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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走进沙滩北街十五号

更新时间:2020-09-26 19:10:06
作者: 梁慧星 (进入专栏)  

   沙滩北街,是京城景山东侧一条南北走向、长不足百米、极其冷僻的小街。北端与沙滩后街相交处一座小院,即是国内外闻名的沙滩北街十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之所在。院门东向,与街左文化部大院后门相正对。我有幸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之十月,进入这座朴实无华的小院。惊异于其中人我关系之平等、尊重、友善,以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之氛围。遂浸淫其间,历三十寒暑,虽衰发满帻,亦不弃不离,不改其乐。回首往事,仍有感概于当初走进这座小院之匪易。

   我于1962年在四川省眉山县青神中学以全优成绩毕业,在眉山县中学考场参加高考。高考分理工、农医和文科三类。当时风尚,重理轻文。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学谚。班主任倪海光老师动员我报考理工,说:你考理工一点问题都没有,考文科就不保险,文科招生少。我不听班主任的劝告,执意报文科。在填志愿表时,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到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凡可报的中文系全填上了,剩最末一个志愿,填四川行政学院充数。倪海光老师踱到我课桌前,低头看看我的志愿表,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用两个手指头点着我填的四川师范学院和四川行政学院,然后做了个交换的手势。我心想:交换就交换,难道我真的就进这个学校不成!于是把四川行政学院由普通校最末换到普通校第一。殊不知就这一换,注定了我的文学梦的破灭。我真的收到四川行政学院的录取通知。因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实行调整政策,撤销主管法律教育的司法部,把五所政法学院下放地方。西南政法学院下放四川省,改名四川行政学院,设政治、法律两系,培养政治教员和政法公安干部。我被录取在四川行政学院法律系政法公安专业。进校第二年,政治系撤销,仅保留法律系。此后又恢复了西南政法学院校名。所学习的专业课程,唯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宪法学教材的作者是王珉、王叔文。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同样,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自编的民事政策学教材和刑事政策学教材,薄薄的两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本科四年真没有学到什么法律知识。所幸毕业前有三个月实打实的实习。1966年春季开学,即往江津县法院实习,使我们这些法律系本科生多少对政法工作有所了解。当时的江津县法院,在县城法院住所设一个院内庭,另在各区设一区法庭。我被分派在院内庭,由庭长带着办理刑事案件。庭长姓廖,文质彬彬,富有审判经验。教我怎样阅卷,在阅卷中怎样发现问题,怎样写阅卷报告,怎样担任书记员,怎样做询问笔录,怎样写判决书,以及结案后怎样装订案卷。到看守所讯问被告和下乡调查案件,多数时候是和法警一道。法院仅一位法警,开庭时履行法警职责,平时也做与审判员一样的工作。法警身材魁伟,待人很和善,一道下乡调查案件,对我照顾有加。可惜已忘其姓名。三个月时间,我参予办理的案件不少,因而对从事审判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和廖庭长办过一个案件。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到公安局要求进监狱劳改。接待干警没好气地说:”你不够条件。”问:”要啷个才够条件?”答:”去把火车掀翻嘛。”认为此人有神经病。殊不知这个人真的去掀翻火车,搬几块大石头堆在铁道上,然后蹲在附近草丛中,当巡道工巡查过来发现时,主动跑出来承认。廖庭长认定被告不构成犯罪。另一次我被暂借到检察院,随检察长下乡查一件纵火案。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将自家住房点燃了,目的也是进监狱劳改。检察长认为不构成犯罪,教育后把人放了,也把红杏出墙的妻子教育了一番。两个案件作案动机相同,都是妻子红杏出墙,丈夫不是要求离婚,而是想自己进监狱劳改。令人难解。我还参予复查平反过一个冤案。解放初土匪暴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山坡上一边跑、一边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镇反时这个男孩被当作匪首判了重刑。我和法警去劳改农场宣布平反,当场释放。服刑十多年,才三十来岁,完全一个老头。我和法警一路唏嘘不已。三个月的实习结束,想到不久就要走上政法工作岗位,真的有一股豪迈之气。