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小兵:历史学者往往会对未来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更新时间:2020-09-25 17:34:16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刘亚光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口述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等,著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等书。

  

   本文为刘亚光先生对唐小兵教授的专访全稿。在文中唐小兵先生介绍了他从新闻传播学转向历史学研究的求学历程,并谈及对知识分子、新革命史研究、当下的公共空间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学一定是以人的个体生命体验为中心的;由于历史学者更关注历史的复杂性,即便是在一个看起来很糟糕的阶段里,他们也往往会对未来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01

走上历史这条路,也并非全是偶然


   刘亚光:你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晚清民国的报刊史、知识分子史,以及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相关的问题。在许多文章中,你都提到过孔飞力的一句话对你影响很大,大意是说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对于你来说,个人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了你选择以历史为志业?

  

   唐小兵:我选择历史专业其实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我本科学的是新闻学,在湖南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以后到衡阳师范学院新闻系教书。当时一边教书,一边想着再考一个新闻专业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一次去长沙玩,跟随一个在湖南大学留校的很好的朋友一起逛书店。有次在湖南图书城,很偶然的读到了许纪霖老师的一本书《另一种启蒙》,买回来读了之后感觉很受触动。这个可能也和我自己的兴趣比较有关,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湖南大学新闻系刚刚创办不久,整体教学水平也比较一般,学生们课不很多,有很多的自由时间,我当时也属于文艺青年,去旁听了一些隔壁湖南师大中文系的课程,慢慢对文学、思想类的议题有了浓厚的兴趣。

  

   读了这本书之后,由于感触颇多,当时自己又没有电脑,我专门跑到网吧去写下了这些感触并寄给了当时的《书屋》杂志祁光禄博士(祁先生2008年年初车祸去世),编辑觉得不错,就刊发了。这篇文章现在还能找到,叫《“局外人”抑或“介入者”:小议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当然,我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写的可能其实也就那样了。不过,这篇文章是一个起点。当时我收到样刊以后,觉得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我,就专门给许纪霖老师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许老师给我回信了,建议我去读钱穆、余英时等学者们的书,说实话,当时的我对这些作品读的非常少,甚至闻所未闻。收到信之后,我也没有再写回信。

  

   过了一段时间,以为信寄丢了的许老师又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介绍中国的一些讨论思想的网站、论坛并留下了邮箱地址。然后还问我要不要考博士,他在信中说,我写的那篇文章气质比较偏人文,但是新闻专业可能更偏技术性和操作性。相较于历史,可能新闻学并不是非常适合我的精神气质。虽然我当时和许老师没有见过面,但他对我的“诊断”相当准确。当时我教这个专业也觉得挺无聊,犹豫了一下,就打算转考历史系的研究生了。

  

   当然,我觉得走上历史这条道路,也不完全是只有偶然因素,我想我自身的个性其实也有影响,我也是在寻找更适合自己气质的学科。这个跟历史的演进轨迹也很像,历史往往不存在一个很明确的因果链条,充满着偶然性。

  

02

传播学与历史学的结合: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研究

  

   刘亚光:进入历史学的大门后,你又是怎样在历史学中确定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这些具体的研究方向的呢?华东师大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镇,前辈的学人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唐小兵:对于这些研究方向,作为一个本科4年基本上没有系统读过什么人文社科方面作品的新人,我基本上完全不了解。来了上海以后坦白讲受到的冲击很大,如你所言,华东师大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镇,不仅我的导师许纪霖是中国著名的研究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当时的同门王晓渔、成庆、宋宏兄等都非常优秀,他们当时谈论的很多议题和书籍,在我听起来像天书一样。受到了同辈和师长的强烈刺激,当时我读书就非常拼命,想去弥补这些知识上的不足。现在想来,我后来会对这些方向感兴趣,这些影响非常关键,这就如王汎森在《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谈及的那样,同辈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激荡是一个学者的成长极为重要的因素。

  

