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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平:知识厄运与制度悲剧——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历史省察

更新时间:2020-09-27 08:44:46
作者: 彭泽平  

   摘    要:

   文革时期, 在“教育革命”的名目之下, “知识”与“制度”在课程“革命”的浪潮中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厄运, 导致了“教育”内涵的遗失与人发展的异化。从根源来看, 它实际上与晚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构筑的偏误紧密相关。

   关键词:文革时期; 基础教育; 课程“革命”;

  

   一、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样态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教育领域爆发的。1966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五·七指示》,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简称《五·一六通知》) 。1966年8月8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在毛泽东对“破四旧”的鼓舞下, 在教育领域, 旋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砸烂旧学校”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 全国中小学也纷纷停课“闹革命”, 使全国教育事业陷入了大瘫痪状态。

   为了制止学校中的混乱局势, 推动“教育革命”的有序进行, 1967年2月, 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草案) 》和《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供讨论和试行用) 》, 要求师生返校闹革命。1967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一次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要求一律立即开学, 一边进行教学, 一边进行革命。在中央的再三强调下, 各地中小学逐渐开始复课, 在进驻学校的“工宣队”的领导下, 开展“斗、批、改”, 对中小学的课程进行“革命”, 就其内容来看, 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 精简课程, 建立“革命化”课程

   文革初期, 全国中小学停课闹革命, 正规的学校课程被打乱。中小学陆续复课以后, 各地开始了恢复知识课、精简课程的工作, 对原来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在上海, 据196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介绍, 上海的一些中学开始试复知识课, 将化学和生物合并为农业基础课, 把数学和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课, 还开设一门革命文艺课[1] (P237) 。1969年5月12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 (草案) 》, 《大纲》提出:在课程设置上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大纲》规定:小学设政治语文课、算术课、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劳动课五门课;中学设毛泽东思想教育课 (包括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农业基础课 (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地理) 、革命文艺课 (包括语文) 、军事体育课 (包括学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加强战备观念和开展军事体育活动) 、劳动课。1969年6月, 上海印发了《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 规定小学设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语文课、算术课 (包括珠算) 、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科学常识课和外语课, 中学设毛泽东思想课 (包括中国近代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社会发展简史和地理知识) 、语文课 (包括语法、逻辑) 、数学课、革命文艺课 (音乐、美术合并) 、工农业基础知识课 (物理、化学、生物) 、外语课和军事体育课。[2] (P385) 在这些“典型”的示范下, 各地纷纷对中小学原有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合并和砍换, 建立了一套以政治为统帅的革命化课程体系。1974年11月, 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 各地中小学普遍搞开门办学。大搞厂校挂钩、大办小工厂、小农场和工农兵同批孔老二等教学活动。学校中阶级斗争成为主课, 劳动成为中心, 教学计划经常变动, 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求;师生纷纷“到大课堂去”, “进进出出, 上上下下”, 学校秩序一片混乱。

   (二) 中小学教科书的“政治化”、“形式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原有的中小学教材被视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而被加以全盘否定。1966年6月13日, 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 “批示”强调中学所用教材不能再用, 要求教育部重新编辑中学各科教材。“批示”指出, 小学语文、历史教材问题很多, 教育部应组织力量着手重新编写和审查, 主张采取过渡的办法, 历史课暂停开设, 语文教材应审查一次, 将其中坏的内容删去后暂时采用。不论初小和高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可以学习一些毛主席语录, 高小可以学“老三篇” (《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 以及其他适合于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1968年, 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小组, 开始自编教材。从“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编写的教材来看, 它们有如下特点:

   一是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在所谓“以政治内容统帅知识体系”号召下, 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牵强附会、穿靴戴帽地加上了与本课程毫无相关的内容。尤其是语文, 大量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被选入教材, 以上海为例:1969年8月, 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草拟的《上海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供讨论用) 》明确提出, 教材编写“必须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 坚持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入选的课文力求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圈定的选材范围是:1) 毛主席著作;2) 林彪同志的文章;3) 重要社论、文件和革命大批判文章;4) 工农兵写的和写工农兵的文章;5) 其它文章。要求教材编写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突出毛泽东思想, 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 课文编排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红线, 按政治观点和思想内容组成若干单元。一篇毛主席著作 (或毛主席语录) 统帅一篇或几篇其它课文。[3] (P142—146)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操纵下, 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以及“四人帮”用以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材料也被大量选入教材。例如,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被“四人帮”用来进行政治骗局的张铁生的答案以及《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对张铁生的信所加的编者按语, 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等等。1973年3月18日, 国务院教科组发出通知, 将毛泽东复李庆霖的信, 李信、张铁生答卷, 编者按编入中学教材。11月, 国务院科教组按江青的旨意发出通知, 要求学校教材要充分反映文化大革命成果和批林批孔斗争, 将《论语》、《三字经》、《女儿经》等节选、批注编入教材[1] (P239) 。上海中学的政治教材《中国共产党史》, 由张春桥授意, 以市委写作组编写的《党史》为依据, 不仅篡改了党史发展内容, 而且拼命抬高江青, 仅此一书就有五处为她树碑立传[2] (P392) 。充斥着“四人帮”所鼓吹的反动的思想内容。