恰似唐人诗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没有料到,实习返校,马上就传达”五一六通知”,宣布停课闹革命,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1968年底大学生分配工作,按照当时”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政策,我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市。到昆明市革委会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知道分配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其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均已撤销,即所谓”砸烂公检法”。大约在元月中,被分配到市革委会人保组。到人保组报到,负责接待的军人很热情。我被确定在办案组。然后是人保组负责人五十四军某部张副政委接见。张副政委态度严肃却不失和蔼,真的语重心长:专政工作,需要知识分子,到了人保组就算到家了。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定要服从纪律,一定要讲党性,不能讲派性。一定要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是毛主席一手创建、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队伍,从来最讲党性、最坚持党性。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张副政委一席话,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听后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在外漂泊多年后终于回家见到亲人的感觉。决心好好工作,报效国家,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张副政委的殷切期望。张副政委接见后去食堂用餐,餐后要去办案组与组长和同事们见面,次日正式上班。不料,刚吃过饭,负责接待的军人前来宣布张副政委的指示:刚来的大学生,打哪儿来,回哪儿去。犹如晴空一个霹雳,人一下子就懵了!很快回过神来,自己警告自己:逐客令下,军令如山!自己也是一条汉子,不能说半句软话,露半点贱相,让人看轻了。于是故作轻松状,不迟疑地回接待室取了行李,同负责接待的军人步出大院。跨出大门警戒线,回头与军人告别,浅浅一笑、挥一挥手!此处不留人,应有留人处。人保组大院在北京路,向北不远就到了邮电大楼,右转东风东路,很快就回到市革委大院,进到大学生分配办公室,负责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态,显然已接到人保组的电话,说:等过了春节再说吧!待过完春节,市分办负责人和颜悦色、试探性地问:如果分配到工厂,去不去?回答一个字:去。此日此时,距到达昆明也近两月。五十多天,兜里揣着派遣证和工资关系、粮食关系证明信,没有单位,不能报到,不报到就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没有工资、没有粮票靠什么吃饭?靠什么住店?靠什么活?!若非六八级李锡昆同学的父亲母亲收留我,真不知五十多个白天如何挨过,五十多个寒夜何处投宿?!此时此刻,且不说是去工厂,就是宇宙洪荒、虎穴龙潭,别人能去,我亦能去!别人能干,我亦能干!别人能受,我亦能受!恰似溺水之人偶抓漂木,岂有放脱之理。犹自庆幸天不绝我。于是到了昆明市重工局所属农用轴承厂,厂在昆明东郊大板桥,距市区20公里。当地谚云:三尺长一座大板桥,这头踏上那头摇。又云:大板桥,一大怪,三个蚊子一盘菜!另据史料,长征红军佯攻昆明,先头部队抵达大板桥,省主席龙云急调滇军回防,红军乘机夺路西进,顺利渡过金沙江。我在轴承厂十年,先后担任政工干事、劳资干事和工会宣传干事,而担任工会宣传干事时间最长。厂工会宣传干事,负责墙报、广播站、图书阅览室,组织职工体育活动、文娱演出,以及订报刊、收发信件,等等。厂是新厂,1966年筹建,1969年投产,200多号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青工,一度文娱体育活动很活跃。常有车间之间的篮球比赛、排球比赛,与兄弟工厂和当地驻军的篮球比赛、排球比赛。节日厂内有文娱演出,还到山下炮团和干海子炮四师师部慰问演出。一次重工局举行田径运动会,三十多家厂,三十多支代表队,我厂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和男子四百米接力第二名,在厂史上是仅有的最好成绩。10年的工厂经历,经受了各种磨练。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实际有了感性认识,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较深了解,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回忆我在工厂,领导交给的工作,无论是否属于本职,没有讲过条件,而且总是完成得很好,没出过错。我的禀性,不是心高气傲的人,也不是爱提意见的人。