   许老师除了会在课上有精彩的讲述,还会经常邀请很多顶尖的学者来做讲座。2006年华东师大举办的纪念史华慈诞辰90周年的会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包括林毓生、张灏、李欧梵、叶文心、麦克法夸尔、裴宜理、葛兆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海内外的名家都提交论文参会,会上的许多讨论都让我受益匪浅。华师大历史学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从吕思勉先生到陈旭麓先生再到今年7月去世的王家范先生,形成了一种长于考证勇于思辨的历史研究传统,而像本校杨国强教授、张济顺教授、杨奎松教授、刘擎教授等学者的研究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在华师大人文传统之外,影响我最深的是从余英时先生到王汎森先生的文史研究传统,他们的研究议题、方法、视野和写作风格等成为我百读不厌的经典。

  

   除了同辈的影响,我此前学习新闻学的经历也起到了作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相对熟悉的领域出发,那当然就是和新闻有关。第一次跟许老师谈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说想研究著名的报人储安平。许老师听了之后说,你研究储安平,研究能超过谢泳、戴晴的水平吗?我去阅读了戴晴多年前出版的小册子《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很受触动。我一想,觉得自己是无法企及这种水准的。这个时候许老师建议说,既然你教过报刊史,也有专业背景,不如去看看《大公报》的星期论文,看看能不能围绕公共舆论的问题做点研究。这些每周周日发表于《大公报》的专栏文章是胡适、傅斯年等这些当时北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了减轻每日都要写社评的主笔张季鸾的压力而撰写的。

  

   当我开始看史料的时候,发现我对《大公报》“星期论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文章大都在讨论我关心的公共议题,包括民主与专制、教育变革、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所以我很顺理成章地把新闻传播学和历史研究做了一个结合,做了一个关于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的研究。我后来基本上很顺理成章地就把传播学和报刊史研究做了一个内在结合。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出发,研究给《大公报》星期论文撰稿的这些偏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的出身、阶层、家庭、教育等背景和知识共同体的运作等议题,到了博士论文我把这个议题拓展到了上海《申报》“自由谈”。“自由谈”里面的文章更多是偏左翼的知识分子撰写的,那么这些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北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看待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社会危机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和对策论述?我希望在这个研究中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公共舆论内部的这种多元性、复杂性与冲突。后来这个博士论文在北京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

  

   这个研究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下一步的研究计划。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这个话题在十年前重新吸引了学界的关切和投入,众所周知90年代思想界提倡的是“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的),觉得“革命”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坏东西,应该是要抛弃的。所以当时在史学界,除了专门研究党史的学者,其实不大研究革命史。“新革命史”研究崛起以后,史学界开始围绕中国革命研究一些新的议题,不再只是去讨论“资产阶级是否具有软弱性”或“蒋介石是否一个民族主义者”等这些老问题,而是会去探讨比如中国革命是如何动员的、革命为什么会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发生、革命者的心灵史等问题。正好我自己以前研究过左翼知识分子,也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有过一些交流,在他的建议下就想把当时《申报》“自由谈”触及的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继续往前推进。

  

   《申报》的研究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的聚焦点,主要关心的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版面上发表文章的左翼文人群体。这个研究往前推进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会成为左翼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我们知道上海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资产家都聚集在上海,按道理来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和产业链条的发展,上海这样一个“摩登”城市应该发育出资产阶级的文化,一个哈贝马斯提到的基于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公共领域。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出版了大量左翼的书刊,中小知识青年大量聚集在上海并左翼化。当时出版的著作有很多都是社会科学的作品,根据叶维丽教授的研究,艾思奇的哲学科普类作品《大众哲学》在1949年前更是前后印了48次之多,以至于余英时先生在其回忆录提及1948年前后他也受到影响。作为一个“消费者的天堂”,上海同时酝酿着这种具有反叛性、颠覆性的左翼文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1936年前后,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又要离开上海、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去延安?当时的中共又是如何动员和吸纳城市的中小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过去研究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作品更多集中于他们的文本,我更关心的是这些知识人背后的历史脉络,他们的观念是如何被建构和形塑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的研究方向从把传播学和知识分子研究相结合,又转向到了把知识分子研究与新革命史研究相结合。


03

更关心个体在历史变动中的处境

  

   刘亚光:关于“新革命史”研究,你在《“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一文中提及,新革命史研究注重拓展传统革命史研究的视野,重视新材料的挖掘,比如档案、书信、回忆录等。你觉得这股新的研究潮流对于我们重新认知中国革命的核心意义在哪里?

  

唐小兵: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开始把中国革命放在更加复杂、立体、多元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00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