式复制了现存各个群体的差异。

   简单来说,在现实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在网络中会维持这种优势——尤其表现在ICTs使用的频率和程度、数字和网络技能方面,因为这部分人拥有更多参与数字生活的机会,能持续而稳定地接入互联网[18],并且具有足够的技能与素养[19]、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14]。以性别变量为例,尽管在数字接入方面的男女差异有所减小[20],但女性使用数字技术的频率更低[21]、在线活动范围更狭窄、对自身的数字技能评价也更低[22],且越是在强调性别不平等文化观念的社会中,性别数字差异就越大——日本与韩国的性别鸿沟要甚于瑞典和美国[10];在工作领域中,熟练掌握数字技能的人比另一些人更能获利,互联网使用与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在使用内容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网民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另一部分网民特别是低教育阶层者更多地使用娱乐功能[23]。

   这种延伸效应的分析依据主要是韦伯的分层理论。韦伯所认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相关的生活机会都能以数字资源的形式得到体现:硬件、软件和基于订阅的互联网访问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而快速变化的技术需要持续投入新设备以保证高效实用;社会地位会通过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影响人们在使用技术时做出的选择[24];“政治和文化生活是经由网络中的信息流组织起来的”[25],政治权力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来实现。Blank和Groselj整合了此类研究,他们将阶级、地位和权力融合进一个框架,系统分析了线下分层如何转化为在线分层,认为个人在这三个维度系统中的地位共同决定了人们的在线活动参与(阶级、地位和权力分别被操作化为收入、教育和政治参与)[25]。

   2.技术资本对线下不平等的强化效应

技术资本概念最初是由布迪厄作为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而提出的,原意指工人所能利用的独特的技术资源,可以被解释为职业资格和通过教育获得的专有技术的技术形式,类似于手工艺技能资本。在信息技术语境下,许多人认为关于电脑和网络的文化资本——包括知识、技能、技术意识以及在私人和公共场域内使用技术的能力——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资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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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与社会》(京)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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