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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王丹莉:全球化视角下的双循环战略

更新时间:2020-09-22 01:35:36
作者: 王曙光 (进入专栏)   王丹莉  
其制造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美国成为高失业率、高贫困发生率和贫富差异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严重削弱美国自身增长的后劲并消蚀美国人对本国制度的信心。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战略,虽然看起来代表着一种“反全球化”的趋势,然而这一战略却正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高失业率和高贫困发生率等美国危机的必要措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空心化现象以及由此采取的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努力与美国类似。

   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矛盾在全球化深化的过程中也日益凸显出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兴起,这些国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使全球产业链格局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原来专属于发达国家的巨大全球市场被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分享和分割,尤其是中国等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进步,使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的不断被侵蚀,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猛烈地以推行全球化为手段以占有最大产业利益,其产业链向全球的转移规模日益扩大,这一产业转移所造成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就业乏力、内需不足、劳资关系紧张、国民收入二元化和贫困化加深以及产业的空心化,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度优势。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和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回应了这一挑战,本质上是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修正。正是从这种“美国优先战略”出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才以民粹主义为旗帜、以挽救美国经济和美国制造业为目标,对全世界跟美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发起了密集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尤以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术战最为激烈,然而这一战略并非只针对中国,实际上以“美国优先”为号召的保护主义的矛头对准了所有对“美国优先”造成妨碍的国家。从极端倡导贸易自由主义和门户开放,到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旗手,美国战略的转变并非是非理性的反全球化战略,而是针对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一种适应性的回应。

   美国从贸易自由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转变,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上了宝贵的一课,中国的知识界终于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从不是一个固定的、僵硬的、永恒的真理,而是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今天我们深入观察欧洲、美国、日本的制造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可以看出,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即使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产业或贸易政策的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倾向亦不是一成不变的,贸易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种绝对的经济伦理。美国在其经济崛起的初期同样经历了通过关税保护等举措加速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这与其在二十世纪大力倡导的自由主义存在显著的区别[7],而到了21世纪,美国为了因应自身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挑战,又开始进入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全球化进行反思的新阶段。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需要根据自身状况和外部环境进行动态的调整,这正是观察历史上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最正确的方法论,当然这一方法论也适用于观察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我们观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增长战略的转变与调整,也同样需要这种动态的眼光。

   应对制造业外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利用各种政策措施促使本国制造业的回流,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一个崭新的特征。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启动了重振制造业的规划和努力,“再工业化”的推进与实施是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已加大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出台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法案,从税收、信贷、融资等方面为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科技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与新兴产业都是美国振兴制造业的重点。加速制造业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等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倾向在特朗普上台后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以更大力度支持和刺激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带动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整体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仍保持着增长的态势[8]。

   和美国相比,日本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出现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2012年以来,在华日资企业不仅撤资意愿增强,涉及的行业面亦逐渐扩大[9]。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成本的上升是促使日资企业将生产基地回迁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和刺激就业,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相继确立了自己的产业扶持重点,加大对于制造业及科技研发的综合支持力度。在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保持必要的实体经济规模和技术优势为各国所强调。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后期所表现出的“去工业化”倾向被近年来的“再工业化”战略取代。这一新的变化趋势改变了人们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解,一度不断提升虚拟经济比例的欧美国家开始重新寻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合宜比例。在保障国家安全、推进技术进步、保障就业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与作用。

   当然,也必须看到,在产业回流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所着力推动的并不单纯是传统制造业的回迁,还有技术与产业的升级,后者才是“再工业化”的核心所在。在高端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分工调整中的位置,因此,相关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升级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止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还可能会带来技术的遏制与封锁。对于仍处于技术追赶过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要通过引进的方式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不容易。

   总体来看,尽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互联互通的深度增强,但是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在增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更加强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会明显增大全球经济、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易的不确定性,贸易冲突、技术交易壁垒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一趋势将是未来全球化的一个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战略,实际上表明这些国家在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约束的时候已经采取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结合且更加重视国内循环的新策略,这一战略转型对于解决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低迷和内需不足等问题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双循环战略与中国开放发展格局的演变

   双循环战略和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全球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已经是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市场波动及需求变化对于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回顾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格局的不断修正既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所面临的挑战的一种“相机抉择性”的回应,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洞察与适时调整。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初步参与全球化,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逐步加深,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贸紧密地联系起来,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奠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有25%左右,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有所提升,世纪之交时达到40%左右,从这一时期起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开始高于进口依存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迅速地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当中,对外贸易依存度亦开始大幅度攀升,2005-2007年连续三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已明显不同于入世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在少数年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仍有小幅增长,但整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2015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至35.6%,这也是入世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首次低于40%,大致相当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而在此基础之上2016年和2017年又有小幅的下降。这一变化本身意味着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在不断的调整当中,一方面是国外需求的下降,一方面则是国内需求的提升。

   图1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1985-2017)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中国海关出版社2018年版,第964页。

   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近二十余年间中国对于国内需求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决策者和学术界对过度依赖外贸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反省。而在每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经济危机中,内需都是中国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引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大幅减少,中央从1998年开始推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放松银根,同时拓宽消费领域、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通过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拉动确保了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度引发世界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乃至国内经济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影响,“扩内需、保增长”依然是稳定经济的关键。事实上,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之潮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重新泛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而中国分别遭遇了其中的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10],而今天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是极为频繁,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正在成为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考量之一。

   2007年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1%,这一指标在2008年迅速下降至9.0%[11]。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并不稳定,有的时期甚至为负,而内需则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消费已连续六年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12]。可以看出,在近年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内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外贸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这一历史趋势的形成是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如供给侧改革和刺激内需政策)的共同结果。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内部需求都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要素。

近几年来,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多变,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级,英国的脱欧、德法等国右翼势力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无一不是打着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旗号[13],所有这些都给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贸易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外部需求的变化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发展战略做出及时的调整,在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构建全新的开放格局以适应全球化的新变化和新形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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