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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杰:我国国际法研究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反思与祛魅

更新时间:2020-09-23 22:49:21
作者: 魏磊杰  
通过此等智识“传送带”,将社会科学诸研究方法源源不断地引入国际法基本理论之研究,可望最大限度地“挣脱出‘奥斯丁约束体系’的理论桎梏”,打破实证主义支配下的国际法研究“自我设限之特质”。其二,国际法学者似乎往往注目于法律义务之规范意涵,而忽视甚至漠视政治义务的规范意涵,而国际关系理论则恰可有助于他们理解国际法体系的政治功能,理解他们的法律主张依托的基本假定,进而“以有效的方向引导规范性的理想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科际整合路径大体有三:“一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取’国际法原理;二是将国际关系理论‘延展’至国际法分析;三是将国际关系理论‘融入’国际法的分析。”然而,无论采行何种路径,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体系对接”都必须以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化为首要考量,国际关系的法制化次之。也就是说,两个学科的所谓“整合”主要是以国际关系理论为“方法”阐释国际法问题,造就异于传统分析路径的“独特范式”。这是因为,揆诸所有的研究方法,分析实证主义最具有国际法律思维之特质。对于国家权利与义务的精准界定,实难脱离立基于概念与逻辑的实证主义技术分析方法。诸多以国际关系理论阐释国际法的建桥方法大体只能探明国际法“如何”“为何”之问题,而对于国际法关注的“何时”“何地”“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仍需依靠分析实证主义才可济事。同时,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比,其法律性远远不如后者,为防止外部因素如国际经济、政治等对其法律性过度稀释而影响国际法的自主性,客观上也须保有国际法律思维之底色。以希腊神话中迷惑水手而使船搁浅的女妖隐喻国际关系,国际法学家扬·克拉伯斯(Jan Klabbers)曾大声疾呼国际法学者不可沉湎或受惑于国际关系塞壬女妖的美妙歌声,以免沦丧自身学科之自主性,转而诉诸对于既有大国政治之强调。

   与20年前相比,倡导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在我国已经不再是一种新鲜事物,但吊诡的是,此种跨学科研究似乎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仍相当薄弱,产出的这方面跨学科研究成果也远称不上丰富。究其原因,或许大体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学科之间的“关门主义”与路径依赖阻碍了跨学科的发展。导源于美国的“法律与X”交叉学科之所以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遭逢重重阻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法律实证主义传统。法教义学本质上是“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其预设的逻辑起点是“确定或信奉现行法规范及法秩序的合理性,先接受之、解释之和适用之,而暂且不怀疑或批判之”。由此,人们往往“把一套特定的法律事项视为既定的,进而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使其变得更加完满,而无须使用任何其他的经验知识”。在此等原教旨主义的观念支配下,学科之间的关门主义与路径依赖便是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本能反应了。国内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短期内难见妥协,是如此原因;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交叉研究踯躅不前,更是如此。不唯如此,鉴于这种跨学科合作往往“更多地”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问题,此等交流的不对称性更容易造就严重的跨学科紧张关系,不少国际法学者担心国际关系学对法学的“入侵”与“败坏”,由此反而抱持更强烈的排斥与抵制态度。

   其二,学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制约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运用跨学科方法,国际法学者首先要有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能力,而具有这种能力者多应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背景。包括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交叉的所谓“法律与X”思潮,之所以源发、兴盛于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美国法学教育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美国法学教育从研究生阶段开始,这就使得法科人才中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位者比比皆是。在我国,法学院传统上一般只培养单一法科背景的毕业生,这就必然掣肘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说,中国法学界缺乏充足的跨学科人才,是包括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法在内的有关法学之交叉学科在中国无以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当前,我国开设国际法研究生教育的大约50所法学院校中,除了实证主义导向的国际法诸子学科为绝对主导的必修课程外,几乎没有“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课程设置,反倒是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复旦大学为代表的许多高校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科却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就开设有“国际法”的课程。国际法学教育的这种过于细化、自我设限的培养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其他非实证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难以与国际法学实现正面的“碰撞”,并给予其有效“刺激”,这反过来又可能强化甚至固化上述存在的问题。

   有鉴于此,国际法学界早有学者提出,未来需要对此等“泾渭分明”的培养模式进行重新设置,至少可先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列为国际法学研究生的院内选修课程,以为彼此间的理论“联姻”提供平台和渠道。同时,推动两个学科之间“体系对接”的软环境建设,诸如有意识培养跨学科创新人才队伍,实现一种人才层面的科际整合,以及在专门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法杂志,定期开设“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专题”栏目等等。不得不说,这些措施是短时间内容易做到但确实难达到有形的效果。除此之外,更为可行之法,或许可就近从国际法多元分支理论中接过分析方法的“接力棒”,融合中国的国际实践,以期更大限度地扩充国际法研究的格局与视野。毕竟,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这些最新的国际法分支业已融合多元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带到了“国际”领域,直接“引介”,往往更为现成,也更为实用。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使得全球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形成了世纪之交国际关系中国际制度理论的治理转向,更是促发国际法领域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支:全球行政法(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互动国际法(interactional international law)、国际宪政主义(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以及全球法律多元主义(global legal pluralism)。这些崭新的理论分支,较之主流的国际法学研究,甚至较之国际法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法经济学之类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更不那么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而且采用的分析工具更为综合,也更倾向于从整全型视角来审视作为“由多元行为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一种集体行动机制”的“全球治理”。由此,更为适合直接引介用来适度“稀释”当下在我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倡导内外两种路径的引入,意在对当下以实证主义作为主流的国际法研究进行“纠偏”“调剂”而非“干扰”更非“替代”。法学具有的“不可化约的规范性”,“决定了不应当是其他学科如何能够帮助法律学术研究变得更加‘科学’,而应当是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一门学科之预期”。域内法如此,国际法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类同于当下国内法学界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论争,理想的解套之策当为一种中道的“教义法学的社会科学化”,未来国际法学研究的革新也应当导向一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化”:立基于实证主义,但要适度超越实证主义。具言之,牢固坚守对国际法的实证主义阐释,这是固本培元之举。在此基础之上,对内有序但有策略地推进国际法学与国际法史、第三世界研究方法之间的“科内整合”,对外稳步但有选择性地推动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科际整合”。