   二是打乱了知识的学科体系, 鼓吹庸俗的实用主义, 降低了知识水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 文革时期的中小学教材在课程合并、删砍的背景下, 也进行了删砍、合并, 许多地区取消物理、化学、生物课, 改设“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课的教材按电工、化工等工业部类来写, 合并入此课的原有物理、化学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农业基础”课由原生物、化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合并而成, 按“三机一泵” (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 、“四大作物”等部类编写, 基本上是以生产为主线安排教学内容。物理学部分讲“三机一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四大作物”等等。打乱了各学科的知识体系。由于片面强调实用, 原来教材中的一些知识被大量删节, 导致教材内容过度浓缩, 教材的跳跃性增大, 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困难。

   (三) 课程实施的“政治化”、“实践化”

   文革时期, 中小学的课程实施上的一大改革便是强调与无产阶级政治、工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吉林梨树县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 (草案) 》规定:“教学方法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行官兵互教, 师生评教评学, 采取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 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等方法, 把‘学’和‘用’密切地结合起来。”[4] (P185) 在课程实施的具体方面, 各地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新做法”:一是学生上讲台;二是“开门教学”。“开门教学”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方面是“走出去”, 另一方面是“请进来”。“请进来”主要是选调工农兵充实改造教师队伍, 聘请工农兵讲师和兼职教师上课, 临时请老工人、老贫农作政治报告和上实践课等等。“走出去”即是组织学生外出参加实践活动或进行现场教学。如广东增城县三江公社溪头小学某班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撒满阳光的宽广道路》两课, 领学生“走出去”访知识青年黄秀如, 大家“一起批判了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五指山上大寨花》一课, 又“走出去”参观西水生产队的农田。学习《首次上阵》一课, “走出去”找到妇女队长姚转娣讲斗争事迹。[5]有些学校教学甚至包含了“走出去”、“请进来”、“学生讲”几种办法。从这些“开门办学”的具体举措来看, 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教学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开门教学的主观目的不是从学习知识出发, 而是从“以实践经验贬书本理论”、与17年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政治目的出发, 所以, “开门教学”的结果多是:只开门, 不办学。其结果是只突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劳动, 突出了实践, 削弱了文化教育, 有些纯粹是为“开门”而“开门”, 导致教学效果少、慢、差、费, 其实质是否定了教学为主的原则, 降低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四) 实行“开门考试”

   在考试方面, “文革”前, 考试就被毛泽东批评为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整学生, 对学生进行突然袭击。“文革”爆发后, 称“分数线是对工农子女的封锁线”, 一度取消了考试。1966年7月13日, 教育部发出《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 提出:中小学各年级的学期考试, 凡是没有举行的, 一律不举行, 改由师生民主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6] (P404) 后来, 考试又逐渐恢复, 但在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 注重“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如吉林梨树县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 (草案) 》提出, “中小学都要布置适当的作业和进行必要的成绩考核, 采取开卷考试和实际操作等方法。”《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则提出:“废除旧的考试制度, 建立新的考核制度。……按各门课程的具体要求, 采取师生集体讲评、出题考核和实际操作等考试方法, 实行民主评定。”[7] (P179) 在对开门考试的倡导下, 一些学校纷纷效仿。如北京市密云二中走出校门, 到三大运动的实践中进行考试, 请工农兵检验学生的成绩。[8]“开门考试”比起传统的考试方式来看, 确实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学校的“开门考试”、“开卷考试”是只“开门”、“开卷”而不“考试”。如河北威县辛店学校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考试, 是由学生带中共十大文件去社员家, 让贫下中农评定成绩;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考试是写本队四类分子和贫下中农的名单。[9] (P154, P229) 这些突出政治性的“开门考试”, 已失去检查文化学习情况的意义。

  

   二、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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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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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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