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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杰:我国国际法研究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反思与祛魅

更新时间:2020-09-23 22:49:21
作者: 魏磊杰  
而是力求以此达致一种健康的启蒙与祛魅。道理很简单,只有真正客观地认识它们的不完美性,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对它们的条约解释实践进行充分的鉴别与吸纳。

   其三,缺乏方法论的指导。整体上,条约解释实践的研究对象大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国际统一裁决机构的国际法院的解释实践;第二层次是参考和借鉴国际法院判决的一些国际或区域性专门裁决机构(如WTO争端解决机构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实践;最后层次则是主权国家内部法院的条约解释实践。然而,揆诸当下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除了最后一个层次仍乏人问津外,在既存的诸多流弊中,或许比较突出的问题仍在于方法论上的匮乏。典型体现是,一些研究成果仍旧局囿于对不同国际裁决机构对条约的不同诠释规则、不同适用方法这一表层的引介与评析,而没有更深一步地推进到不同行为者具体选择或裁决得以做出所身处的深层国际政治语境。如此之作为容易单纯基于规范文本对条约解释实践进行整体化一式的整合与提炼,而自然难以得出更为真实及客观的判断。例如,在联合国和安理会肇建之初,文本解释当为与会代表和联合国会员国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的首要选择;在安理会的能力受到质疑,集体安全制度处于困境的冷战时期,就特别需要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目的解释,以恢复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角色。然而步入21世纪后,作为扩张安理会各种行动合法性的基础,嗣后实践规则又被更多地使用。这就说明,研究国际法院对作为安理会权力来源的《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实践,就必须区分安理会集体安全架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定位才可济事。

   条约解释层面存在的上述弊端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可以说足可代表当下我国国际法研究所存在的“泛实证主义”问题。虽这一学术导向展示了国际法法律实证分析的独特魅力,但对于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此等“纯粹的法律分析”似乎无法真正呈现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也无法多元化地审视国际法演变的原理。在这种容易引致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迷思影响下,挺拔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势必遭逢重大阻碍。事实上,学者理论自信不足,理论原创性欠缺,实与研究方法、学术思维层面的画地为牢紧密相关。国际法学思想史中最持久的图景可谓自然法思想和实证主义间的拉锯战,而或许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是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大获全胜。虽然在国际人权等领域,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不可否认“法律实证主义”在整个20世纪仍旧把持着国际法研究的牛耳。学者们似乎往往聚焦于“实证”国际法的规则阐释,对于诸如具体国家政策之正当性抑或国际社会既有立法之正当性之类的议题,兴趣索然。只要具体规则属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类型,尤其是可被定性为现行条约之明示条款抑或主要西方国家国际法学者明确任许之国际法规则,他们往往就径直称其为“实证法”。这种近乎单向度强调对国际法的“实然”进行形式上的分析,强调国际法这一规则体系的“自洽”,进而轻视甚至漠视对其“应然”价值进行的审视,极易造就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道德之间的割裂,进而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

  

   二、对国际法主流研究范式的祛魅与因应

   王铁崖教授曾说:“无论西方或苏联的国际法学说,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说的参考的。但是,就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法学说本身来讲,更需要的还是中国国际法学者自身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舶自西方的观点不可避免带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色、利益偏好和法律东方主义执念,未必全部都能契合东方文明;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多带有西方文化的特质,反映西方的利益取向。不唯如此,就很多问题而言,国际法的原则、规范尚未定型,即便是定型的规则,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整体上,国际法理论大体兼具普世性与地域性的辩证统一特质。由此,我们在引介、研究、借鉴、吸纳这些理论之时,更应当立基于批判性的反思与承续之上,而非照单全收式的盲目依从与再次背书;更应当客观地评价与运用这些理论,而非为这些理论所评价与运用。

   申言之,我们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平等对话应当建立在对该话语体系了然于心的基础之上,只有发现其潜藏的内在张力和逻辑矛盾,我们才可能有的放矢地揭示该话语体系的不足,进而在可能且可行的情势下“代入”中国的理念与主张,表达中国的话语和立场。而这就需要对传统国际法观念及其所支撑的国际法主流研究范式进行深度祛魅。立足于当下中国国际法研究的现状,对国际法主流研究范式进行祛魅的策略大体有三:首先,在研究路径上,倡导从内外两个基本维度着力,以求渐进实现国际法学科的“科内整合”与“科际整合”。其次,继续推动国际法理论与实务的对接与互动。虽然对话的主要对象是我国的国际法学研究者,但“一厢情愿”难以济事,有效对接机制之建构最终仍需实务部门的认许与落实。最后,真正挺立国际法研究的智识主体性,提升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质量,还应在基础层面改进国际法教科书,逐渐增添其本土化的色彩。

