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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王丹莉:全球化视角下的双循环战略

更新时间:2020-09-22 01:35:36
作者: 王曙光 (进入专栏)   王丹莉  

   【作者简介】王曙光(1971-),男,山东莱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农业与农村;王丹莉(1979-),女,内蒙古赤峰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新中国经济史。

  

   【摘要】双循环战略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系统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决策。双循环战略和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既与“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的重大调整。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语境的历史变迁和发达国家“去全球化”与“再工业化”的根源,回顾了我国四十多年来开放发展格局的演变过程,从全球化视角深入阐述了双循环战略的战略背景。本文认为,未来应从“系统动态均衡”方法论出发,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系统动态平衡、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系统动态平衡、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动态平衡,这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双循环战略;系统动态均衡;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一、循环战略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系统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决策

   把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基本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以更大的力度和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机遇已经来到,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崭新格局加速形成。1988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对外开放度大幅提升,通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两头在外”的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和全球要素市场,加速融入国际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促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前10年,在短短的20年左右时间内,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要素配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国之一、贸易依存度最大的经济大国之一,同时也成为全球能源和资源进口最大的国家之一,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我国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循环,成为几十年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最大限度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也为全球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1]。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参与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6年左右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0%以上,表明我国出口导向型、外贸拉动型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非常明显,这一特征尽管表明了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及推行开放战略的决心和力度,然而对于任何拥有超大规模经济总量的国家(如美、日、欧盟国家)而言都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2006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微妙的、及时的转变,在继续强调扩大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不断强调扩大内需。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美国、欧洲经济的衰退和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中国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空间变窄,外需不足逼迫中国必须扩大内需,向内挖掘潜力。因此,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高层已经深刻意识到2006年之前过度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规模超大国家的内在弊端和潜在风险,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在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同时,侧重点转向扩大内需,同时大力推动国内的供给侧改革,一需一供,从供求两个方向同时调整战略,试图在更好的水平上畅通国内循环,解决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所带来的积弊。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实现去产能、去杠杆、防风险、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十八大以来又特别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强调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际上是试图从更深的层次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问题,以适应全球化的新趋势、新变化。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要点在于以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为目标,全面优化和创新经济运行机制,改掉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落后制度。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沿续了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等提法,再次强调“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提法与十几年以来全球市场的动荡变化有深刻的内在关系,与美国近年来掀起的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等有深刻的内在关系。

   2020年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两个因素的重大变化,使畅通国内循环、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更加突出,中央开始针对国内外经济政治情况的新变化进行发展格局的调整,而这一调整,既是对当前疫情和国际局势的针对性适应,更是近年来国家发展战略符合逻辑的延续与深化。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7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2]《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可以说,“双循环战略”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系统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决策,同时也是我国近十年来针对国内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全球市场新格局而采取的战略举措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拓展。本文侧重从全球化历史变迁以及全球化思潮的历史演变视角,对全球化语境的变化和新型全球化的特征进行系统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中对新型全球化的应对措施以及开拓中国开放发展新格局的战略举措。

  

   二、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全球化语境的变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二战的结束,随着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经济金融政治组织的成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世界经济、金融、贸易体系的一体化程度空前加深。五十年代开始的长达40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虽然在表面上将世界“隔绝”开来,实际上两大阵营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却以另一种形式加深了各国以区域为边界的在经济、金融、贸易上的相互依赖。正是在这一“冷战”时期,全球进出口贸易迅猛增加,欧洲在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单一欧元货币区的构建,美元在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亚非拉等被殖民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这些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迅速融入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大循环中,为全球一体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可以说,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是全球一体化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前殖民国家(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型,是东西方“冷战”所催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全球事务参与度的提升,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奠定以及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构建。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人类空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承担了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战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推动下,欧洲、日本、德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在二十年中实现了经济的再度崛起,并进而与美国一起参与了对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红利的瓜分,到二十世纪末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国际贸易规模和国际投资规模在全球占据绝对垄断地位,这些国家是全球化红利的主要获得者,因而也是全球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者和全球化舆论的主要鼓吹者。凭借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组织中的话语霸权与规则制订权,发达国家逐步把全球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裹挟到这一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框架与规则中,并逐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中施加更多的影响,以推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市场的开放。在全球化浪潮席裹下的发展中国家,一部分通过贸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而实现了经济的转型与崛起,如韩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但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则陷入“贫困陷阱”,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出现了“二元分裂”的特殊图景。全球化的鼓吹者认为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新时代,随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人类信息社会的到来、各国经济金融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自外于全球化体系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全球化将把人类的文化文明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互联互通和全球化的加深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也有很多人意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加深背后的弊端和消极影响。正是在人类全球化空前加深的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版图的分裂也在加深,全球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所增大,陷于“贫困陷阱”的穷国(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被剥夺者”,他们没有获得全球化的红利,反而付出了巨大的发展成本,这些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增强了对富国的依赖,丧失了经济发展和制订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在全球化话语大行其道的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大量“去全球化”的呼声,使得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出现了分化。关于全球化是否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的福利改善、是否能够使更多国家受益的争论早已开始,即使是西方学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这些对全球化的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明显增强了[3-5]。然而由于中国在这二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仍然在积极拥抱全球化并利用全球化推进中国自身的经济成长与体制变革,因此中国整体上对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语境并不能感同身受,对于这些全球化的质疑之声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

  

   三、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与“再工业化”

饶有意味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本来在全球化中一直起引领作用的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危机,促使这些国家对全球化进行全面的反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倡导者态度的转折性变化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国的兴起。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6]。催生“逆全球化”潮流的重要经济背景乃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引起的美国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高负债率和低储蓄率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弊端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制造业的大量外移所导致的产业空心化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降低美国本土的经济增长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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