获得这样一个为人民服务、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机会实在不易,自当积极工作、改造思想,夹住尾巴做人。岂敢恃才傲物,说话伤人!十年时间,真没对谁提过批评意见。自觉与厂、部门、车间领导和班组长、老工青工关系颇融洽。全厂上下对我的评价都不错,1971年很顺利地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政工干事马学书同志。其时党章取消预备期,一经组织批准,即为正式党员。但一次支部书记提名我担任厂工会副主席,却在领导班子未获通过,使我对自己有了清醒的判断。认识到做文字工作是我所长,也是兴趣所在,与人交往特别是与领导交往是我所短。此所谓”短”,实是不得不然。因我有成见在胸: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关系,不做任何人的铁杆。此是我20岁左右时,受当时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启示,决定于人我关系采不结盟主义。文革中的经历见闻,更使我坚信不移,决心终生信守。注定我不适于官场。工厂工会宣传工作本就轻松。自己出身农民且正当青年,不怕吃苦,参加车间劳动自不在话下。个人生活也颇顺利。1972年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上班工作胜任愉快,业余时间开荒种菜,饲养鸡鸭鹅兔。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办广播、编墙报、组织文体活动,也算党的事业之一部,也算精忠报国之一途。心如止水,不生波澜。孰料文革结束,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相继恢复。中央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号召专业归口。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竟又死灰复燃。我想归口到中级法院或者基层法院,经校友吕廷远兄介绍见了中级法院邓院长。邓院长对我曾分配中级法院及到人保组报到有所耳闻,当即表示:很需要,很欢迎,只要工厂放人。但是工厂不放人。归口法院的希望再次破灭。支部书记黄朝铣同志调出厂后透露:当时市委组织部来了调令,厂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把调令锁进抽屉,严密封锁消息,终未泄露一点风声。一个基层支部,保密如此之严,你不得不佩服。西南政法学院复办,张序九老师推荐我回校任教。张老师善于识人,校内有小伯乐之誉,推荐过不少教员。据张老师来信,学院领导已经通过,家属安排亦有考虑,要我即向厂领导提出申请。厂长姓栾,从市标准件厂调来不久,为人十分直爽。我提出调回母校任教,栾厂长当即爽快答应,说:你去大学任教可以为党多做贡献,校方函来即可办理调动手续,全家一道走,厂里绝不刁难。真是快人快语,令我感佩不已。庆幸遇到好人,老天助我。不久西政真来函调人时,厂长、书记一齐推翻前诺,一致表示绝不同意调出,理由依旧:工厂工作也是党的需要。我厂先后分配来四位大学生,其中云南大学一位,外语专科一位,加上我的西政同学共三位,均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归口名义,相继先后调走。同一个政策,同一个厂,同一个支部。何以独留我一人?!个中缘由,请谁人点拨?!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第二批招生专业目录公布,其中有法学专业。这时母校张序九老师来信,鼓励我报考,谆谆告诫:机不可失!当时政策规定,任何单位对于职工报考研究生不得阻拦。先自喜不自胜!我要考上研究生,纵是天王老子恐怕他也拦我不住!复转念一想,顿生踌躇。全国招生,漫无限制,无论本科、专科,已经毕业、尚未毕业,工农兵学员,老三届知青,工人、农民、干部、群众及有无职业,均可报考,考生人数之众多,可想而知。丢开书本,抛弃专业,十有余年,仓促应考,其困难程度,亦可想而知。虽然政策不允许单位阻拦,但工厂领导态度未变,我要考上了不打紧,若要考而不上,工厂领导将如何对我?我又将如何面对工厂领导?其难堪与尴尬,亦可想而知。是故瞻前顾后,反反复复,犹犹豫豫,迁延难决。而时不我待,转瞬之间,报名期间将过。报名最后日之前日,竟日心烦意乱,忐忑不安。是夜辗转床榻,不能成眠。扪心自问:何以畏首畏尾?何以迟疑不决?纵然折戟考场、名落孙山,又有何可惜?冷嘲热讽,尴尬难堪,又有何可惧?俗语云:佛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争而不得,应承认自己无能,岂可怨得他人!张师认我有才,举荐任教不果,复又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一再叮嘱勿失良机,我若临阵畏缩、未上考场,将来如何面对夫子?如何面对自己?遂决定报考,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即唤醒妻子,告知我意已决。时在报名期限最后一日凌晨两点。工厂起床号响起,顿觉一身轻松。赶早到办公室请假、打证明信,乘11路公共汽车进城,到设在官渡区的省招办填写报名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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