   (一)内外两种研究路径之倡导

   一方面,在国际法原理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加大对批判主义法学理论或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关注,以期作为一种“调剂”来平衡单向度的法律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的影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或许主要受制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国际法领域的学者对其学科的历史并不关心。然而,在过去20年,国际法学发生了所谓的“史学转向”(historical turn)。这一转变不仅要求该领域的重新定向,也呼吁对学科传统路径的回归。19世纪后期,随着专家群体、专业期刊和大学教席的出现,国际法成为了专家的独享领域。而当下的这一转向,使得国际法学有些像回归到了前学科的状态,回到与其他不同学科(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理论等)的对话之中。最能体现史学转向这一特点的著作是马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于2000年写出的《万民的温良教化者:一部新国际法史》(Gentle Civiliser of Nation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而安东尼·安吉(Antony Anghie)于2004年完成的《帝国主义、主权和国际法的诞生》(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则是另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国际法学史学转向的主要原因受到了后殖民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新版《牛津国际法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最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思潮对于国际法史学的影响。编者们坚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捕捉全球史中的最新发展,并以此作为此书最为核心的任务。一直以来,国际法被认为是欧洲法律系谱对周边世界的解放事业。而突破此等既有的狭隘欧洲视角,就意味着当下学科需要践行彻底的“全球化”进路。一方面,这种进路意味着不仅从欧洲国家间的交往,而且从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包括近代早期亚洲商业帝国的交往中追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类型。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呈现出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如何对国际法理论中的核心教义进行重塑的。整体上,这些学者强调国际法的“压制-解放”双重面向:一方面,国际法是(主要是欧洲/西方)权力滥用的同谋;另一方面,它也为批判提供了潜在资源。实证主义者希望国际法可以提供一个超越或外在于政治的视角,就像人权法的许多倡导者憧憬的那样,仅仅成为一套解决争端和救济侵害的技术性词汇和机制。然践行史学导向的学者们却认为,历史的叙说不可避免地暗含着特定的政治性,国际法不是脱离政治的避难所,而是一个政治性的叙事。不难看出,此等问题导向与左翼国际法批判论——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Third World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 TWAIL)——存在诸多的承续性耦合,进而具有了在继受语境下将两者做等量齐观之观察的基础。国际法主流学派总体上有意忽视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解构国际法这种方法深刻揭示了“国际法内部的矛盾性”,而正是这种批判性的研究视角对于改进我国当下过度“偏食”的国际法学研究最有价值。近代半殖民地式的特殊历史构造与现今拥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更是决定了较之其他域外智识资源,这种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在我国具有发扬光大的先天优势。

   具言之,首先,立基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乃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采用的最根本方法。对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的学者们而言,只有置身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鲜活的历史中,国际法才有意义。这种方法的两个重要思潮即源于此。第一个思潮是,由于殖民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的惨痛经历,国家间权力关系,实际上影响国家、人民之间的权力分配方式的国际规则或制度等对第三世界人民来说都非常敏感。“通过对过去欧洲殖民国家采用的方法和策略的描述,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学者能够认识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存在这样相同的方法和策略,并且能够揭示出这些方法的变异或继续在今天存在并制造出不公平。”第二个思潮是,这些人民的切身体验,而不仅仅是国际舞台上代表这些人民的国家的体验,是评估国际法规则的视角。“从第三世界人民的切身经验出发,通过评估实证主义的规则……学者们想要将国际法从一种压迫性的语言转变为一种解放的语言:一套反映和体现第三世界人民斗争与愿望的规则和惯例体系,并因此促进真正的全球正义”。

   其次,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运用了怀疑论的方法来审视现代国际法。他们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劣势地位并未因全球化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机构中的权力优势,制定全球化的国际法规则、标准,限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以维护其既得利益。为此,他们反对试图将源于欧洲的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思想、经验视为普遍化的东西。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活跃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一代(如Georges Abi-Saab、R. P. Anand、Jorge Castaneda)不同,第二代TWAIL学者的代表性人物(如Antony Anghie、B. S.Chimni等)并非意在彻底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否定整个全球资本,改变不可能改变的事物,而是更多地将理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霸权意识形态的坐标”,使得人们可以了解存在哪些坐标,并进而确定渐进变革的立足点。

   不难看出,无论是国际法学的史学转向,还是左翼国际法学的批判论,理论矛头本质上都是指向传统国际法观念,力求在一种全球视角之下对其历史与现实进行一种立体式的审视与评估,最终以期解构欧美中心主义式的国际法史观及其背后依托的西方文明史观的单元化叙事模式。这种与主流国际法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分析视角不仅具有可堪给现有国际法理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的潜力,更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我国这样的非西方大国在未来国际法学研究中挺拔自身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铺垫。即便从最低限度的意义来看,这种研究视角也可启发学者们在分析研究国际法时应从多种角度进行,使得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中国国际法学者反思和审视自己所执持的法律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另一方面,在国际法原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让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研究走出分析实证主义的蜗居,倡导一种“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化建桥路径”,更为灵活且广泛地接引国际关系理论以阐释国际法原理,以期生产出更多的国际法专门知识和分析框架。根据肯尼斯·阿伯特(Kenneth Abbott)的观点,国际关系将法律规则与法律制度置于其政治系统,弱化了理论分析之抽象程度以及自我设限之特质,借助建设性之方向引领规范性的理想主义,最终满足具体的法律渊源与规范性结果的理论偏好。这其实是在说国际关系理论之于国际法研究的两大意义。其一,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诸方法系统地整合成的一个“工具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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