   (二)继续深化理论与实务的对接与互动

   我国学者对国际法的研究和思索,不能盲目追踪国外研究最新状况,更要精准把握转型之中的我国实际,并服务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这就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法必须妥适处理“国际属性”与“本土特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两者绝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纵观国际法史,格劳秀斯在论证公海自由之际,恰是荷兰海上权力勃兴之时。他的理论为荷兰的“商业型帝国主义”提供了合法理由,正如维托利亚为西班牙的“领土型帝国主义”所做的辩护那般。霍布斯与洛克在17世纪末分别提出“移民权”“生产权”学说,与早期国际法的两块基石“交往权”和“惩罚权”一起,共同证成了欧洲(主要是英国)彼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侵略与扩张。进入现代,美国学者尤其侧重使用武力法、军事法以及对外关系法等领域的研究,而由于受欧洲政治制度、历史构造影响,欧洲学者则更多聚焦于国际组织法乃至“全球行政法”。不难看出,这些立足于本国本土文化、历史、实践的理论自觉,决不是为了建构一套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话语体系,而是为了更好地助益于提出进而解决自身所处政治实体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个国际法学者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其通过与国家疏离来彰显自身的‘国际化’,而恰恰在于其对本国现实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贡献于对国际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构建中。”诚如此言,唯有真确地理解与体认中国的立场与关切,将现实之中国置于问题意识中,而非简单地“以中国为问题”,将其削足适履地硬套所谓的“普世”理论,才能真正洞悉国际法在中国适用、发展、壮大的方向。“不深入了解国内发展形势,盲目地借鉴西方的月亮无法照亮中国。”国际法学既非一种沉湎于实证概念天国之中自娱自乐的学问,也非一套单向度地迎合外交战略所需的短平快式的智库谋略,而是一门立基于缜密理论阐释与系统规范建构并具有高度应用性和现实指向性的学科。当下一些理论工作者之所以难以确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缺乏一线的国际法实践,难以实景地体认国际政治进程中国际法的运作实态以及其间内含的主权国家利益维度。为此,提供更多的制度化互动渠道,增强他们的现实参与感与实际操作感,或许可望实质性地推动这一认知问题的缓解。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冷战结束,基于对国际体制抱持冷漠甚至拒斥态度、国内法治化程度仍旧孱弱以及国际法学者本身专业能力乃至外语运用能力有限等诸多原因,中国国际法学者之于国际法实践的整体作用并不明显;理论研究层面,情形亦可等量齐观:理论与实践彼此脱离、各自为政被普遍视为是中国国际法研究的重要缺陷。此等情况,直至今天,仍未有根本改观。实践部门迫切需要坚实的国际法理论支撑,而学界的研究成果却很难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为“学界不知道政府部门在关注和应对什么,不知道能为国家贡献什么知识和思想”。此等问题集中体现在我国外交决策领域。优秀的智库与研究成果理论上足可助益于国家做出精良的外交决策;而优秀智库与研究成果之成就客观上也需要立基于对国家外交实践的系统梳理、整合与提炼。然而,“由于我国外交工作机制的特点以及外交工作的涉密性,客观上造成‘研究无素材’‘决策无依据’,理论与实践脱节,存在两张皮现象”。

   由此,未来着力的方向应当是,国际法实践者与国际法理论工作者之间必须努力跨越彼此缺少信息互动与协同对接之鸿沟,尽最大可能克服实践者本身缺乏长期跟踪、理论工作者缺乏长期关注之不足。不可否认,近些年,伴随国际法治、国内法治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的崛起,我国国际法学者的作用正在获得重视。鉴于国际法学者对于实现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至关重要,我国政府愈发重视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现实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也主动搭建平台引入“内援”邀请知名国际法学者或多或少地介入国际谈判或国际争端解决。然而遗憾的是,囿于制度惯性与体制架构所限,这些政府部门已经做出的努力大多数似乎是临时救急性的,制度性程度还远远不足,体制内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在既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之上还有待进一步常态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典型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大多仍旧务实性地侧重于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等技术性领域,而在国际公法领域仍旧显得保守,法律与外交的结合尚存重大的调整与改进空间。

重视国际法并将其直接用于服务本国的外交政策,东方的日本与西方的美国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启示。在获得对华压倒性胜利的1895年,东京帝国大学就出现了第一个国际法的教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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